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夜凌晨，我坐上了旺角开往大埔的红Van》（The Midnight After) ，连获当年国际大奖的香港科幻片：第十八届富川国际幻想电影节评审团大奖；51届金马奖；第9届亚洲电影大奖；YAHOO2014人气大奖；横扫第34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八大单元，并于当年入围第64届德国柏林国际电影节「电影大观」。
影片从头至尾充满了政治隐喻，台湾上映的海报打出煽情标题：【今日香港 明日台湾】。
影片简介：主角于某天凌晨乘坐九龙旺角开往新界大埔的红色小巴（mini van）回家，经过隧道后，周边车辆全数消失，只剩下红Van及车内孤独的司机乘客，彷彿遁入另类时空，乘客一个接一个的死去.....
Mini-Van， 国内叫商务车。
在这部因充满不祥政治隐喻被内地禁映的影片世界公映第二年2016年6月17日下午，中国退休外交官吴建民莅临北京海外高层次人才会议，并发表了人生舞台的告别演讲。他若有所思地重复着：“世界是你们的，我们这一批人已经淡出了，已经退出这个历史舞台了。世界是你们的......” 几小时后，吴大使登上以惯于误点驰名国际的东方航空班机，于凌晨抵达异地，进了那辆開往武大的别克牌夺命红Van.......
吴建民，这位曾与吴敬琏等国内最著名的知识精英尊享《南方周末》2010年年度致敬的“中国梦践行者”的突然去世，引发学术界、媒体圈、外交界，民间，甚至西方世界政要的大范围缅怀和哀悼，其规模和力度，远远超过以往任何一位离世外交部长。日前，长期以来崇高评价这位外交家的《南方周末》，发表《如果他是鸽派，什么是鹰派？吴建民外交往事》的缅怀长文。文章说：他的去世在公共舆论场里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外交该“软”还是“硬”的激烈争锋：有人敬重他是中国最有风度、最儒雅的外交家之一；有人则骂他是汉奸、卖国贼、软骨头。“他是很难得的，坚持理性地看待这个世界的人。” 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资深研究员殷罡教授说：“如果吴大使是‘鸽派’，什么是‘鹰派’？在天上飞，实在不行就抓鸟，饿急了就抓老鼠，他们只是在自己的地盘强，实际上是弱。什么是鸽子？鸽子能够传递信息，它能飞上千公里，所以如果说吴大使是一位鸽派的话，他确实做了很多这样的工作。” …2016年4月，借由吴建民新书《如何做大国》出版的机会，南方周末记者最后一次采访了他…在采访中，这位年过七旬的外交家思维敏捷，侃侃而谈。他说：“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者是自己，中华民族不怕多灾多难，就怕自己头脑发昏。”
【读报补丁】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储殷日前在相对独立的香港凤凰网上发表了一篇慷慨激奋的评论《悼念吴建民，悼念一个正派的学者》。他写道：
- 在外事纷扰的时刻,良臣陨落的消息,不止让人悲痛,因为当前围绕中国外交的种种喧嚣让人担心,中国失去了吴建民先生这样理性、和平的声音后,那些毫无理性的民粹主义者,那些叫嚣终有一战的战争贩子,那些操弄民意的民族主义传销商人,会打着爱国主义的大旗,去钳制理性文明的声音,去绑架我们的国家。吴建民作为外交官、作为教育者的功绩,更应留给他的同事、学生来评价。对于社会而言,吴先生代表的是开眼看世界的智慧,与苦口婆心终不悔的良知…说简单点,就是要和平发展不要对抗与战争,要改革开放不要保守封闭,要让中国社会在发展中提升文明,而不是在强大中陷入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狂暴与蛮横。悲哀的是,对这些常识强调,让吴先生成为了一些人口中的"翻译官外交家"、"软骨头"、"汉奸"。对热衷于向他吐唾沫、泼脏水、打棍子的那些人,吴先生天真地认为,他们只是被爱国热情冲昏大脑的愤青,却没有发现他的大部分对手,不过是故作疯癫的蛊惑者、心怀叵测的营销者与民族主义的行为艺术家。当民族主义的狂躁、民粹主义的喧嚣成为了最好卖的商品,文明、理性的思想家,不过是被他人借以上位的脚蹬子。