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年前，当中国人知道了一位普通工人顾正红的死，他们投身了五卅运动。
41年前 当中国人知道了周恩来的死 ，他们加入了天安门45运动。
同年稍后，当中国人知道了毛泽东的死，他们粉碎了四人帮。
28年前，当中国人知道了胡耀邦的死，他们参与了六四运动。
但今天啊，今天啊，当全世界每一个角落都知道了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博士于与世隔绝冷血羁押中的猝死， 中国人却淡淡的呢喃着：“我们不知道……”
差不多在刘晓波签署08宪章的同一时刻，中国人里的一群年轻人出了一本畅销书：《中国不高兴》，他们把舆论界与日俱增的反社会不满情绪，归结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提出严厉批评以及西方民间与媒体对中国的敌意。
真是这样的吗？似乎不是。
中国不高兴：因为中国不知道！
如今的中国小囡啊，不知道文革，不知道刘少奇，不知道林昭，不知道64，不知道法轮功，不知道郭文贵，不知道刘晓波！问他们，他们是一概@不-知-道！
他们也许会回家去问大人：为什么这些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那些很可能连自己都不知道的鸵鸟般的大人通常会对着小囡装神弄鬼：“再问？叫警察来捉侬嗷！”
【读报补丁】
余杰:刘霞 —— 作为刘晓波的人质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八日晚上，刘晓波被警察从家中带走之后，刘霞又开始新一段孤身与整个国家暴力机器对峙的生活了。
此后，刘晓波住的是有形的牢房，刘霞住的是无形的牢房：刘霞被软禁在家，只能跟少数几名家人和闺蜜联系，即便出门买食物和日用品，都必须乘坐警察的车辆出门，并由警察如影随形地“贴身保护”。这种生活比坐牢还难受：坐牢的人有一个明确的刑期，受刑人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获得自由；但被软禁者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解除软禁，被软禁者的人权完全不受法律的保护。
法国具有领袖地位的杰出知识分子索尔孟（Guy Sorman）十多年前曾访问中国，走遍大江南北，会见各个阶层的中国人，写出了《谎言帝国》一书。近年来，西方国家元首、商人及文人，在共产党及其畸形的经济改革的泡沫之下迷失，宁可与中共妥协并从中分得一杯羹，也不愿支持推动中国社会迈向民主自由的公民力量。此种急功近利、与虎谋皮的做法，不仅背离了普世人权价值，而且牺牲了中国的未来。索尔孟对此现象严厉批评，他为西方读者描述出了一个被谎言重重包裹的中国。当然，他在书中也描写了若干与谎言战斗的、值得尊敬的中国人，其中就包括刘晓波夫妇。
有意思的是，索尔孟花在刘霞身上的笔墨，比花在刘晓波身上的更多。在这本书中，刘晓波反倒成了刘霞的背景。当索尔孟去刘晓波家探访时，刘晓波家的门口站着四名安全人员。那一天，索尔孟清晰地看到，刘晓波和刘霞的处境并不安全，他们面对的是一个非理性的政权，是一个野蛮凶残的、无法无天的政权：“共产党可以随时决定锄掉这些‘毒草’，只需指派一名法官，就如同对待其他民运人士般，指控泄露国家机密及图谋颠覆政府即可。这是打压中国所有‘犹太人’的惯用手法。”索尔孟与晓波夫妇告别时，心中对这对夫妇既敬重又担忧：“我们心情沉重地向中国这位被判缓刑的‘犹太人’及法西斯体制人质——刘霞告别。事实上，今日的中国可能比昔日的中国更为法西斯主义吧。”
