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年前言论钳制宽松得多的胡温时代，大连市西岗区公安分局治安大队李扬警官在他的博客《鸵鸟国度》里，以《天才领袖毛泽东有精神病家族史》为大标题写道：
“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领袖毛泽东长期便秘，而且有严重的睡眠障碍，这个事实有大量细节被公开报道…但只有精神科专业医生才知道，严重的睡眠障碍就是精神病的一种，而且得这种病的人都由精神病专业医院负责治疗…既然说到毛泽东有精神病家族史，那么毛泽东的家人中也应该有精神病患者。大家都知道毛泽东的儿子毛岸青有严重的精神病，因为发病早，没有及时治疗，所以不能治愈；其实毛泽东的另一个儿子毛岸英也曾得过精神病，因为发病晚，有条件治疗，被情报组织用催眠术治愈了；而毛泽东的女儿李讷，据公开史料记载，从1972年开始就得了精神病，一直反复，直到毛泽东去世才逐渐痊愈；至于毛泽东的嫡传孙子毛新宇，得了精神病后反复发作…而且毛泽东的庶传后代中也有精神病患者。”
话到这路子，那可说开去了!
原先长期束缚于互联网高危观察病房，三年来唯习家夙敌毛泽东马首是瞻的总书记，在7.09天津律师大审判后终于被舆情确诊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接下来的风言风语，便是李扬警官的最后一句话：“毛泽东的庶传后代中也有精神病患者。”民间则瞬息演绎出出“大大是主席的私生子，习仲勋只是领袖的过房养父。”云云云云......
即便上述路子纯属寻衅滋事之无稽之谈，借一步说，另一蹊径可是真真切切华山一条道---大大爸爸（勿论是养是亲）晚年是精神病患者，并因此被摘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顶戴花翎；与此同时，大大姐姐的心智健全问题也被网囧们人肉上议事日程。
普世痴癫
独尊者狂
心谤腹诽
皆成文章
深浑浩瀚的毛氏狂躁型精神病家族史中最后发现的习氏病原体，其隐性遗传基因，颇具当代社科类学术研究价值。
让我们以日前发表的最新毛氏精神病家族史科研论文，旅居瑞典女作家茉莉的《从心理学看习近平的恐怖政治》，作为本周妄议国情的主话题。
【读报补丁】
- 茉莉:从心理学看习近平的恐怖政治博讯网 2016年9月21日 转载自争鸣
中国刚度过漆黑的一周。"天津大审判"如同一场卡夫卡式的荒诞噩梦,又如奥威尔的讽刺小说《1984》之翻版…"中国正在面临'极权恐怖政策的复兴'。"深感困惑不安的人们寻找原因,但对这种畸形严酷的政治现状,传统的政治分析已经不敷使用。集大权于一身的习近平做出这个政治决定,不仅出于自身权力与利益的考虑,在其中起作用的,可能还有他本人的病态心理。习仲勋一家在文革时期所遭受的那些苦难与折磨手段,在他家二儿子掌权的这几年,竟然在很多同胞身上一一重演。难道这些还不足以让我们意识到,有一个"受虐—施虐—循环往复"的诅咒之链,如同巨大的魔咒笼罩在中国人头上?当年习家那个受虐的可怜孩子,长大后变成狂妄的施虐者,这一切绝不是偶然。为此,我们有必要借鉴心理学作为补充,来深入认识习近平时期非同寻常的恐怖政治。至今为止,海内外媒体和研究者大都停留在政治学的分析上。对于这场在盛世出现的残暴的人权镇压,有人认为,当局有两个目的:一是惩罚活动人士,二是利用其来强调习近平的主张…分析家们的疑问是 ,为什么前一届胡温政府执政时期,自由派感觉要宽松一点,而在习政权治下,却发生了一个彻底反自由主义的逆转?