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以来，“高校反腐”这碗20年前的冷饭，再一次被党中央端出来热炒，佐料为——“传媒大学五人帮窝案”，“中央音乐学院院长女儿的违纪婚礼”。
网上即刻出现聒噪。中国文明网甘溪文明的博客 12月2日发表署名痴山的评论——《文人风骨颓废去，高校反腐挠痒来》，写道：
腐败普遍,有权力的地方无处不在。所谓反腐,更像瞎猫逮死老鼠…这回,反腐又有新常态了。《教育部党组召开视频会,通报 3所高校4起违纪问题典型案件》报道:近日,教育部党组召开视频会,对近期查处的中央音乐学院、北京邮电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等3所部属高校4起违反八项规定典型案件进行通报。对中央音乐学院党委常委、院长王次炤为其女违规操办婚宴;北京邮电大学虚列支出套取资金设立"小金库";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刘亚和国际商学院原院长汤谷良违规兼职取酬等问题予以通报。论及高校领域腐败,与腐败大势息息相关,腐巢之中安有清廉?只是子女婚宴了、小金库了、兼职取酬了,虽然也是腐败。但比起普遍存在的基建腐败、人事腐败、招生腐败,的确只能算毛毛雨。中纪委抓小没错,却不应当放大!除此之外,高校大墙内的官员队伍,是否也该减一减?莘莘学子们的学费,是否也该降一降?反腐反到如此这般抓小放大,是不是有点隔靴骚痒呀?
除此之外，新一轮高校反腐号角吹响之后，掩体里一跃冲出两支敢死队。一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不“三个绝不”不长袁贵仁领衔；一支由上海交通大学编审，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博士统军。
两部重火力扫射目标和攻守方略各不相同，袁派采守势，严防死守——不时抛出一些意识弱化，头顶三尺无党规，政治敏锐性鉴别力丧失，思想麻痹、观念淡漠，以及在重大原则和大是大非问题挑战党政神主牌的“校园腐败分子”。
熊派则强攻其七寸软肋——“推进去行政化,排除权力干扰，推进势在必行的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回归办学本位，学校行政、教育和学术事务分而治之，乃根治高校腐败之最有效措施。”
两军混战中各推出官式文章一篇，在此摘要可见一斑——
- 新华社11月26日标题为《传媒大学8名干部被问责向校官作风开刀剑指何方》摘要:...在一项"根治高校腐败,你认为哪种措施最有效"的网络调查中,30.24%的调查对象选择"推进高校去行政化,排除权力干扰",居于首位。舆论普遍认为,加快高校去行政化改革,推进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势在必行。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等专家提出,优化高校内部治理结构,让大学回归办学本位,学校行政、教育和学术事务应分而治之。
- 《中国纪检检查报》12月2日的报道引述中国教育部长袁贵仁的话表示,这些违纪违规案例从根本上讲是党的意识弱化、纪律观念淡化,对党规党纪缺乏最基本的敬畏,也反映出教育系统一些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在组织上没有把全面从严治党的责任担起来、落下去…教育系统管党治党的力度有层层递减现象。一些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不强,有的思想麻痹、意识淡漠。一些党员教师在重大原则和大是大非问题上有模糊认识甚至错误认识,极个别人的言行挑战政治底线和法律红线。
党棍推波未名湖，
楚河汉界布残阵。
车马炮前起战端，
秀才谋反终不成。
请张伟国嘉宾发表高见。
【读报补丁】
以信息公开遏制高校"窝案"2015年11月26日 星期四 北京青年报熊丙奇
