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新闻网17日报道：“东北已经失守，天津正在沦陷，南北经济失衡愈加严重，中国经济面临新挑战，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明星重地辽宁、内蒙古、天津接连自曝生产总值（GDP）统计数据造假，这一行为背后似乎验证了目前中国严峻的经济形势。
2017年，时任辽宁省长陈求发曾承认辽宁省在四年时间里财政数据造假。今年，首先主动承认GDP注水40%以上的是内蒙古、随后天津滨海新区也自称将2016年1万亿元人民币（1人民币约0.1555美元）GDP直接挤掉三分之一，三个省份接连“挤水分”，引发外界关注。究竟是怎样的动机，让辽宁，内蒙，天津三省市挤水分？未来，中国还会出现更多此类现象吗？ ”
我们马上请伟国来谈谈这个不可忽略的新闻。
【读报补丁】
《主动挤水分:把注水GDP扼杀在摇篮中》 2018-01-16 中国青年报
各地为什么不能自己把弄虚作假、编造数据之类现象，先行扼杀在地方统计工作的“摇篮”之中呢？
近日，多家媒体报道，部分省级行政单位因为GDP上报数据不实，“主动挤水分”。截至目前，已有辽宁、内蒙古、天津三个省级行政单位，承认本地存在经济数据造假问题，或是主动核减财政经济数据。其中，辽宁承认GDP造假较早，而内蒙古和天津对GDP“挤水分”，则是最近刚刚发生的事。
去年1月，辽宁省时任省长陈求发就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确认，该省所辖市县在2011~2014年存在财政数据造假的问题，导致经济数据被注入水分。今年1月3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也在全区经济工作会议上承认，财政收入虚增空转、部分旗县区工业增加值等数据有水分。1月11日，天津滨海新区又传出消息，将把滨海新区2016年的GDP从超万亿元下调至6654亿元。
地方为何要为GDP“主动挤水分”？有媒体认为，是因为中央决定将于2019年实施地区生产总值（GDP）统一核算改革，才促使这些地方主动调整了GDP数据。
更直接的原因，恐怕还是因为中央近几年来加大了对GDP造假的监督力度。去年年初，辽宁“主动挤水分”，就是在中央巡视组“回头看”的大背景下发生的。
对此，《人民日报》海外版的微信公号“侠客岛”的说法很明确：“地方统计数据造假的情况，中央是掌握了的。”而2017年底，《天津日报》发表了一篇名为《挤干水分关键要“舍得”》的评论员文章，从中也不难看出天津要对GDP“挤水分”的决心。
各地所谓“自曝家丑”“主动挤水分”，当然是因为“有压力”。既然如此，各地为什么不能自己把弄虚作假、编造数据之类现象，先行扼杀在地方统计工作的“摇篮”之中呢？
说白了，还是原先不端正的政绩观念在作祟。虽然这两年，已经出现了逐步淡化GDP对政绩影响的趋势，但是长期以来“以GDP论英雄”的思维惯性，仍然遗留在相当多领导干部的脑子里。很多地方考核干部，还是习惯于看他任上的数据是否“漂亮”。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神仙数字”自然会层出不穷，而各省的数据，自然也会被地方数据层层堆高。
在重要统计数据上造假，不仅是工作作风问题，本质上也是一种违法行为。伪造、篡改统计资料，更是涉嫌犯罪的严重行为，需要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国家统计局也明确要求加强对领导干部统计工作的考核管理，对统计造假、弄虚作假者实行“一票否决制”。因此，对地方制造假数据虚增GDP行为，有必要追究造假者的法律责任，让他们承受相应的代价。统计造假是一场博弈，如果风险小于收益，那么造假就变成了一项“可以做的买卖”。这样的非法“买卖”，必须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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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探小说《红旗袍》第四章 作者裘小龙【美】
第六章
佩琴对于这次的红旗袍杀人案也颇费了一番脑筋。不仅因为此案纷繁复杂，更因为这是于光明作为代理组长接手的第一件案子。
像从前一样，她为自己划定了一条底线，即“有所为，有所不为”。她不可能掌握属于警方的那些资源，更没有时间和精力。所以她选择从红色旗袍入手。
作为饭店的会计，她并不需要每天朝九晚五地耗在办公室里。于是在去上班的路上，她走进了一家裁缝店。这家店并非以旗袍闻名，但她认识店里的一位老裁缝。她向他说明了来意，并给他看了那旗袍的放大照片。
“从这袖子和开衩看，这旗袍款式够古老的了。”满头白发的老裁缝扶着眼镜说道，“它应该不是现在那种批量生产的。看这手艺，还有这些盘扣。做这么件旗袍起码得一天时间。”
“您觉得这旗袍是什么时候做的？”
“光看照片我也不敢肯定。毕竟我一辈子也没做几件旗袍，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不过呢，如果顾客能带着布料和图纸来的话，估计我能做出来。”