索尔孟的说法被中共自己验证了。此后十多年间，刘晓波在中国的命运远比纳粹时代的和平主义者、记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奥西茨基悲惨——奥西茨基的夫人毕竟能离开纳粹德国。二零一七年在美国病逝的人权斗士余志坚，其健康也是在中共的监狱中被摧毁，余志坚的遗孀鲜桂娥在脸书上说：“纳粹的残忍终于被超越了——一九三五年获诺贝尔和平奖的奥西茨基是第一位在监狱里获诺贝尔奖的记者与社会活动家。但希特勒在奥西茨基病重后慑于国际社会压力释放了他，还允许诺贝尔委员会来到他家里举行了授奖仪式。也就是说，奥西茨基是活着见证了自己的荣耀，同时也是以一个自由之身有尊严的辞世！”刘晓波呢？
有些在海外唱高调的所谓“中国未来的总统”别有用心地说，刘晓波很会玩平衡术，怎么写“反动”文章都很安全（从一九九九年到二零零八年，刘晓波相对比较自由），所以他是共产党特意安排的一个显示中国人权有保障的“花瓶”。这些年来，海外产生了一系列比赛谁更激进的运动——在海外怎么激进都是安全的，他们可以居高临下地指责国内的人不够勇敢。这种姿态若不是出于无知，就是太过无耻。
如今，晓波“终于”出事了，索尔孟并不会为预言成真感到骄傲，他会加入到为晓波的自由而呼吁的人士的行列。那些在海外站着说话不腰疼的“领袖”们仍未闭嘴，他们说这是中共当局精心设计的“苦肉计”。某些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差异，确实大于人与动物之间的差异。
刘晓波的自由与刘霞的自由从来不曾分开过，因为中国是一个惯于株连的国度。刘霞原本就是一名叛逆女性，她出身于高干家庭，父亲是资深财经官员，曾经当过对外经贸大学校长。可以说，她生长在一个“既得利益家庭”，大学毕业后，父亲为她安排了一份在国家税务局的、人人羡慕的好工作——她是家中惟一的女儿，上面有哥哥，下面有弟弟，父亲最爱的是女儿，一定要为女儿准备一份好工作。
国家税务局的铁饭碗，谁会放弃呢？然而，出于对自由和诗歌的爱，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刘霞就破天荒地辞去了这份“朝九晚五”的工作，成为一名“无业游民”——刘霞说过，她最不喜欢的事情就是跟数字打交道。
更为要命的是，在烽火连天的天安门广场上，刘霞爱上了说话有些口吃的刘晓波，一个“不该”爱的人。既然爱上了刘晓波，就得一起承受他所遭遇的一切——包括被当局贬斥为不可接触的“贱民”的命运。
时间与品质直接相关：做一天的反对派容易，很多人如流星般升起又落下；但做二十多年如一日的反对派难，刘晓波一直坚守在中国本土成为当局“眼中的刺”。同样，婚姻生活也是如此：做一天的恩爱夫妻容易，哪对新婚的夫妻不是如胶似漆的？但做二十多年如一日的恩爱夫妻难，尤其是像刘晓波和刘霞这样在逆境中风雨兼程的夫妻。
一开始，他们只是“恋人”的关系，刘霞无法获得与狱中的刘晓波会面的权利。后来，他们申请结婚，他们的结婚证书是在大连教养院中领取的。为了这份结婚证书，惊动了公安部部长，层层手续，旷日持久，最后才予以“特批”。刘霞说：“我就是要嫁给那个‘国家的敌人’！”他们在大连的监狱中举办了特殊婚礼。这张来之不易的结婚证书，既证明着他们爱情的坚贞，也是一个时代良心犯所承担的苦难的鲜活见证。