所以,在最近的这两年里,吴先生不停地呐喊、辩论,却陷入孤独讲述的困局。在物质力量崛起的同时,社会却陷入到审美的平庸、趣味的败坏与思维的混乱之中。裹挟蒙昧而愤怒的大众来胁迫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压抑异见的常见手法。敢于说出真相,敢于面对大众的口水,成了一种日益珍稀的品质。不少知识分子已经丧失了这种品质,他们只敢在小圈子里吐槽那些煽动民粹牟利的骗子。在大多数人不甘地沉默、老练地犬儒的时候,也只有天真的吴先生才会一遍遍地在诋毁、谩骂中,重复着本应是常识的真话。他把自己当作了蜡烛,尽可能地燃烧自己,去照亮笼罩在中国道路上的迷雾。在很多时候,你真的永远无法叫醒装睡的人。有人说吴建民先生是中国的鸽派,其实他只是一个正派的中国学者,只是一个天真的知识分子。他更像一只优雅的仙鹤,在混沌的天际发出响亮的鸣叫。他不厌其烦地告诉当代中国人,我们何以走到现在?我们又要去向何方?而现在这只仙鹤飞走了,守卫他的天空已经成为了我们的责任。因为没有人能够接受,让这样的一片天空被一群呱噪、食腐的乌鸦占据,甚至还是以"鹰"的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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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一梦》
徐景贤
朗读之十六
七．王洪文与我争权
上海夺权的主要角色是工人造反派，当时二百万工人的大部分参加了工人造反派，张春桥一直强调要稳定上海，特别要稳住一百二十万产业工人，所以“工总司”的造反在上海起了很大的作用。
作为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的工作机构，我们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在组织工作方面也起了特殊作用。当时“工总司”的一批人对我，対我们机关干部造反的一些人一直很不满意。当时上海人叫我“徐老三”，排在"张老大"、 “姚老二”下面，“工总司”王洪文的小兄弟们很生气，就给王洪文起个外号叫“王小七”，为什么叫他“王小七”昵？因为当时夺权后，一些中央文件来，市里机要局有个传阅名单，传阅名单的顺序是张春桥、姚文元、马天水、王少庸、徐景贤、王承龙、王洪文。马天水、王少庸是“解放”出来的市委书记，名单排在前面， 王洪文排在名单的第七位，所以称他“王小七”，“工总司”讲这话的时候，有点酸溜溜，对我们机关的人有意见。
上海夺权后，市里级的机关分三部分：党的首脑机关在康平路市委大院，原是市委书记处书记们办公的地方，里面的工作人员是清一色的原市委机关的工作人员和造反派，也给王洪文一个办公室，但他很少来，在这里工作的主要是马天水、王少庸、王承龙和我。张春桥、姚文元基本上在兴国路招待所办公，开会时才到康平路来，在康平路大院，王洪文除了有个办公室，有时带箸他的秘书廖祖康来以外，他的力量很弱；第二个机关在延安西路三十二号，从华山路三七零号这个门进去，原来市委各部委都在这个大院里办公。机关造反后，这里变成市委的斗批改大楼。夺权后市委和市革命委员会合署到外滩原市政府大楼办公，这是第三个机关办公地点，因当时市委的党组织生活没有恢愎，所以实际上是在市革命委员会外滩办公。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一开始就是一个大杂烩，各个造反组织都往里面派人，当时市革命委员会“改部为组”，这是毛泽东的主意，工业交通部叫“工交组”，组织部叫“组织组”。中宣部被“砸烂”，各省，市委都没有宣传部，上海在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一个政宣组，负责原宣传部的工作，政宣组里除了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派人外，“工总司”，“新革会”（新闻界革命造反委员会）、“版司”（出版系统革命造反司令部）、“上艺司”(上海文艺界造反司令部)、 “上医司”《上海医务界造反司令部》、“上体司”（上海体育界造反司令部）等各组织都派人进来，非常热闹。“工总司”和我们算大司令部，派进来的其它组织我们都叫它小司令部，在里面为自己的组织争利益：要经费，要纸张，办小报，印东西，有的还闹着要摩托车、运输汽车。我们虽然把上海的党政权力都夺下来了，但掌权靠这些人不行，所以我同意让他们一些头头做各个组的核心，比如陈阿大可以做工交组的领导核心，但是下面的很多工作应该让熟悉情况的机关干部来做，所以各组、办的实际工作人员都是原来机关的，他们对原来的系统非常熟悉。