“再问您一下，您知道还有哪些店能做这样的旗袍吗？”佩琴问道。
“那可就多了去了。另外，还有好多私人裁缝是的呢，那些人连店面都没有。”老裁缝答道。
这又是一个问题。的确有很多私人裁缝是的，没固定营业场所，警方根本不可能一个一个去调查。
离开裁缝店，佩琴决定去一趟上海图书馆。如果她想帮忙破案，就得用一种与警方不同的思路。在图书馆，她花了大约一个小时查阅书目，借了一堆杂志和书籍。
当她抱着一塑料袋书刊走进四海饭店的办公室时，已是上午十点多了。这天上午饭店经理华山没来上班，其实他已经两天没来店里了。他自己在外面开了一家公司，不过仍保留着在四海饭店的职务。
尽管所处地段不错，这家国营饭店的生意依然举步维艰。在这经济体制改革的时代，人们都在“为公还是为私”这个问题之上踌躇。连续几个月饭店都在亏损，所以有传言说，饭店将引入现代管理责任制：即名义上企业仍属国营，但今后经理将完全对饭店盈亏负责。
伴着楼下厨房里叮当作响的锅碗瓢盆协奏曲，佩琴试着尽量集中注意力，在小小的办公室里读起那些书来。
她当时并没有糊弄于光明，她的确不太懂旗袍。在学生时代，她只在电影里看到过这种服装。
看着桌子上堆着的这些文字材料，佩琴有些不知所措。她快速浏览着一本又一本书刊，忽然间一张黑白照片映入眼帘。照片上是张爱玲，这位九十年代才被人们重新想起的上海作家，身穿一件三十年代的华丽旗袍。佩琴想起，在最近看过的一档电视节目上，有一位年轻姑娘若有所思地漫步在黄河路上，双手指向背后古老的建筑物，仿佛置身于一种当今时尚的怀旧情绪之中。“也许就是在这里，张爱玲身穿自己设计的旗袍，走出这典雅的建筑。这是多么浪漫的城市啊！”
自诩时尚评论家的张爱玲，曾经设计过一系列海派服饰。桌上这本书结尾部分刊印了不少她的设计图样。但佩琴似乎对张爱玲的生平更感兴趣。这位作家很年轻时便出道了，以写背景在上海的故事著称。她曾与一个沉湎女色之徒有过一段不幸的婚姻，这段经历为她后来的写作提供了一些素材。新中国成立之后她去了美国，嫁给了一位江郎才尽的、落魄的美国老作家。唐诗云“贫贱夫妻百事哀”。文章作者将她的婚姻称做“自毁”。她的第二任丈夫死后，她一直离群索居，直至孤独而终。她死后许多天才被人发现。
读着这些悲伤的文字，佩琴希望能从历史的角度解读旗袍的流行趋势。然而这两个小时的阅读却所得甚少。唯一的收获，就是她更加坚定了一个观点——穿旗袍的都是生活富裕且受过良好教育的妇女。旗袍是张爱玲那样的女人穿的，不是她这样的劳动妇女穿的。想到这里，她用手指轻轻叩着桌上的书，无意中看到自己脚上的袜子破了个小洞。
她好奇于文章作者对张爱玲“自毁”倾向的分析。也许陈超也有这种倾向吧。她听说他正在调查一起拆迁案。毁灭、拆毁、自毁……佩琴被这些字眼搞得很困惑。
这时传来一阵敲门声。她抬头一看，发现潘大厨站在门口，手上端着一个砂锅。
“这是专门给你做的砂锅。”潘大厨笑盈盈地说道。
“谢谢。”佩琴来不及收拾桌上那一大堆关于旗袍的书刊。
“看什么呢？”
“哦，我打算给自己做件旗袍，正挑选款式呢。”佩琴道。
“哎，你真能干，”潘大厨把砂锅放到了桌上，“我一直都想跟你说啊，这半年多时间咱们一直在亏损。这不经济改革吗，大家最近都在传饭店改制的事呢。”
佩琴掀开砂锅盖，笑着说：“哦！真不错！”
潘大厨一脸茫然。
佩琴看到他的表情，补充道：“哦，我说的是这砂锅里的菜。”这砂锅剁椒鱼头可是潘大厨的拿手绝活。
“小心点儿，烫。这砂锅能长时间保温的。”潘大厨搓着手说道，“咱中国现在不是兴起什么中产阶级嘛，人家来饭店可不是为了吃家常菜的，人家是来尝鲜的。所以咱们也得与时俱进啊。你把饭店接过来怎么样？我一定鼎力相助。管他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到时候饭店就是咱们自己的。”
“谢谢你啊潘师傅，我会考虑的。”佩琴答道，“不过我怕自己难当此任啊。”
“好好考虑一下呗，不试试怎么知道能不能胜任呢。”说着，潘大厨转身走出办公室。
佩琴拿起汤匙，喝了一大口汤。她心想，也许自己确实应该为饭店多做点事情，或者说干点至少比现在这个大闲差更有意义的事。但是家庭状况不允许她这么做。儿子勤勤正在准备高考，为了前途，他必须考上一所一流大学。而丈夫于光明正处于职业生涯的关键时期。她得把精力都放在家里。
吃过午饭之后，佩琴发现自己很难再专注于那些书刊了。楼下厨房好像有人吵起来了。一会儿华山打来电话，说自己今天不来上班了。这时候，佩琴想到了另外一个可能对调查红旗袍案有帮助的主意，于是她决定下午翘班走人。
也许可以从电影中找到一些线索吧。旗袍或许有某种含义，是每天过着乏味生活的她意想不到的。于是她离开单位，打算去四川路上一家音像店看看。
这是一家很大的音像店，架子上摆满了各色影碟。出乎意料的是，佩琴发现一些尚未正式发行的电影也赫然在售。
“怎么这些电影这么快就有碟了？”她问店主。这位店主是四海饭店的常客。
“这有何难，枪版呗。”店主咧嘴笑道，“不过保证质量。觉得不好随时可以全款退货。”
佩琴边走边打量着那些影碟，很快被西方经典电影货架上一张《意外收获》吸引。这部电影由詹姆斯·希尔顿的小说改编而来。她曾听于光明说起，那是陈超在外滩公园读的第一部英文小说。其中文版有个浪漫的名字——《鸳梦重温》。在中国古典诗词中，“鸳鸯”指的是形影不离的情侣，看来这是一部爱情故事。想到这儿，佩琴拿起这张影碟，放进了购物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