那几年，刘霞一个人每个月一次奔波在从北京到大连的火车上。那是一段痛楚而漫长的旅途。刘霞在一首诗中写道：“驶向集中营的那列火车，呜咽地碾过我的身体，我却拉不住你的手……”在刘霞羸弱的身体之中，隐藏着一颗怎样倔强的灵魂啊。后来，当他们谈起这段往事，语气平和，像是在说别人的故事。
刘晓波经常说，与中共的对抗，乃是一场耐力的比赛，一点都不能着急，谁着急谁就失败了。在他身上，从来没有那种异见人士身上常见的焦灼感。八九之后将近二十年间，当年一起追求民主自由的知识分子和学生领袖们，多半已经改旗易帜、随波逐流、鲜衣怒马，或闷声发财，或向中共献媚，或以“学术独立”为标榜，或尝试再作“帝王师”。而刘晓波在几进几出之后，仍然矢志不渝，坚持韧性的战斗，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与这个独裁政权不依不饶地“磕”上了。
这是一场愚公移山、精卫填海、西西弗斯推石头上山般的战斗。晓波能一直坚持下来，很大一个原因是有刘霞的支持。
比起失去讲台和发表作品的园地，并常年受到警察监视、骚扰甚至囚禁的刘晓波来，这些年来，作为妻子的刘霞没有少受罪。我听到过不少妻子抛弃作为政治犯的丈夫、选择新的安稳生活的故事。我充分理解人性的软弱，谁也没有资格像道德法庭的法官那样谴责无法承受生命之沉重的妻子们，她们有权选择另一种安稳的生活。另一方面，我也听说过若干异议人士在长期的高压之下变得心理扭曲，将妻子当作折磨对象的悲惨故事。有一名异议人士曾当众洋洋得意地宣告：“以后我结婚了，就把妻子叫‘共产党’；以后我有孩子了，就把孩子叫‘共产党’；这样我天天打骂妻子和孩子，就是打骂‘共产党’！”人性变态到如此程度，让人无言以对。
在一个异议人士被边缘化和妖魔化的国家里，异议人士要保持牢固的家庭婚姻关系，比普通人艰难得多。刘晓波与刘霞是这个圈子里有名的恩爱夫妻。当我第一次与晓波见面的时候，刘霞也在场，她的光头打扮让我大吃一惊。那时，我私下里想，难怪刘晓波是学美学的，找一个如此前卫打扮的妻子！
后来，当我读到那本厚厚的《刘晓波刘霞诗选》，才知道他们的爱情故事多么可歌可泣。刘霞写诗的历史比晓波长，她曾通过诗歌追求梦想，但天安门的坦克碾碎了中国所有的诗情画意。如果说在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一个疑问，那么在天安门屠杀之后写诗这是一种奢侈。刘晓波与刘霞的诗歌，除了爱情，就是六四，这是两个恒定的主题。他们的诗歌是这个时代最真实、最悲怆的“诗史”，廖亦武评论说：“在诗歌娼妓泛滥成灾的上个世纪中国，诗圈外的刘霞是幸存下来的惟一的女诗人。”
今天的中国，政治犯的妻子必然“享受”与丈夫相似的“特殊待遇”。正如索尔孟所写的那样：“就跟纳粹德国一样，在中国也是依照血缘或婚姻来判定何谓‘犹太人’，刘霞即是其中一例。她自身并无从事政治活动，也很少公开发言，只是针对自己不对外展出而仅限亲密友人观赏的摄影及绘画作品，偶发感言。当她的夫婿，中国异议作家刘晓波被捕入狱时，她曾籍洋娃娃创作，风格尖锐，拍摄囚犯遭刑求凌虐脸部变形之一系列照片。”仅仅因为是刘晓波的妻子，刘霞就被官方划入“敌人”的行列。刘晓波不将共产党政权当作敌人，他警惕敌人意识腐蚀反抗者的心灵；但共产党将刘晓波和刘霞当作危险的敌人，杯弓蛇影、风声鹤唳是共产党一贯的个性。