专家们将之归结为执政者的一种恐惧,说是由于当前经济放缓、内部政治斗争激烈,使得习政权担心,公众对官员的极端腐败及滥用职权的愤怒,有朝一日会爆发为得到国外支持的公开反抗…传统的政治分析建立在人是自利性的判定上,即统治者做出的政治决定,一定是对他自己有利的,是一种理性算计的行为。然而在这场大审判里,人们没有看到习政权有什么理性,看到的只是厚颜无耻的欺诈,疯狂的倒行逆施…在习政权的镇压中充满了精神病态的非理性成份,损人而不自利。按照政治心理学的解释,领导人的政治行为有时只是为了获得心理上的满足。例如,毛泽东早年曾受过知识分子名流的轻视,他掌权后实行的仇视践踏知识分子的政策,被认为是为了满足其报复心理。由此可见,在政治个体研究中,引入心理学作为的分析手段是何等重要。在心理怨恨的作用下,文明与理性有时会不起作用,政治人物的个性心理特质严重影响他们的政治决策。其实,早就有人注意到习近平的心理问题。包括笔者在内的多位评论者都曾在文章中提到,习近平很可能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现代心理学家都一致承认:童年经历对一个人的发展产生决定性影响。有的影响是正面的,例如,因为童年曾遭受过苦难,有些人会终身致力于消除产生苦难的根源,世界上一些献身于崇高事业的人权、环保人士就是如此。但也有少数受过虐待的儿童,由于心理创伤过于深重,长大后变成施虐者。很不幸,习近平就是其中一个。1962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被毛泽东、康生迫害,全家遭株连。当时才九岁的次子习近平成了"黑帮子弟",遭受了可怕的歧视、欺凌和折磨。文革中,习近平曾被红卫兵追赶羞辱,被戴上高帽批斗,被威胁说要枪毙他。他挨饥受饿,被逼流浪,还曾被抓到北京少管所作为犯人关押。后来他下乡在陕西最贫困的窑洞村,被变相劳改了七年。令这个少年的情感唯一源泉枯竭的一个事件,是他在落难时曾被自己的母亲告发。据媒体报道,当年习近平被关押时,有一次趁雨天跳窗逃回家,想让妈妈给饥饿的他弄点吃的。但他没有想到,之前被迫在他挨斗时举手喊口号打倒他的妈妈,见儿子逃回家不但没给他东西吃,反而冒着大雨告发儿子去了。绝望的习近平只能痛哭着从家里逃走,第二天又被抓进少管所。从心理学角度看,这个非同寻常的事件是"不带血的心灵杀手",它的后果几乎是毁灭性的。精神虐待打击的是人的生命内核,会扼杀孩子对亲人的最后的一点信任感以及自我尊严感。遭受过如此精神虐待的孩子大都会人格破碎,陷入严重的心理危机。如果没有及时获得爱之温暖抚慰或者专业的心理治疗,那么,这个孩子很可能从此就带着残破冷酷的心灵生活…2000年,在接受《中国时报》采访时。习近平这样谈他对政治的认识:"几乎不曾有过权力的人,那些一直距离权力很遥远的人,往往认为这些东西是神秘、新奇的","但我穿过表面的东西——权力和鲜花,荣耀和掌声——去看,我看到的是看守所,是浮躁的人际关系。对政治我有更深层的了解。"心理学家一定会从这段话里认识到:这个昔日受虐的孩子,其心理痼疾从未痊愈。因为父亲平反后重登高位的缘故,习近平在文革后仕途一帆风顺。虽然被前妻抛弃,但他后又娶得美貌的歌唱家做妻子。可是,这一切外在的显赫的成功都帮不了他,他那在成长阶段受到损伤的人格仍然支离破碎…一个"受虐—施虐—循环往复"的诅咒之链,已经清晰地显示出来。在文革过去五十年,中国残酷的政治迫害仍然如出一辙,只是再也没有当年曾拯救过习仲勋的胡耀邦了。问题不仅在于一个掌权者可怕的心理病态,问题更在于一个权力不被制约的政治制度。这个丑恶的制度无法阻止一个病态的人继续糟蹋国家、祸害人民、摧残人性,使中共中央在文革后制定的"拨乱反正"政策沦为具有反讽意味的笑话。从长远看,无论希特勒、斯大林,还是毛泽东及其毛式人物,全都逃不掉覆灭的命运。但是,如何斩断眼前这个诅咒之链,解除这个巨大的魔咒,是当今中国人不容推卸、迫在眉睫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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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一梦》
