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亡中国富商郭文贵日前在其推特上透露，过去一周内与前白宫首席战略顾问班农两次会面。马上让人联想到上个月王岐山班农北京秘会90分钟。
郭文贵对这次“与美国主流”的晚餐，惊喜之情溢于言表，其自媒体相关渲染图文并茂。但外界观察相对冷静得多。
本台特约评论员姜维平认为：郭文贵实在太不聪明，不够淡定，心情非常紧张，缺点暴露很多，人傻钱多。靠班农打通川普关系，是运用中国企业家思维，以为只要和马建，张越搞好关系，就能搞定一切，他当年就是倒霉在这个思维定势上。现在他到了美国，虽然场景变了，游戏规则变了，他还是没有变。他这一套利用政客游说川普，企图打开快车道进入政治庇护程序获得身份，很可能弄巧成拙，这么一搞，媒体再一报道，即使川普想为他说话也不敢了，因为人家会说：你是因为班农到你家吃了三小时饭，喝了很好的酒，获得好处，你才帮助他的。这更麻烦了！郭在人生转折点最关键时刻，有点乱了方寸，可见这个人的识别能力并不高。
【读报补丁】
班农密会郭文贵的真实意图是什么? 多维新闻网 储文
中国外逃商人郭文贵，通过社交网站公布与白宫前首席战略顾问班农的会面，其言辞表达的十分兴奋，似乎在暗示他已手握“救命稻草”。 不过，很快就有消息指出，班农（Stephen Bannon）此举并非郭文贵想要表示的会被“留客”。班农很可能是来“送客”，劝说郭文贵走人。 10月11日，郭文贵在社交媒体推特（Twitter）公布了他与班农10月10日会面的照片。郭文贵甚至特意表示，对外公开两人的会面照片，得到了班农及班农团队许可。
郭文贵贴出的合影显示，他用手紧紧挽住班农的胳膊。据他宣称，两人在不到一周时间进行了两次会面。10月5日，两人的首度会面发生在华盛顿，第二次会面则在郭文贵位于纽约的家中。 郭文贵并未透露两人会面的谈话内容，班农方面也未对两人的会面内容透露更多信息。 有消息指，班农作为所谓“美国最危险的政治人物”与郭文贵会面，几乎不可能意味着郭文贵就获得支持，班农此举并非“挺郭留美”，实际上是“劝郭走人”。如果班农果真是帮助郭文贵这样一位风口浪尖的人物留美，只能选择暗箱操作，根本不希望被曝光。
……此次与班农的会面，应该是郭文贵的又一次舆论攻势，他在中国大陆时就擅长借助与高官的合影来提升自己的身份与能量。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11月份就将访问中国。特朗普将郭文贵作为“礼物”既不费钱，又无本万利，这显然符合特朗普的商人心理。美方也早已判定郭文贵并无价值，甚至是烫手山芋。
当然，如果采取强行遣返郭文贵，以美国目前十分对立的两派政治势力而言，会让特朗普遭遇内部新麻烦，其法律程序也有障碍。此时由离开白宫的班农出面来劝解郭文贵自行离开是可行方案之一。 据信，班农是劝说郭文贵离开美国，并不是让他回到中国。只要郭文贵离开美国，至于他想要去哪里，都与美国毫无关系了。在此之前，班农刚刚访问了北京。 在能否留守美国方面，郭文贵已经撒了弥天大谎，之前一直声称不存在留美的任何问题。但随后就被爆出他安排助理采取造假、虚构商业投资计划、变相贿赂律师等方式，力争长期留在美国。郭文贵在今年7月初曾提交过L1型签注申请，但被美方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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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一梦》
徐景贤
朗读之八十二
张春桥向马，徐，王提出要找一个秘书
一九七六年，张春桥五十九岁。
他最后一次回到上海是一九七二年，随后是和文静离婚，此后，他再也没有回过上海。我们也吃不准：这是不是他自己的有意安排……