中共将刘晓波和刘霞这两个名字都设定为敏感词。在密不透风的“墙内”，如果你没有追求自由资讯的热切愿望，你就在垃圾资讯中满足，你就根本不知道中国有个名叫刘晓波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以及他那如同俄国十二月党的妻子一样勇敢的妻子。当年，俄国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伴随着丈夫踏上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之旅，整个俄罗斯都被她们所感动，连暴虐冷酷的沙皇也为之掉下眼泪。然而，在今天的中国，知道刘晓波和刘霞的人寥寥无几，人们都在为“小康生活”斤斤计较，为房子的面积和车子的品牌而绞尽心机。
于是，刘晓波成了一座孤岛，刘霞也成了一座孤岛。二零一零年十月，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后，刘霞就被严密软禁在家。在此期间，刘霞的父亲于二零一六年九月去世，母亲于二零一七年四月去世，刘霞不能太多操办父母的后事。长期以来，与世隔绝的刘霞相继患上了抑郁症、心脏病、严重失眠，起初她不愿接受治疗，害怕当局给她下药，后来出于无奈，只好妥协。
刘霞曾尝试向外发声求救，却遭当局报复，被剥夺探望刘晓波的权利。二零一二年底，美联社记者突破当局的看守，乔装进入刘霞北京的居所探望，当时刘情绪激动，哭诉说：“我不能出门，这一切太荒谬了。”多年来，刘霞只获淮跟少数亲友通电话，且通话全受监控，一旦说错话立即就被切断电话。有一次，她与我妻子通话，无意间提到我的名字，电话立即就中断了。
如果说刘霞是刘晓波的人质，那么刘霞惟一的弟弟刘晖就是刘霞的人质。残忍的共产党当局用“双重人质”的方式，让刘晓波、刘霞彻底与世隔绝。
二零一二年，刘霞的弟弟刘晖突然被捕。二零一三年六月九日，刘晖被北京怀柔法院以诈骗罪判刑十一年，并处两万元罚款，剥夺政治权利两年——诡异的是，刘晖的刑期跟姐夫刘晓波一样长。在此案中，刘晖被指控参与一起大规模的房地产欺诈，造成的损失认定约为三百万人民币。
刘晖并非异议分子，只是一名普通的商人。刘晓波被捕之后，他陪同姐姐到法院寻人。在法庭开庭审判之时，他也陪同姐姐出席，并多次接受西方媒体的采访，表达了对刘晓波遭遇的同情，结果惹祸上身。
刘晖被判刑之后第五天，刘霞的律师为刘霞在推特上发布了一封致习近平的公开信。刘霞在公开信中写道：
习近平主席：
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刘霞。自二零一零年十月起，我就失去了全部人身自由，被软禁在家中至今。没有人告诉我软禁我的理由。我想来想去，可能在这个国家，我作为刘晓波的妻子，就是一种“犯罪”吧。
二零一三年六月九日，对我弟弟刘晖的判决结果，我认为完全是不公正的。我质疑司法机关乃至整个公权力系统是否在正当地行使权利。
在当今法治中，我们从国家权力中看到的应是正义，而不是基于暴力而形成的无情镇压；任何一个抹杀个体权利的事件，都可能导致悲剧，从而使国家权力正当性的光环涂上一层暗淡的阴影。
刑事正义只有在具体案件中才真正能体现，我无法想象在具体案件中漠视被告人权利，甚至无视被告人权利，能够实现我们所期待的正义。
主席先生，您提出的中国梦，是要通过每一个公民来实现的，我期待中国梦不会让我的这些个体变成“中国噩梦”。
今天是中国的传统节日端午节，您能想象我们一家人是在怎么样的心情下度过的吗？
公民 刘霞
不过，习近平不会看到这份公开信，即便看到，他也不会生发出丝毫的同情心。