大批机关干部在各组、办掌握日常工作后，实权到了他们手里，操作起来很灵敏，张、姚号令一发，它就立即开动起来，张、姚对此很满意。当然赞成这样做。
但是，王洪文感到非常恼火，他说：“夺权以后，怎么实权都到了机关干部手里去了？”他的耳朵根很软，王秀珍对他也有这样的看法，说他平时很喜欢人家在他耳边嘁嘁啜啜说些什么，他一听就会相信，他的虚荣心也很强，人家叫他“王小七”，他一看你是“徐老三”，心里总是不开心，他最高兴人家叫他“王司令”，也不愿意听人家叫潘国平“潘司令”。他认为“工总司”是第一位的，应该是老大，现在他自已排到“小七”的位置，机关干部又掌握了实权，心里很不平衡，就向我发难了，时间是在一九六七年的三四月间。
我所接触的王洪文
这里先讲一讲我所接触的王洪文，我和王洪文是在上海文革大乱的时候认识的，具体日子是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开始接触王洪文，感觉到他是一个复员军人的形象，他喜欢穿军装，那时是冬天，棉的绿军装已经洗得发白了，戴了一顶翻上去的海虎绒帽子，前面佩一个毛泽东像章，他一口东北普通话，上海话说起来不灵光，偶而能说出一两句，但一般都说东北普通话，还带有很重的鼻音，他说他是吉林省长春市郊区的人，他一九二五年出生，比我小两岁，童年比较苦，家里又种地，又放猪，东北的猪要放养的，要人赶，还要放马。他小学没念完，文化不是很高。小时候在吉林到处流浪，他说解放前有段时间在东北看到“老毛子”(东北人称苏联人为“老毛子”)，看到他们到一个饺子摊上买饺子，没东西盛，就把帽子拿下来，叫人家把饺子往帽子里装，我们只能在旁边看，解放以后，一九五一年四月，十六岁的王洪文在东北参军，他老是说，我跟你们，特别是跟你老徐，不是一路的。
有一次，他喝醉了酒，紧紧地抓住我的手说“老徐啊，我知道，你看不起我，我是放猪的，我是放牛的，你是知识分子。”他是酒后吐真言，因为他心里老是感到与我不是一路人。
王洪文参军后在浙江湖州二十七军军部里当通讯员，所以他当时跟原二十七军军长，内蒙军区司令尤太忠很熟，尤太忠看见他就喊“小王，小王”。后来，随二十七军到朝鲜去抗美援朝，先当警卫员，后来又当通讯员。这个人胆子很大，他说他当通讯员的时候，到前钱去送信，炮火运天，跑得累了，就拉两个死人垫在屁股下面坐着，休息一会儿，然后再往前赶路。他参加过抗美援朝，是有点儿资格的，但在部队里什么也得不到提拔，回国后，部队成立军乐队，他要求去，被批淮了。我问他做什么？他说吹黑管。我现在看遍王洪文所有的传记，都没有这方面的记载。我说你吹黑管，怎么吹的？因为觉得他对音乐没么什么特殊爱好，他说我也不懂什么乐谱，反正在里面瞎吹吹；那时解放军戴船帽，他一天到晚吊儿郎当地把帽子扔来扔去。在军乐队里，他得到一个副排级的待遇，后来就从军乐队吹黑管的位置上复员。他在部队里入党，由于没有什么大的培养前途，所以复员到国棉十七厂当了保全工，他告诉我，当时人家都叫他们“小加油”，因为要在各个纺车上加油。
王洪文那时住在厂里的集体宿舍里，我问他礼拜天是怎么过的？他说：“啊哟，无聊，过礼拜天，我经常到市里来玩。”当时住在杨树浦的人把上海市中心叫“市里”的。“回厂的时候买六瓶啤酒，左面胳肢窝夹两瓶，右面胳肢窝夹两瓶、手里再拿两瓶，拿好六瓶啤酒后，从外滩搭六路有轨电车，―面乘车，—面喝啤酒，电车‘框当’、‘框当’开到杨树浦，六瓶啤酒统统喝光。”他后来的酗酒与这种习惯有关系。当时一个青工住在厂里，星期天就那么无聊地过。王洪文在厂里的工资一直比较低，后来调到保卫科才提高，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也才六十八块钱，他用钱很厉害，没积蓄也没有房子，要找对象很困难。
五十年代末期，王洪文认识了崔根娣。崔根娣是上棉十七厂托儿所的保育员，是临时工，但她的家庭条件比王洪文好，她从小被一对老工人夫妇领养，养父养母在定海路桥有一间不到十平方米的平房，王洪文觉得崔根娣条件不错，追求了她以后就结婚了。婚后有一个女儿，两个儿子。