我和马天水，王秀珍，曾经一再向张春桥发出邀请，希望他能回上海看看。有一次，我们去北京，又一次重提此事，我说：“从一九七二年您回上海以后，有好几年没有回去了。真希望您到上海住一阵子。”王秀珍也说：“文元同志、洪文同志都到过上海了，春桥同志您什么时候去上海哪？”
听了这些话，张春桥总是淡淡地笑笑，慢悠悠地说：“我也很想回去，再不回去，对上海的情况缺乏感性的了解，越来越没有发言权了！可是，这阵也确实忙，中央的事，国务院的事，再加上总政那一摊子，真是忙不过来……”
我想想也确实是那么一回事。特别是“批邓”的那一阵子，张春桥真可谓无分昼夜、殚精竭虑，在把邓小平“拉下马”的战役中，他发挥了极其重大的作用。因此，我根本没有觉察到：在他的内心深处，对自己今后的生活伴侣问题，已有所考虑。而且正萌动着一种充满希望的欲望……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五日，中央在北京召开“批邓”打招呼会议，华国锋在会上宣布：邓小平执行的是“修正主义错误路线”，对邓的问题“可以点名批判”。，这样，张春桥和我们都感到出了一口气，会议结束以后，张春桥把马天水、我和王秀珍三个人，找到钓鱼台九号楼二楼他的住处，作了一次长谈。
那次谈话，主要谈了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痛骂邓小平，二是议论上海的人事安排，三是张春桥叮嘱我们今后在上海要注意的几种倾向。谈话快结束的时候，张春桥似乎很不经意地对我们说：“我这里需要一个秘书，你们看看上海有没有合适的人……”
这个问题提得有些突然。我们都知道，张春桥在北京和上海各有一名男秘书，长期在他身边工作，北京是严秘书，上海是何秘书。我想，大概是他对北京的秘书不太满意，所以想另外找一个，我根本没有朝女秘书这方面去想。
说到这个问题，有必要介绍一下上海的有关历史情况和规定：长期以来，特别是从柯庆施主持上海工作以后，禁止领导干部身边用女秘书。因为，女秘书日日夜夜追随在首长身边，相处的时间久了，关系密切，有的人便难免掌握不住自己。
六十年代初期，我自己就听到过柯庆施针对某个女秘书大发雷霆。那个女秘书曾和某领导干部有染，可是柯庆施不责备男性领导，却全部诿过于女秘书，他亲自下达指示：“这个人是个腐蚀性人物，不能留在市委机关工作！”那个女秘书从此被调离市委。
接着，根据柯庆施的指令，今后上海市委的各级领导干部，从书记，常委到各部部长，一律不准用女秘书。柯庆施说，这是为了保护领导干部，他自己身体力行，身边没有一个女秘书；张春桥是紧跟柯庆施的，当然也从来不用女秘书，文革期间，根据张春桥的规定，在我们身边全是淸一色的男秘书。
由于这样的历史背景，所以当张春桥在钓鱼台住处找我们谈话，提出要找一个秘书的时候，我脑子里第一个反应就是指男秘书，根本没有女性这方面去想。
而且，那天张春桥是在和我们谈话快临近结束的时候，突然提出这件事的，我们几个都没有精神准备，马天水哼哼了两声，朝我看看，轻声说：“老徐看，有什么合适的人吗？”
王秀珍是分管组织工作的书记，她当然很想往张春桥身边派人，可是，她淸楚地知道：中央领导对身边的秘书要求很高，条件很严格，而且必须是善摇“笔杆子”的秀才。她自己派不出这样的人，所以她也沉默着不吭气。
我沉思了一下，一时倒也想不起比较合适的人。前一段时间，王洪文调去北京担任党中央副主席，向我要一名秘书，替他起草文件，撰写讲搞，翻阅资料等。王洪文指名要调市委写作组的领导核心萧木。萧木是铁路工人出身的知识分子，曾经担任过《上海铁道报》的编辑、《支部生活》的编委，他不但会写理论文章，而且会写杂文、散文，报告文学和小说……有较深厚的理论修养，为人比较谨慎，随和。像这样的人到张春桥身边工作倒是非常合适的，可进王洪文硬是点名把他挖走了，使我惋惜不止。此刻，再要找一个像萧木这样的人给张春桥当秘书，难了……
张春桥看我们几个都没有接口，便不再往下说了。这时，我提议说：“这件事让我回去和写作组朱永嘉他们商量下，提出几个名单来，整理成书面材料，送给您看看再定吧！”张春桥表示同意，我们就告辞了。