对于这场无耻的判决，总部在巴黎的无国界记者组织发表声明谴责说：“对刘晓波妻弟的宣判显示了中国当局对刘晓波家庭的迫害。不仅仅满足于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囚禁诺贝尔和平奖的国家，无视国际社会已经无数次呼吁释放刘晓波，中国当局一意孤行地恐吓和镇压刘的亲属，毫不介意违反嘲笑自己国家的法律。”这份声明还说：“尽管刘霞不断地揭露北京当局的滥用职权，显示了极大的勇气，但她仍然需要来自国际组织和外国政府的支持。他们必须打破自己的沉默，迫使中国当局释放刘晓波，刘晖，刘霞，以及目前所有在监的中国记者和网民。”
然而，刘霞仍然未能得到中国同胞和国际社会的有力支持。随着时间的流逝，刘晓波被世人遗忘，刘霞和刘晖更被世人遗忘。
刘晖入狱之前，刘霞每个星期可以回到父母或哥哥、弟弟家中一次，至少有几个小时享受家人团聚的天伦之乐。然而，刘晖入狱之后，家中不再有温暖，母亲和弟媳都埋怨她连累了弟弟，她如此害怕看到她们幽怨的眼神，仿佛她真的是伤害弟弟的凶手。
在如此巨大的压力之下，刘霞不得不委托律师们发声明，表示暂停丈夫案件的申诉，并说明自己的病情恢复得不错，会定期到医院治疗，可跟朋友通电话或不定期见面。当刘霞对外发表这些官方为她准备好的言词之后，刘晖获淮保外就医——刘晖像人质一样换来了中共所需要的赎金，即刘霞从此闭嘴。刘晓波的律师莫少平对海外媒体表示：“刘霞面临巨大压力，不得不跟当局做了一个交易，宣布律师不再介入刘晓波申诉及其他的事，以换取当局释放她的弟弟。”
八年多以来，刘霞每月一次的探监，从北京到锦州，是一段比当年从北京到大连还要漫长的旅途。在警察的全程监控下，她扛着沉重的食品、日用品和书籍，先乘坐火车到锦州，再坐汽车到监狱附近的旅店。住宿一晚之后，次日早上才能到监狱会见区，跟晓波见上一面。两人隔着玻璃用电话筒说话，偶尔说了几句当局认为不该说的话，马上就被切断。他们甚至不能拥抱和握手，只能各自伸出一只手来，放在玻璃门上贴在一起。
与刘晓波的会面，对于刘霞来说，是每个月里她最幸福的事情。她至少可以亲眼看到丈夫，端详他究竟胖了还是瘦了；也可以听到他的声音，是一如既往的爽朗还是偶尔有阴翳的情绪。
另一方面，这也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因为每次见面之前，秘密警察都要强迫刘霞接受一番“纪律培训”——什么话可以说，什么话不能说，警察事无钜细地交待，并且让刘霞保证全部遵守。
于是，刘霞一直不能告诉刘晓波，自己也在坐另外一种牢。有一次，刘晓波对刘霞说，如果你闷了，就跟朋友一起出国去玩玩吧，你不是喜欢巴黎吗，家中还有一笔稿费存款，你可以去巴黎散心。刘霞根本不敢告诉刘晓波实情——自己连去超市买菜都得跟警察提出申请，并由警察寸步不离地“陪同”，怎么可能出国旅游呢？后来，她告诉朋友说，我们家的那个“傻瓜”真够傻的！
刘霞也不敢告诉刘晓波，她自己已经患上种种严重的疾病，如同一台快要散架的机器，不知道还能够支撑多久。她在会面之前精心梳洗打扮，将自己最好的一面呈现在晓波面前，她不忍心再增加晓波的心理压力。
刘霞更不敢告诉弟弟刘晖被判重刑的消息——刘晖跟晓波关系最亲密，甚至超过晓波跟他的亲兄弟，如果晓波知道刘晖遭罪，一定会寝食难安。每当刘晓波问到刘晖的时候，刘霞都强作笑颜，说弟弟一切都好。
直到二零一七年四月，刘晓波的健康状况急转直下，中共当局开始考虑对其实行保外就医，刘霞这才把自己得了重度抑郁症和心脏病、弟弟被判刑十一年、父母相继逝世的实情告诉刘晓波。刘晓波听到这些消息之后，感到非常震撼，担忧孤独无助的刘霞再也熬不下去。
多年来，刘晓波坚持宁可坐穿牢底也不出国，这一次他却对前来会诊的德国和美国医生表示，愿意到西方治病，死也要死在西方，并且要让刘霞和刘晖陪同他出国。本来，刘晓波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但这次他宁愿放弃战斗到死的“一世英名”，用最后的生命为刘霞争取自由。这样的真爱，惟有为晓波付出更多的刘霞承担得起。
