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 | 绿色情报员:谁看见黑与白 从京京移监到团团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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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中国四川的大熊猫“京京”和“四海”被派到卡塔尔世界杯足球赛打头阵,11月17日赶在开赛前亮相;两天后,台北市立动物园的同乡“团团”因脑部病变恶化被施以安乐死。黑白萌样的熊猫总是拿下话题焦点,不过,牠们背后有多少“黑与白”没被看见?

从台湾到卡塔尔,不同的熊猫主角却有着相同的故事脚本:自幼在中国圈养繁殖,再“移监”异乡,终其一生困在囚笼。近十年来,全球圈养大熊猫数量几乎翻了一番,尽管大熊猫在媒体和社群网络狂洗版,“团团”病逝消息甚至一度登上微博热搜第一名,保育动物沦为“打工仔”和“外交筹码”的事实却始终被忽略。

“京京”和“四海”从四川移居卡塔尔的豪尔熊猫馆,这是大熊猫首次落脚中东地区。(法新社)
“京京”和“四海”从四川移居卡塔尔的豪尔熊猫馆,这是大熊猫首次落脚中东地区。(法新社)

“大熊猫基本上是野生动物,在人工圈养环境中,无论人类提供给牠什么样的条件,对于动物而言都是一种囚禁,更不用说台湾是亚热带地区,本身不会有熊猫,而且也不适合熊猫居住。”独立学者、北京清华大学博士龙缘之对“团团”之死感慨说,“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但是无论媒体或一般民众,甚至是官方都完全漠视,而且转移了关于动物福利、动物权利和保育的焦点。”

龙缘之长期针对人工圈养大熊猫进行田野调查,博士论文更聚焦大熊猫保护议题,她走进四川10处自然保护区和保护小区深入调查,足迹涵盖“团团”的老家卧龙自然保护区,以及“京京”和“四海”出生的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神树坪基地。最近她出版《寻找动物乌托邦:跨越国界的动保前线纪实》一书,纪录在世界各地的动物保护现场观察,其中一个章节正是探访大熊猫的故乡。

以科研为名放洋打工

“京京”和“四海”的新家在卡塔尔的豪尔熊猫馆,中国官方的说词是“我国与中东地区首例大熊猫保护研究合作”,牠们也被赋予阿拉伯文名字“苏海尔”和“索拉雅”。这个热带沙漠性气候国度让世足赛由惯例的夏季赛事延至11月,大熊猫也只能猛吹冷气“见客”,世界杯期间,牠们还得客串“预言家”,在beIN体育频道预测每场球赛的获胜者,这是哪门子国际保护合作?

中国和卡塔尔各自盘算的是一门“生意经”。龙缘之指出,中国从1982年起不再将大熊猫作为“国礼”赠送外国,转而以科研合作为名义,进行为期10年左右的租借活动,外国动物园要有强大的金援背景,每对熊猫每年要支付给中国大概100万美元的租金,虽然款项号称用作熊猫保育,实际上会如何操作使用却不受任何监督,这一笔租借合约为双方带来很大的利益,包括两国政府的政治和经济考量,动物园还可以招徕大量游客,制造周边商品的厂商也从中获利,但是熊猫在其中却是被牺牲,熊猫保育是否收效也要打上大问号。

“熊猫经济”吸引各地动物园趋之若鹜抢租,不过,高额的租金和照料开支也让园方吃不消,陷入养不起熊猫的难题。龙缘之表示,过去有马来西亚“先租后退”事件,这几年因为疫情关系,全球很多动物园的游客量都不如以往,面临营运困难,有些动物园将动物安乐死,日前芬兰、加拿大都曾经传出考虑提前将大熊猫送回中国。

生育机器的死亡呻吟

大熊猫不但被当作“摇钱树”,也被迫成为“繁殖工具”,根据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的统计资料,目前全球圈养大熊猫的种群数量为673只。“团团”的一生写照着圈养繁殖史,牠的曾祖父是1990年亚运会吉祥物“盼盼”,“盼盼家族”是中国人工圈养猫熊中最庞大的一支,枝叶繁茂的族谱却没记载遗传演化和动物保护的争议。

圈养大熊猫沦为“生育机器”,主要透过人工取精和受精产出子代。(法新社)
圈养大熊猫沦为“生育机器”,主要透过人工取精和受精产出子代。(法新社)

