大流行病进入第三个年头，病毒不断突变站稳脚跟，不过，因为疫情而起的中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却“松动”起来，黑手悄悄伸进二审草案。
今年9月，微信的动物保护和环境生态公众号叮咚响个不停，一篇篇发文和讯息传来集体焦虑感，因为《野保法》二审修订草案意见征集9月2日开跑，动保学者、工作者像是跟时间赛跑似举行线上说明会和研讨会，试图阻止草案走上老路。10月1日公众意见征集结束，3806人在中国人大网站提交意见，4日迎来“世界动物日”，今年的主题是“共享地球”（A Shared Planet），《野保法》要走到这一步还有多远？
新草案走回利用老路
打开新草案，海内外专家叹了口气，给了三个字：开倒车。这一部保护法表面上为野生动物撑腰，骨子里却修成了“野生动物利用法”，动保人士忧心忡忡提出“野味回归”的隐患，而且是光明正大合法合规的野味重返市场。
“在世界范围内，野生动物保护法方面的修订趋势，它已经朝向维护生态系统的丰富与活力、拯救濒危物种，以及严防野生动物不当利用的发展方向。”中国环境伦理学研究会常任理事莽萍语重心长说，“我们的法律里面对野生动物的利用还是太多，它跟整个生态文明建设的方向还是有一些偏差，跟世界的野生动物保护潮流也有很大的距离。”
莽萍指出，全国人大常委会在2020年2月24日通过《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简称《决定》），这个《决定》要求全面禁止食用陆生野生动物，包括人工养殖的陆生野生动物，《野保法》的修订应与《决定》的原则和精神保持一致，这就是为什么公众质疑二审草案明显退步，没有遵守《决定》的一些重要原则。
三有动物陷入囚笼
二审草案引来的最大质疑声浪是放开“三有保护动物”（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的人工繁育，2020年10月公布的一审草案要求三有动物和地方重点保护动物的人工繁育需要申请许可证，不过，二审草案大翻盘，三有动物的人工繁育取消许可制度，只需向县级人民政府备案，私自非法繁育仅要求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罚款也不痛不痒，处以人民币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无异于打开人工繁育的大门。
这是很要命的逆袭，狠狠把三有动物推向炼狱。野保组织“让候鸟飞”发文表示，以2021年12月国家林草局发布的“三有保护野生动物名录”草案来看，共有1789种动物列入名录，这意味着上千种陆生野生物种的商业化人工繁育活动几乎要全面放开，因为非法繁育的法律成本极低，甚至可以说是零成本零风险。
二审草案不只降低养殖门槛，也为野生动物的商业利用铺路。“野生动物被捕捉，然后洗白进入繁殖场，下一阶段经过驯养，具有稳定人工选择经济性状，人工繁育技术成熟，就可以依法列入畜禽遗传资源目录。”行动亚洲ActAsia创办人兼执行长苏佩芬直指一些条款的漏洞，“整个法令对野生动物的商业性利用有合法的三阶段过程，这将带来一连串隐忧，包括野生动物的贸易增加、工业化的密集养殖、野生动物栖息地被破坏，以及公共卫生风险。”
白名单扩大黑色链条
当野生动物列入畜禽目录，《野保法》的保护伞也就被收起，顺理成章端上餐桌。这样的“政策转弯”几乎与SARS期间的历史脉络一致，野生动物的商业利用先是“一刀切”，继而在养殖行业的“解禁”呼声下，一口气出台54种可以人工养殖的“白名单”，如今二审草案的名单却涵盖上千种野生动物，这可让动保人士焦急有如热锅蚂蚁。
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专家谘询委员会委员周海翔认为，成熟的养殖技术不能作为一个标准，只能作为一个前提，标准应该来自两个方面，第一它是否会威胁到公共安全，第二监管是否切实可行，之前的所有监管证明是不可行的，因为市场上流通的大量动物其实都是洗白的。
“三有动物的放开能拿出可行的监管措施吗？现在是否有成熟的监管措施？如果没有，那你放开就等于倒退，就又回到从前。这个放开更大的程度是为了利用，从盗猎到洗白本身就是让利益最大化，不能说养殖技术成熟，他就会按照这个去养，因为盗猎成本太低了，谁会这么傻呢？”周海翔反问，“由于盗猎的分散性、隐密性，以及打击盗猎成本无限提高和不可操作性，只有在链条的末端去管理才有效，也就是市场管理，禁止食用这一条最关键。”
周海翔分析，现在为什么死灰复燃，第一个是新冠病毒来源问题，有人说它不是来自野生动物，第二是野生动物巨大产业链里面的利益太高了，广东省一年的野生动物公开的产业收益是7个亿，背后还有暗利，这个放开会让很多人，包括管理部门从中获益，第三这次的人大立法不是从生态角度去考虑问题，而是从公共安全角度出发，当事件过去一段时间后就会被人们淡化。