徐景贤
朗读之三十
林彪、叶群为儿子林立果找美女，选“妃子”的事，旱已传得沸沸扬扬，也屡见报刊披露，但有相当一部分是道听途说，有的甚至是胡编乱造。我对林彪、叶群和林立果在全国各地“选妃”的事，知之不多，但对他们在上海的“选美”活动，却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因为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之后，根据毛泽东主席的命令，在上海逮捕了林彪的心腹、空四军政委王维国。
周恩来总理指示王洪文在上海设立了一个王维国项目组，每天要把清查的进展情况当面报告给周恩来。在这个过程中，我看到了林立果等人在上海“选美”的原始材料，包括笔记本、照相册以及伪装的照相机等，还有参与此事的有关人员的交代，当时就感到惊心动魄，难以置信而不得不信，现在我把它们实录下来，公诸于世，以正视听。
叶群派员来沪试探
叶群、林立果在上海“选美”，开始的时候只敢小规模偷偷地进行。一九六九年“九大”以后，叶群通过她所控制的军委办事组，从北京派了一个干部，拿着海军李作鹏的介绍信，为她的儿子到上海“选美”，那个干部到上海后找了东海舰队高（希曾）副司令，说是要在上海物色几个女青年，调到海军系统的高干招待所当服务员。高副司令当时兼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就擅自给他出具了市革会某部门的介绍信，让他到基层去自己选拔。这个干部行动非常诡秘，一会儿穿海军军装，一会儿穿陆军军装，今天去学校，明天下工厂，东打听，西盘问，专找漂亮的女靑年，引起了群众的怀疑，向上级领导作了反映。上级领导派人查问此事，那个干部见情况不妙，赶快溜回了北京
林立来组建 " 找人小组 "
这以后，林立果就亲自出马了。一九七○年五月，林立果在上海空四军内物色人员，建立了找对象的“找人小组”，开始时选了最贴心的八名核心人员，所以叫“八人小组“，后来又扩大成员，由林立果亲自命名为！“上海小组”。关于这项“选美任务”，当时的空四军政委王维国（林彪集团在上海的主要成员）对他的心腹说：“这是为天才人物选助手，是有伟大深远的意义的。”
林立果当时的身份是空军作战部副部长，但在空军里可以“指挥一切，调动一切”，他为“上海小组”题了字，制作了精致的组标，还亲自来上海主持授枪仪式，给“上海小组”成员发了枪，凡是参加“上海小组”的人，都要举行“小组宣誓”，宣誓的内容除了“忠于毛主席、忠于林副主席”以外，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要“忠于林副部长”，为“林副部长赴汤蹈火”，“绝对保守林副部长的机密”。“上海小组”的成员还要认真学习《入组需知》，该“需知”称：“本小组的任务，是完成无产阶级司令部直接交待的多项任务”，“尤其是小组的最高领导，林副部长的指示，不得向任何人泄露和了解情况。”
“上海小组”的成员后来发展到二十多人，都会打枪，会摄影，会驾驶汽车。每个人配备了一辆苏联造的“伏尔加”小轿车、王维国也参与领导这个“上海小组”，他下令说：“小组的每一件工作行动，都要有助于大局，大局就是副部长”。