“公熊猫盼盼的后代超过130头,在2017年的圈养群体中,超过四分之一的大熊猫都是牠的后代,近亲通婚已成为人工繁殖大熊猫的明显问题。”龙缘之从“超级大家族”看见危机,“人工圈养的大熊猫最初来自野外,这群最初建群者是46头来自野外的熊猫,而到了2010年,圈养族群已经达到300头以上,盼盼在内的4头建群者的后代总数,占彼时圈养种群的60%,也就是170头以上。在这样的背景下,人工繁殖的第二代和其后代容易发生遗传退化的问题,因为基因如果过于单一,导致的结果是一次疫病就可能造成大规模死亡,一直到2009年,大熊猫繁殖应该要优生优育的观念才首度被提出。”

人工取精和受精过程也是一种折磨,“公熊猫要经过麻醉后,然后透过一个类似玉米棒的东西插入牠的肛门,去电击直肠,使牠不由自主地流出精液。”龙缘之说明,“母熊猫则要被全身麻醉后,进行人工授精。”

她进一步点出问题,这背后除了动物福利可能不受到保障以外,实际上人工取精曾经导致大熊猫的死亡,比如中国送到日本的大熊猫“兴兴”就在人工取精过程中因吸入呕吐物而窒息身亡,最重要的是大熊猫并不需要人为介入去进行繁殖,牠们的野生个体的遗传多样性并不少于其他野生动物,所以这其实是人类“愈帮愈忙”、动物备受折磨的一种具体体现。

不过,人工授精却始终是繁殖的主要手段,“在我所到访的自然保护区或小区内,只有雅安碧峰峡一处基地,会让发情期的公、母熊猫经人为配对后有机会自行交配,即使如此,牠们仍然要进行人工取精和授精,增加怀孕机会。”她叹道,“据保护区工作人员表示,其他所有的人工圈养环境下的大熊猫都是使用人工取精和授精的方式进行繁殖。”

为了繁殖出更多的大熊猫,科研人员还缩短熊猫的育幼期,母熊猫沦为生产机器。龙缘之表示,在自然环境中,母熊猫产仔后大约有一年半到两年的育幼期,不过,圈养的幼崽大多在半岁内,母子就被强行分离,好让母熊猫尽快再进入发情期、怀孕,然后生下更多的孩子。这种做法可能导致幼崽的发病率上升,而且缺乏足够的时间向母亲学习行为,可能会影响牠们性成熟后的繁殖行为,但讽刺的是,这些产仔量大的母熊猫却被称为“英雄母亲”,好比“圆圆”的母亲“雷雷”一生中共产下5头子代。

听见熊猫咪咪的主旋律

回顾1980年代中国的抢救大熊猫行动,看在专家眼里,打从一开始保护方向就“走歪”了,圈养熊猫的数量从此开始增加。

龙缘之指出,在1970和1980年代,四川的熊猫栖息地出现竹子大规模开花,竹子开花后会枯死是规律的自然现象,当时却引发人们对大熊猫食物短缺的忧虑,因此在竹子第二次大规模开花时展开抢救大熊猫行动,实际是打着“救援”的旗号,上山大肆捕捉大熊猫,而当年“被救活”的大熊猫就变成了现在圈养熊猫群体的“祖先”。

“直到今天,中国民间仍传唱的歌曲〈熊猫咪咪〉,描述了大熊猫在竹子开花时等待人类救援的处境。”她提起这首洗脑歌曲,“从科学的社会传播角度来看,这个抢救行动是很荒谬的,因为对于自然知识和错误因果关系的挪用,一直到今天也很少有人意识到历史带给我们的教训。”

事实上,大熊猫的生存危机不是因为缺粮,龙缘之在田野调查时发现,早期熊猫面临人为捕捉和盗猎的威胁,继而由于森林大面积砍伐,导致栖息地破碎化,根据北京大学潘文石教授的研究文献,1980年代在42个大熊猫分布县中,共有27家大型森工企业和各县的伐木场,原先的有林地变成无林地,乔木林成了灌木林,在1975年至1988年间大熊猫的栖息地范围大约减少了50%,直到1980年代末,栖息地已经被割裂为20多个斑块。