一九九七年，在狱中的刘晓波为刘霞写了一首情诗，真是对此刻命运的预言：
亲爱的,该起身了
通往深渊的桥就要坍塌
以你的炸裂咬住我的意志
怀疑从西西佛斯的石头开始
信仰从你丢掉家门的钥匙开始
我把全部的惶恐和仇恨
交给你,只交给你一人
让我的头再一次
高贵地昂起,直到
最黑的时刻降临
最黑的时刻降临了，但晓波和刘霞在黑暗中仍然发光。世间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囚禁晓波的心灵，他没有翅膀，却可以像鸟一样飞翔；世界也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将刘晓波与刘霞分开——即便是监狱，甚至是死亡，他们永远在一起。
《十年一梦》
徐景贤
朗读之七十
“三位一体”
于会泳和另外两个助手刘 庆棠、浩亮三人，经常直接到江青在钓鱼台的住处去，江靑对他们越来越重用。“九大”前后，国务院成立了一个文化组，组长是吴德，副组长是当时军委办事组的 成员，叫刘贤权，原是青海省军区司令，江青提名于会泳当文化组副组长，刘庆棠、浩亮当文化组成员，把艺术创作大权交给这三个人。刘庆棠主演过芭蕾舞剧《红 色娘子军》中的军代表洪常青。浩亮原叫钱浩梁，毛泽东说他的名字念起来很坳口，就将他改名浩亮，他演过京剧《红灯记》的主角李玉和。他们三个人基本上围着江靑转，他们称江青的专用名字是“首长”。他们三天两头到江青那里，有时是江靑找他们，有时是他们主动去汇报，江青的指示由他们直接传达给文艺界，他们实 际上是江青的代言人，连当时文化组负责人吴德也要倒过来从他们那里听取江青的指示。
江靑不仅找他们谈戏，还时时把他们找到钓鱼台打朴克，作牌友。有时江靑到外地，也叫他们作陪。有一次，江青到广州，赵紫阳接待她，但江青日常没有人陪，感到很寂寞，于是下命今叫于会泳、刘庆棠，浩亮到广州来，江青一边与他们谈创作，一边要他们陪她玩，打牌、游泳。江青和他们三人的关系非常密切，人家在背后就有议论，有一次江青请 乔冠华、章含之夫妇吃饭，还请了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大吃螃蟹，同时请于会泳，刘庆棠、浩亮作陪。江青在桌上对乔冠华、章含之夫妇和王冶秋说：“现在人家造謡说我有‘面首’，你们看，假如有‘面首’的话，就是他们三个。”当然，江青当时说的是气话。后来，于会泳把这话告诉了我，我还査了一下《资治通鉴》， 在《宋纪太宗明皇帝上之上》一篇中写道：“〔山阴公主〕尝谓帝曰：‘妾与陛下男女虽殊，俱托体先帝，陛下六官万数，而妾惟驸马一人，事太不均。’帝乃为公主置面首左 右三十人。”胡三省注：“面取其貌美，首取其发美。”査了以后，我才知道“面首”原来是“男妾”，或是“男宠”。江靑敢于对乔冠华等人讲外面传的事，也说明她与这三人的关系密切的程度。
他们三人是絶对抱成一团 的，我给他们起的外号是“三剑客”、王洪文和王秀珍叫他们是“三驾马车”，他们自称是“三位一体”，他们凭借江青当时的地位，可以享受很多特权。有一年夏天，江靑批准他们三人以深人生活的名义，到山东避暑，他们从济南一路逛到青岛，国务院文化组还给各地打招呼，说他们是江青派出来深入生活的。他们所到之处，都待之为上宾，住最高级的招待所，还参观了北海舰队的秘密军事设施。于会泳是山东乳山县人，又顺便到老家兜了一圈，最后，他们在青岛的海滨疗养院住了几天，洗了海水澡，晒了日光浴。那个夏天，他们回北京时路过上海，我看到他们容光焕发，皮肤晒得又黑又亮，身体非常好，他们口口声声感谢“首长”的关怀。 于会泳对我说：“我现在什么病都没有了。”他还拿出一路上写的打油诗给我看，其中一句我至今还记得：“海水真比药水高。”意思是洗洗海水澡，毛病都没有了。