“上海小组”为林立果“选美”的行动，对外当然是絶对保密、秘而不宣的，所以连空四军的有些领导也不了解这个小组的内情。直到林彪自我爆炸以后，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对“上海小组”的成员采取了隔离审查的措施，同时缴获了《入组需知》，“誓言”、林立果题写的组标，“选美”用的照相机，照相簿以及其它工具，才掌握了确凿的证据。其中特别重要的，是“上海小组”成 员陶某的一本记录本。按照林立果的规定，关于他的任何活动，是不准留下任何文字痕迹的，但是这个陶某当时却忽发奇想，他把林立果在上海的毎一次活动，按照时间的先后作了详细的记录，等到林力果和林彪一起毁灭之后，这本记录本倒成了林立果作恶的重要罪证，使我们对于林立果在上海“选美”的种种丑态，有了比较真实而具体的了解。
" 选美 " 据点:巨鹿路空四军招待所
林立果毎次到上海活动，都住在巨鹿路空四军招待所大院内一幢独立的花园洋房里。这里原来是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国际问题研究所，文革开始后被占用了。花园洋房被高高的围墙包围着，汽车从巨鹿路穿过一条长弄堂，可以驶进大铁门一直开到客厅前面的草坪旁边另一扇小铁门，又可以直通空四军招待所大院。这个地点既隐蔽又方便，林立果就在这里直接指挥“上海小组”“选美”。
" 上海小组 " 的找人方式种种
小组的成员和集中在招待所里，基本上是两人一档，共同行动。而林立果自己往往也参加其中的一挡。
“上海小组”找人的方式很多，第一种是“盯梢”。这是旧社会上海的流氓、恶少惯用的伎俩：看见漂亮的女子，就死气白赖地紧盯在人家后面，不把人家弄到手决不罢休，不过，林立果所采用的是现代化的盯梢手段，那是过去上海滩上的洋场恶少，流氓地痞们所望尘莫及的。
如果是林立果参加的两人一组的轿车出动，左边握着方向盘开车的是“上海小组”的一个成员，右边前座上就坐着穿军装的林立果。轿车沿着马路边的人行道，缓缓地行驶，林立果就在车窗口伸着脑袋，蹙起他那又浓又黑的眉毛，用鹰隼一样的眼睛，寻找他的猎物。
他们盯梢的时间往往选择在工厂、学校、机关，商店上班的时刻，马路上来往的行人络绎不绝。林立果发现了长得漂亮的年轻姑娘，马上命令左边的驾驶员跟上，轿车就慢速前进，紧紧尾随着被“盯”的姑娘，有时候，正好瞥到一个美貌的姑娘在人行道上和轿车迎面交错而过，林立果就下令要轿车立即调头，继续跟上路边的姑娘。
这种轿车盯梢，一直要盯到那个姑娘走进某个工厂或者学校为止。林立果他们也就赶快下车，跟着她进门，认准她的具体去向。然后回过头去找这个单位的人事部门，拿出部队的证件和介绍信，声称是来招特种兵的──部队文工团团员或是医务人员等等，向人事部门调阅有关档案，了解那个姑娘的姓名、年龄、婚姻史、家庭情况等，那些基层单位的工作人员出于对解放军的信任和热爱、又看到他们随带的证件齐全，手续齐备，对他们的要求决不会拒绝。
书面档案摘录好以后，林立果等又当场提出要和被物色的本人作一次谈话。于是，这个年轻的姑娘就被找到单位人事部门的办公室。面对两位军人，其中的一个人和她随便聊开了天，先是说明来意，然后问她想不想常演员或是医生，有哪些爱好和特长等等，另外一个穿军装的人偶尔也在旁边插上一两句话，但是更多的时间却在摆弄一只草绿色的军用背包。这只军军用背包普普通通，半新不旧，和任何一个解放军战士用的并无二致。这只背包放在桌上，也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可是，谁曾想到，就在这只毫不显眼的背包里，却隐藏着一架高级照相机。背包内层，四周用硬衬衬好，使它立在桌而上不会卧倒，背包的一侧，开了一个小洞，里面的硬衬上也相应地挖了一个小孔。照相机被固定在背包内壁上，它的镜头，正好嵌在硬衬的小孔里。通过背包上的小孔，照相机可以对准任何需要拍摄的对象，背包的另一侧，拖出一根线头，那便是照相机的快门按钮。当那位年轻的姑娘进来，坐下，谈话及出去的过程中，她万万不会想到：自己的全身像、半身像、正面像，侧面像、说话（露齿）像，微笑像……统统都已经被摄入了镜头。