沸沸扬扬的抢救行动之后,中国熊猫保育快步迈向圈养和繁殖之路,“圈养繁殖大熊猫的好处,是使得人们不必从野外再捕捉。”龙缘之引述中国研究大熊猫的权威专家胡锦矗的说法,“这个答案乍听之下令人错愕,它其实反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大熊猫不需要人类,而是人类需要大熊猫。”

人工繁育的大熊猫往往丧失野外生存和自然繁衍的能力,图为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神树坪基地。(龙缘之摄影)
人工繁育的大熊猫往往丧失野外生存和自然繁衍的能力,图为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神树坪基地。(龙缘之摄影)

龙缘之认为,圈养繁殖变成大家关注的主要目标,一方面与科研发展机制息息相关,一方面也与动物园希望拥有熊猫、民众想要亲睹熊猫有关系。由于野外进行科研艰苦又耗时,因此很多科研人员投入圈养和繁殖研究,容易上手且较快得到研究成果,不过,这些研究对于保育是否有真正的意义?它的意义是否重要到能够合理化这么多熊猫被囚禁、被拿来当作是一种实验动物?其实人工繁育的大熊猫很难被放回野外,只是增加了圈养繁殖的数量而已。

保育之路走入死胡同

今年10月,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主任段兆刚表示,未来将重点围绕大熊猫国家公园建设,加强基础研究,运用野化放归和野外引种关键技术,推进大熊猫迁地和就地保护融合发展,同时深化大熊猫合作交流、文化宣教推广,努力将大熊猫保护打造成新时代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中国名片”。

这样的保育作法依旧是走老路。龙缘之表示,大熊猫跟其他动物一样,牠们多数的行为和知识是后天学习来的,在圈养环境下成长的大熊猫往往缺乏野外生存的本领,第一头野化放归的大熊猫“祥祥”就是跟野生大熊猫在竞争、打斗之下过世;此外,野外引种则是将驯养的母熊猫暂时放到半圈养、半野外的自然环境,吸引野外的公熊猫跟牠交配,目的还是增加圈养繁殖的数量,对野外种群而言并没有助益。

以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的资料来看,大熊猫野生种群从1980年代的1114只增长到1864只,目前全球圈养大熊猫的数量更逼近700只,尽管该中心强调成功建立一套大熊猫野化培训、放归、监测技术,迄今野化放归人工繁育的大熊猫只有10只。龙缘之认为,这不表示该计划是成功的,由于进入野化培训放归的大熊猫须由母亲教导野外生存技能,而圈养大熊猫却多数没有这类经验,因此也无法教导子代,这意味着绝大多数圈养大熊猫及其未来的后代,根本没有回到野地生活的机会。

随着大熊猫的数量攀升,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2016年将大熊猫的保育级别由“濒危”调降为“易危”,消息一出,披着保育外衣的既得利益者立刻现形。龙缘之指出,这个“降级”的决定引来中国官方的抗议,当时《三联生活周刊》发表了一篇文章〈拒绝“降级”的大熊猫〉,文中剖析中国相关主管部门、地方政府和科研人员实际上透过保护大熊猫得到很多利益,因此他们拒绝将熊猫的保护等级降级。

保护工作者在兽径的竹丛下找到大熊猫粪便,中国投入栖地保育的科研人数和资源却远远不如圈养繁殖。(龙缘之摄影)
保护工作者在兽径的竹丛下找到大熊猫粪便,中国投入栖地保育的科研人数和资源却远远不如圈养繁殖。(龙缘之摄影)

龙缘之拆解当中的利益模式,首先将野生物种的保育简化为大熊猫的保育,再将大熊猫的保育简化为迁地保护,并且将迁地保护简化为圈养繁殖,进一步来说,大熊猫的生存危机很大程度是由社会建构的,也让外界留下“大熊猫需要人类帮忙,这个物种才得以繁衍下去”的错误刻板印象,这完全是搞错问题,其实最大程度维持或不要去干预自然保护区和大熊猫的自然栖息地,这才是对于大熊猫在内的野生动物和生态环境最好的保护。

当保育之路的黑与白被清楚看见,拒绝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摆布,大熊猫和乌托邦的距离就不远了。

撰稿、制作和主持:麦小田 责编:许书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