文革开始后，王洪文在厂里贴了四淸工作队和党委的大字报，成为上海最早的造反派之一。我在与他的接触过程中，感到他一方面批判别人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等级观念，但是他自己又追求这些东西。刚开始穿旧棉军装，后来一夺权，就开始排场起来，一身一身地换新军装，都是向部队里去要来的，他还向部队要牛皮皮鞋，要大衣，而且一定口袋上有盖的代表干部身份的长大衣，顶在肩膀上面。
他对于哪一级干部可以什么房子，用什么车，非常注意。开始说是因为安全问题，从定海路搬出来，换了几个地方。但后来他就开始追求住房了，在康平路就搬过三个地方：先是住在康平路的公寓里，康平路大院有三幢四层楼的公寓，每一层楼有两套住房，一套是办公室，一套作为居住用，一套里有两室两厅，过去是给市委常委住的。王洪文住进公寓后，看见前面有一排两层楼的花园洋房，每套洋房都有独立的院子，种着果树，很考究。这些房子过去是柯庆施，陈丕显，曹荻秋、张春桥等住的，后来马天水、王少庸等人也住在那里。王洪文感到，自己地位上升了，也搬到前面小洋房里去住了。住了小洋房以后，他又不满足，一套不够，弄了两套。当了中央副主席后，尽管占了上海的房子很少来住，他又感到住在那里不够气派，又搬到一幢独立的三层楼洋房。那个洋房很考究，位于康平路大院的一角，可以从荣昌路独立进出，二楼有秘密房间，看是一面穿衣镜，打开是一个暗道，从暗道走进去，里面有几间秘密房间，这说明随着地位的上升，他对物质的要求也越来越强烈。
一九七五年，他索性连康平路院子里的大洋房也不愿意住了，回到上海，搬进东湖路七号，即现在东湖路、淮海路口转角的一个大院子，里面有游泳池、网球场。住下后不久，他又让市委招待处写了一份报告，要把东湖电影院划进去，归他个人看电影享用。当时我感到这个要求太过分了，一面毛主席讲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一面他又在不断地扩大自己的资产阶级法权。我找了一个理由，对马天水说东湖电影院是解放前就有的，在上海有很长的历史，圈进去是不是妥当？因为我提了意见，这事情才搁下来了。
王洪文还很喜欢玩汽车，他在上海有六辆车，还不包括保卫他的用车；一辆是三排座的大红旗高级小轿车，车里有恒温设备，驾驶座和后座之问有块玻璃，可以隔音也可以升降；一辆是西德的奔驰，他日常用的；一辆是上海牌桥车，下基层时装装样子的；一辆是伏特加，一辆是北京吉普，这两辆车是帮他拿信件或运东西时用的，有时打猎也用北京吉普；他还搞了一辆特制的防弹轿车，玻璃是几英寸厚的防弹玻璃，车身是防爆钢板，非常重，他们把车开到靶场，用机枪、步枪打，用手榴弹炸，都打不穿。他到北京去，就把这辆防弹轿车锁在车库里，从北京回上海后又用。
在上海，王洪文也喜欢喝酒。当时地方上比较严格，即使在宾馆，喝酒也要自已掏钱的，怎么办呢？他经常到部队去，专门找部队的军长、师长，副司令喝，今天找这个，明天找那个，常常喝得酩酊大醉。
林彪事件以后，王洪文被任命为上海警备区政委，到杭州去处理有关案件，变得更加趾高气扬，整天处在各种宴请的包围之中，贪杯嗜饮，变本加厉，我和王秀珍曾到杭州去看望他，只见他一天四顿酒，连早餐和夜宵都要大喝茅台，有时人喝得糊里胡涂，舌头大大的，说话也不清楚，等他淸醒的时候，就熟衷于外出打猎，当时写作组的王知常，作为他的随员跟去杭州，帮他整理项目材料，跟了两个月，眼看王洪文的这等表演，心中存气，私底下写了一首打油诗：
上海都督西湖游，下马且饮洗尘酒。
商宾良朋欢腾座，挥拳舞觥夜作昼。
深山猎兔驱快车，大江射雁泛轻舟。
胡涂官司君休问，上车莫忘鸡和狗。
到北京以后，由于工资没有增加，上海市委办公室主任张敬标经马天水批准，每个季度给王洪文送几百块钱，那时已经算很多了。在北京王洪文也要喝酒，我看到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拿了几箱白沙酒送给他，这算是白喝的，在北京喝酒也要掏钱，结果他想出一个办法，到人民大会堂去买剩下的国宴酒。当时，国宴结束后，把瓶中剩下的干净的茅台酒并在一起，重新装瓶后内部供应，一，两块钱一瓶，很便宜，王洪文不止一次两次的去买那种酒，买了许多，人家知道后就很看不起他，王海容，唐闻生对他就很有竟见：“没门。他要到我们这里来占什么便宜，没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