林立果他们“选美”活动的第二种方式，就是“相面”，这是从第一种方式发展而来的，因为“盯梢”虽有收获，但是费时费力，而且有一次差点出严重事故：林立果和旁边开车的“上海小组”成员，同时盯着马路上的女人看，结果驾驶员手里的方向盘没有把稳，伏尔加轿车撞到了马路边的电线杆上。车撞坏了，亏得车速较慢，林立果没有受伤。气得他连声骂娘，从此以后，“选美”的方式就较多地采用直接“相面”了。“上海小组“的二十来人，分成两人一组的许多小小组、分片包下，直接闯进工厂、学校里去，通过各个单位的领导，一个一个车问，一个一个教室，挨着看过去，“重点”单位如剧团等文艺团体则由林立果亲去看演员排演，练功等，直接进行“相面”，那些正在工作，上课或是排戏的年轻女孩子，谁也不会想到他们是来“相面”选人的。凡是被“选美”小组选中的人，就和第一种方式所讲过的那样、被叫到本单位的办公室谈话，然后偷偷地被拍了照……
" 复选 " 对象编号人册
林立果等人把照片带回后，冲洗出来，再加以比较对照，进行复选，凡复选被选中的相片，就正式编号，粘贴进照相册。每本照相册中共贴有七，八十个年轻女性的照片，每人占一页，写有编号、姓名、年龄，工作（学习）单位，住址等，还特别注明了身高；文字纪录旁边就贴着这个女性的正面像、侧面像，半身像、全身像，甚至还有从人事档案材料上翻拍下来的本人照片。例如有一个面容姣好，身材优美的芭蕾舞演员，她的照片被贴在这本相册的第一页，编号为201。当我翻阅相册时看到这些照片，着实吃了一惊，因为这位演员是上海市舞蹈学校《白毛女》剧组的主要演员，想不到由我直接主管的“样板戏”剧组，他们的“选美”触角也钻进来了。相册上除了这位演员的正面照、侧面照以外，还贴着一张她穿紧身的练功服正在练功的全身照片……
有了这些照相册，林立果就可以按图索骥，实行“点名”了。接下去，“上海小组”的成员便秉承林立果的旨意，给点中的女青年去做“工作”，动员她们参军、入伍。可怜的女孩子，她们有的是想去部队文工团当演员，有的是羡慕部队领导机关优越的工作条件，也有的甚至是为了穿上军装可以不再上山下乡……就这样，一些女青年被蒙在鼓里，经过体格检查，办了入伍手续。
" 猎物 " 入伍进学习班与个别谈话
人伍以后的第一件事，先进学习班，重点学习“林副部长”的“讲用报告”。这种学习班很特别，有时候只有一、两个人也办班。等到她们稍稍熟悉了部队生活以后，“林副部长”就找她们个别“谈话”了，“谈话”的地点就在巨鹿路林立果住的那幢花园洋房里。林彪垮台以后，王洪文和我到这个地方实地去看了一下，花园洋房的楼下是客厅和餐厅，大客厅的四壁都用古老的英国式雕花墙板镶嵌着，很有气派。
但是这个地方不够隐蔽，所以林立果不愿选定这间客厅作为“谈话”的地点。他看中二楼的一个大套间，外间布置成会客室模样，浅色面料的沙发套扶手上，覆盖着白色的花边，沙发背上放着织锦缎的软垫。会客室的一隅放着小桌子和软椅子，桌上铺着白色的台布。“谈话”都在晚上进行，到半夜十一点钟左右，招待所的厨师就会做好酒菜、夜点心，由值班的“上海小组”成员送上楼来。套间的里面是林立果的卧室，靠墙安放着一张席梦思的大床，床上铺着当时罕见的电热毯。大床的两侧，摆着两只长条形的进口立体声音箱，床边的柜子里，放着一架立体声收录机和当时一般人从未见过的大量盒式录音带。林立果把卧室和“谈话”客厅紧捱在一起，当然是别有用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