那天,张春桥的心思只是露了一个头,我们都没有真正领会,而且,因为马天水,王秀珍都在场,他不便再说下去;要是只有我一个人在场,也许他就直截了当向我交底了,免得后来为这件事又绕一个大弯子。
回到上海,我立刻找市革委会的常委,写作组组长朱永嘉。因为我和他都属于张春桥的"嫡系",我们一本正经地商量起给张春桥找秘书的事。
朱永嘉同样想当然地认为张春桥在北京要调换秘书或增加秘书。他起劲地排出一批名单：从市委写作组下属的文学组、哲学组、经济组、自然辩证法组……中间，物色了条件比较相当的人选，都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理论修养和活动能力，都能拿得起“笔杆子”，而且都比较年轻，没有家庭牵累，当然，淸一色的全是男性共产党员。
最后，我和朱永嘉一起还定了其中的三个人，朱永嘉考虑得很周全，他特别向我椎荐一名青年骨干，既会写文章，又会开汽车。朱永嘉不愧是研究历史的，他是最早跟着张春桥、姚文元写批判文章的“罗思鼎”小组的组长，他比我多一个心眼，他说：“当了秘书跟着春桥同志出去，万一有什么事，马上可以顶上去当汽车驾驶员！”我笑着采纳了他的建议。
我要市委写作组把那三个人的档案材料做了简要的摘录，打印出来，由我写了一封短信，附上摘录材料，通过市委机要交通员直送北京，信中请张春桥圈定选用其中何人，或者他认为全然不合适，就把材料退回以便再选。
信和摘录材料送去以后，许久没有回音，朱永嘉也问过我，我说这件事由领导决定吧，我们不要催。接着，“批邓”越来越热闹，张春桥在那个阶段特别忙，找“秘书”的事情也被延搁了下来。
张春桥写来密信要我“找个伴”
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天 安门事件”爆发，当时张春桥正站在人民大会堂朝向天安门广场一侧的房间里，他透过长玻璃窗看到势如怒潮的人群向大会堂涌来，而持枪的人民解放军则排成人 墙，把汹涌的人流死命挡住。张春桥产生了一种深深的恐惧，事后，他亲口对萧木说：“当时我曾经想，假如部队都把枪口掉过来，那可怎么办？！”
【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天安门事件”】一九七六年 的中国，仍处在“文化大革命”的漫漫长夜之中。一月八日，周恩来总理逝世，全党全国人民无限悲痛。四月间，各地人民群众纷纷以不同的方式展开悼念活动，声 讨“四人帮”借“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进行篡党夺权活动。他们的悼念活动受到无理压制。历经十年“文革”苦难的中国人民再也不能压抑满腔的悲愤和怒火， 北京上百万群众连续几天到天安门广场，献花圈、诗词，悼念周恩来。四月四日清明节，首都人民的悼念活动达到高潮。人民群众的悼念活动受到“四人帮”的极端 仇视，他们恶毒攻击这种活动是“反革命事件”，并决定从四日晚上开始清理花圈、标语。四月五日，天安门广场上的广大群众在“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口号下 采取抗议行动，遭到镇压并被错误地宣布为“反革命事件”。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这个事件彻底平反。
处在深深的恐惧中的张春桥，当然不会想到找老婆。
自从毛泽东给“天安门事件”定了性质，宣布为“反革命暴乱”以后，张春桥就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把“天安门事件”比作一九五六年的“匈牙利事件”，把邓小平比作策动闹事的前匈牙利总理伊姆雷?纳吉，他说：“邓小平就是今天的纳吉，中国的纳吉。”毛泽东决定撤销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使张春桥大大地出了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