疫情下，欧洲国家对皮草养殖场大刀开铡，可作为中国借鉴。苏佩芬表示，北欧、东欧拥有成熟的皮草养殖技术，甚至把养殖技术引入中国，但是现在欧洲已经有20多个国家废除皮草养殖，今年9月拉脱维亚也通过皮草养殖禁令，荷兰原本预计2024年终止皮草养殖，提前至2020年底就结束了，虽然养殖技术成熟，但是只要跟公共安全、人类健康有冲突就废除了，这值得学习参考。
盗猎洗白的获利套路
一旦放开三有动物的人工繁育，不受控的盗猎洗白体系，势必威胁野外种群。周海翔是知名的鸟类专家，他举鹭鸟为例，有一回广东志愿者一次跟踪查获1万8千只鹭鸟，养殖场都有合法手续，但是据他所知，鹭鸟没有在人工环境下产卵的，所谓的“人工繁育”其实是每年不计其数来自野外盗猎，以辽宁省5、6个鹭鸟集中繁殖的栖地来说，每年都有省外来的盗猎者，偷盗后卖到养殖场再洗白。
“让候鸟飞”长期关注非法鸟市，发现涉案物种多为三有保护鸟类。让候鸟飞团队曾前往青海德令哈调查两家雁鸭类养殖场，现场主要驯养斑头雁、灰雁和赤麻鸭，每年4月底至7月的斑头雁繁殖产卵季节，当地牧民会到繁殖地捡鸟蛋，养殖场把蛋收过来，再用自己的机器去孵化，2019年7月志愿者在繁殖季尾声调查时发现，养殖场内有各种天数、不同大小的雁鸭，孵化器还有几千枚鸟蛋，却连一只种雁也没有，由于养殖场的证件齐全，缺乏直接盗猎和收购的证据，无法直接举报立案。
“实际上这两家养殖场养成一些雁鸭幼体后，再转手卖给安徽、江苏等各地养殖场。”让候鸟飞循线发现黑色链条流向，“这些养殖场有两个途径，一个是卖给野味市场，还有一个很大的需求是卖到各地动物园和景区，去做一些放飞表演之类的。”
为动物展演护航
《野保法》二审草案继续写入动物展演，这也和淘汰动物表演的全球趋势脱钩。身为“动物园观察”发起人的莽萍指出，人大常委会的《决定》仅提及科研、药用、展示等特殊情况，没有为动物展演开列例外，二审草案与《决定》的原则与规定不一致，野生动物表演或展演没有任何积极的科普意义，同时大幅增加安全风险与公共卫生风险。
中国绿发会拯救表演动物项目负责人胡春梅表示，《野保法》从1988年通过到这次二审修订草案，当中都有一条关于禁止出售收购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规定，但紧随其后又是一条允许出售、购买、利用的条款，同时随着野保法的修订，特殊情况不断增加。以展演来说，对于动物没有任何保护意义，它纯粹出于商业或是娱乐目的，现在大陆地区有近700家动物园，并以营利性企业、未加入行业协会的居多，近年新建的动物园增加很多游乐设施，动物展区比例下降。为了谋取利益最大化，很多动物园还会有投喂、骑乘、合影等零距离接触互动项目，安全隐患大。
“基本上一半的动物园有动物表演，这样的表演是动物的非自然行为，它是不利于动物保护，也不利于生态文明建设的。”胡春梅深入访查超过百家动物园，“另外，鲸豚类动物、鳍足类动物（海狮、海豹等）大多数来自野外捕捉，然后被进口，对于野外种群，尤其是对一些地方性小种群，这可能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
这些野生动物进入人工环境被训练表演，往往躲不过短命的结局，胡春梅感慨以海狮为例说，一些商场常举办夏日狂欢活动，海狮流动在不同商场表演，每年因为这种商业性演出造成约30只海狮死亡，淘汰率非常高，又从野外捕捉，进一步加剧生态的损失，这样的表演无法让观众建立对野外种群和栖息地的认识，反而可能误以为牠们被保护得很好，所以才有这么多。
公卫安全和多样性被消失
事实上，这一轮的《野保法》草案并未在总则列入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和保障公共卫生安全两项重要原则。莽萍指出，2020年的一审草案将“防范公共卫生风险”列入总则第一条，时隔两年，二审草案却删除了，防范公共卫生风险是血的教训，这可以说是经历数次重大公共卫生风险之后换来的法律修订；另外，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的规定应该在《野保法》中占有重要的份量，总则应加入栖地保护并加以界定。
大疫之年，科学家接二连三提出论证支持野生动物保护和公共卫生安全两者密切相关。苏佩芬提醒，二审草案修订时要重视科学性，因为人畜共患疾病不断爆发，这些动物被迫离开原来的生存环境，导致人和动物之间的安全距离降低了，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显示，75%至80%的新发传染病来自人畜共通疾病，而且野生动物的商业性利用只是少数的产业获利，短期利益好像可以帮助经济发展，甚至是扶贫，不过，从国家利益和地球村来看，它的成本和损失是更大的。
生物多样性也在这一部法律缺席，“《野保法》几乎所有的条款都冠以国家重点保护物种，只有一条提到，在狩猎这个环节上是所有动物都不允许的。”周海翔窥见选择性保护的问题，“从共生的角度来讲，从生物多样性的角度来讲，只保护一些少数的物种，这种理念是错误的。”
《野保法》无法为所有野生动物撑起保护伞，生态基石摇摇欲坠，下一次瘟疫能逃过劫数吗？
撰稿、制作和主持：麦小田 责编：陈美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