又有一次，于会泳向江青提出，他从来没有去过海南岛，想去看看红色娘子军的根据地，江青就批准了。这样，又是于会泳领队，跟刘庆棠，浩亮一起到五指山，三亚等地，游遍了天涯海角。他们打着江青的旗号，又不顾影响，人家就写信到中央告他们的状，说他们几个人在外面以江青的名义压人，拿出大首长的派头，要这要那。江靑看到后将信压下来，保护了他们。
由于于会泳身份特殊，他调到北京后，我和王洪文、王秀珍对他也刮目相看，我们每次到北京参加中央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时，总要到于会泳那里去，他当时在前门饭店隔壁的国务院文化组。我们去的时候他总是在文化组小放映室里招待我们看内部电影，当时的内部电影，我们在上海也很少有机会看。他有几方面的电影来源：一是中国电影资料馆， 那里的片库很大，有各种各样的电影；一是钓鱼台江青保留的电影，江青把比较好的电影都保帘在她向己的片库里。有一次江青在那里招待我们看电影，居然还拿出一本目录，上面有很多国内外著名电影，还有科教片。于会泳除了上述来源外，还可以调看资料片、过路片。当时中央各口都有一些过路片，如外交部，中联部。于会泳有权调看这些片。
于会泳等几个人也经常来上海，毎次都是我到机场接他们，安排他们住在宾馆最好的套间，还陪他们参观，如金山石油化工总厂、松江黄浦江大桥，高桥热电厂等。当时，我们一般不宴请内宾，但对他们破格，在锦江饭店设宴招待。除了在生活方面厚待外，在政治方面，我们是互相支持的。我每次与于会泳见面，俩人总要作长时间的谈话，于会泳把最近时期以来江青对各种问题的议论、江青自己的活动情况，甚至把江青背后说叶剑英坏话的内容都告诉我，说明我们关系密切的程度。我也把自己了解的政治动向告诉于会泳。比如，一九七○年我到庐山去参加九届二中全会，即林彪要炸平庐山的那次会议的内情，一九七一年中央工作会议，“批陈整风”，实际上是批“黄、 吴、叶、李、邱”五员大将等。当时，于会泳不是中央委员，他不了解中央的最核心机密，我就把庐山会议上，叶群和“黄、吴、李、邱”那几根枪杆子如何发难， 怎样搞突然袭撃的情况以及毛泽东对他们这几个人的严厉批评等，都告诉了于会泳，并向他透露林彪的问题。于会泳听了非常吃惊，他感到这些情况太重要了，他回北京后，很快将情况告诉了刘庆棠和浩亮。
于会泳对我在政治上也是全力支持的。一九七二年五月，我率领上海芭蕾舞团访问朝鲜，这是周恩来总理批准的。回国后，有人编造了一些流言，说毛泽东对徐景贤有批示：此人不宜出国， 又说我在朝鲜搞大国沙文主义，拍拍金日成的肩膀，叫他“老金”。当时，我听了很恼火，就把这些情况告诉于会泳，意思是有些人对我们这些新上去的干部总是不顺眼，于会泳听了，对我表示同情，要为我辟谣。他就和刘庆堂商量，刘庆棠当时在国务院文化组里分工管电影，由他命令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把朝鲜拍摄的彩色纪录片《让友谊花朵代代相传》抓紧翻译，让这部影片很快在全国放映。这部彩片详细纪录了上海蕾舞团在朝鲜演出的盛况，有金日成首相接见我和主要演员的场面等。影片在全国放映后，为我辟了謡，维护了名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