教育部党组研究决定，对中国传媒大学党委书记陈文申、校长苏志武等8名党员领导干部违纪问题进行通报，按照程序分别给予纪律处分和组织处理，其中校长、副校长等4人被免职。昨天，中传媒党委召开全体处级以上干部会议，宣读了对党委校长办公室主任姜纳新等5名干部违纪处理的决定。有舆论称这为最严重的高校领导腐败窝案，这是缺乏对高校领导贪腐现状的了解的。据粗略统计，党的十八大以来，仅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纪律审查”栏目公布的高校腐败案件，就已达50多起。而仅仅过去的2014年，就至少已有39名高校领导被立案调查，平均每个月就有三四起，分布在17个省市区。而进一步分析发现，高校违纪违法人员从高校党委书记、校长等党政一把手到基建处长、后勤服务公司领导等中层干部，甚至普通教职员工，窝案、串案时有发生。也就是说，中传媒这起“窝案”，只是高校领导贪腐案的“冰山一角”，与其他高校领导腐败案，高度类似。对于高校领导违纪违法前赴后继的问题，教育部门和纪检部门已有警示，要求高校把好决策权、财务关、基建关和招生关——这是高校贪腐高发领域，但是，领导们还是倒在这些关口上。怎么破解这一问题？从长远看，必须建立现代学校制度，以制约行政领导的行政权力，而在近期，则必须推进信息公开，把好“公开关”。从这起“窝案”看，信息不公开带来的问题，是十分严重的。据媒体报道，该校存在学校财务管理混乱、“三公经费”列支不真实、严重超预算等问题，而且，还提供虚假情况和材料，应付巡视检查和组织调查，有关领导需要对此承担责任。而如果学校能做到财务信息公开，接受师生和社会公众的监督，这种情况或可避免。其实，早在2009年，教育部就出台了《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当时，舆论认为这一办法，将成为高校反腐利器，让办学置于阳光之下，也就让教育和学术腐败没有了孳生的土壤。但遗憾的是，很多高校并没有严格执行信息公开办法，一些关键性办学信息，如“三公”消费，只有很少学校公开，而且，学校公开的“三公”消费信息，是否真实、客观，也无处可查。前不久，媒体曾调查北京高校的信息公开情况，发现约有半数高校没有公开信息，财务信息更是“躲猫猫”。这样的办学状况，是很难杜绝腐败孳生的。而高校之所以不积极公开办学信息，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对于信息不公开，没有严肃追责。虽然《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明确如果高校不按规定公开必须公开的信息，将由上级教育行政部门追究责任，但这种追责方式就是“老子问责儿子”，存在弄虚作假和形式主义。现在，巡视组的介入，打破了原有的问责体系。这启示，要让高校公开信息，必须改革目前的问责机制，应该由独立的第三方机构，对高校进行财务审计。同时，要建立起人大问责机制，由人大问责，而不是由上级行政部门问责——人大也有权对高校使用国家拨款的情况，进行跟踪、监督，并追究滥用资金的责任。在需要的时候，还必须引入司法问责。二是在高校内，行政权力说一不二，师生没有参与学校办学管理、监督的权利。包括信息公开在内，校领导想公开就公开，不公开师生也奈何不得。很多人寄望高校领导以他们的学识、修养，来约束自己的行为。而现实告诉人们，贪腐与个人修养没有多大关系，这更多与制度构建有关，就是个人学识再高，如果其手中的权力不受制约和监督，照样可能被利益诱惑，出现贪腐。而高校领导恰恰是这样，权力不但很大，而且缺乏有效制约，在高校之内，掌控着行政权力的校领导，不但可决策行政事务，还可介入教育和学术事务。 狠抓高校的信息公开，是当前遏制高校领导贪腐的关键环节。教育部已于去年制订了高校信息公开清单，这需要对照清单，让高校一一做到，而且，要引入第三方独立机构，对高校公布的信息进行审计。不能纵容高校任何隐瞒必须公开信息、编造假数据应付公开的行为。而从高校治理角度看，要让信息公开成办学常态，必须建立现代学校制度，推进行政权、教育权和学术权分离，建立校长公选制度，畅通师生参与学校治理的渠道，让民主选拔的校长对师生负责。这是让大学摆脱行政化、功利化，从而消除贪腐的根本之道。
☯ 沪上人物 ☯
纽约“秋菊打官司”——上海知名反腐维权人士，联合国访民傅玉霞专访之三。
傅玉霞是上海市，甚至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早的强迫拆迁受害者和因此而生的第一批老上访之一。1997年11月28日，在家中没人的情况下，当地官商不法分子伺机蜂拥而入傅宅，将这栋祖传私房里的财产现金一抢而空，随即开始了野蛮的强拆强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