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个判例看京港两地舆论争议的鸡同鸭讲

本周两大中国新闻:香港法庭2月17日宣布,七名在雨“占中”期间袭击围殴示威者曾健超的香港警察,全部判监两年,不可缓刑。

同一天,现年72岁的香港前行政长官曾荫权被法院裁定一项职人员行为失当罪成,成为香港有史以来被定罪的最高级官员。法官听取辩方求情后,将案押后至星期三判刑,2月22日上午判处曾荫权20个月监禁,不获缓刑,立即收监。

内地喉舌媒体几乎立即就以上判决作出反应。《人民日报》海外版2月21日发表题为《警察被重判冲击香港法治》的文章,认为“占中”者普遍获轻判或逍遥法外,而辛苦执勤、承受巨大压力的警察,却因一时失误遭重判,质疑这样的判决是否合理,将对香港造成什么影响。京港两地民间舆论对上述判决的热烈异常的反应也呈现出近乎鸡同鸭讲的两极化对峙状态。

我们请伟国谈谈他的相关看法。

【读报补丁】

蔡慎坤:香港如同一面什么镜子? 新浪博客 转贴

香港对于内地而言,如同一面镜子,透过这面照妖镜,我们究竟能看到一些什么?邓小平生前答应让香港保持并延续港英殖民时期的政治体制,也就是说让港人治港,让港人继续享有结社组党自由出版言论自由迁徒自由等等,保留香港的终审法院地位和独立司法体系,并且承诺五十年不变!

近日,有关香港的两则新闻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一是为港人服务50年的前特首曾荫权,被裁定犯下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二是七名香港警察因在“占中”期间,殴打一名示威者,全部被判入狱两年。

特区政府前最高领导人与香港警察,前者掌握公权力,后者执行公权力,竟然都被法院判决有罪!而他们所犯的罪,在内地网民看来,简直是不足挂齿不值一提。

先看看曾荫权的七条罪状,再看看内地那些因贪腐落马的大小官员,或者只需要对照一下我们身边的村官或街道公务员,任何人都难免产生一种强烈的反差感。

1、2012年18至19日,曾荫权与妻子到澳门出席新濠天地赌场内春茗活动,与一批赌厅人士、高利贷集团中人、夜总会从业员及多名黑道社团猛人饮宴。

2、2012年2月9日至12日,曾荫权与妻子及10多名富商,乘坐富商私人飞机往返泰国,再乘一艘属于亿万富豪刘銮鸿价值1.52亿港元的超级豪华游艇返回香港。曾荫权后承认7年任内,先后4次乘坐富商游艇及私人飞机外游;曾荫权随后声明,每次出行,都按市场价格向对方支付了机票费用、游艇费用,但立法会议员直斥曾荫权,以普通港澳轮价钱乘名贵游艇之说法“好可笑”,私下与富商聚会,易令市民联想其任内有关楼市的措施,有优待地产商之嫌。

3、曾荫权在2005年时获地产商赠送一部1998年款的旧跑步机,但特首办公室却坚称是“借用”。

4、2001年为了逃避高昂的汽车税,曾荫权不惜从英国以80多万港元低价购入奔驰房车。

5、1996年其长子曾庆衍从英国修读医科毕业归来,为了方便他行医,曾荫权竟以财政司信笺致函向医务委员会施压要求豁免长子的执业试。

6、曾荫权任职特首期间多次公干外访,入住酒店时,同行官员均统一由政府部门结帐,但他坚持用个人信用卡签帐,然后再由公款报销,在这个过程中赚取积分优惠。

7、导致其被判刑的重要原因——曾荫权退休之后居住在深圳。2012年2月23日,多间报章报道,曾荫权退休后养老居所深圳东海花园君豪阁面积达500平的复式单位,每年租金才8万元人民币。因此社会各界怀疑,修建别墅的富商和曾荫权之间存在利益输送嫌疑——2009年,曾荫权曾批出牌照给香港数码广播,而这个楼盘的老板,就是香港数码广播的股东兼董事黄楚标。

这七条罪状,如果细心阅读,应该能体会到当中的微妙。原来在香港,最高领导人写信给下属,要求通融一下自己儿子的考试都是违规的。

更可怜的是,最高领导人居然还在刷信用卡挣积分。

最高领导人用的跑步机居然是别人用过的旧跑步机。

最高领导人退休了,居然只能跑到深圳租房子住。而且一年八万的租金都是“极其奢侈”……

曾荫权受命于危难之秋,他是公认的英国人培养出来的香港公务员的典范:忠诚、干练、勤勉、谨慎、坚韧,加之他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为人厚道、和善,前后做了一届半的特首(七年多),曾荫权对香港最大的贡献是在巨大压力下灵活周旋,捍卫了香港的基本制度和法治尊严,而现任特首梁振英上任后给廉政公署下达的第一道命令,竟然就是全力调查这位前任特首。

历时五年挖地三尺的奉旨调查,再次证明这位特首是中国大小城市最廉洁的官员,找不出第二个!而在曾荫权担任特首期间,特区政府每年的公款吃喝帐单都要对港人公开。账单显示,香港重大节庆宴会开支(农历新年、新春、回归周年及国庆酒会):2008年花费190.1万港元,2009年202.3万港元,2010年217.1万港元,最贵的一餐为2010年国庆酒会,花掉120.6万港元;最省的是2009年的农历新年及新春宴会,两次花了48.5万港元。

港府官员公务应酬开支(包括政策局局长及首长级公务员):2008年花费1310.9万港元,2009年1350.9万港元,2010年1421.8万港元。特首每年的社交公务招款费32万港元。如此节俭的吃喝帐单和公务应酬开支,远远低于内地一个贫困县的公款吃喝开支。而香港则是一个人均收入排在世界前二十的富庶之地。

至于七名香港警察在“占中”期间殴打一名示威者,全部被判入狱两年。香港区域法院法官杜大卫(David Dufton)表述得很清楚:虽然“占中”示威者曾健超违反法律,被告警察当时也处于压力之下,但没有正当理由将曾健超带至变电站并殴打他,而且曾健超的双手被塑料带打了背铐,没有防御能力,殴打他显然是恶意行为。杜大卫认为,众被告不但令香港警队蒙羞,也损害香港在国际社会的声誉,被判入狱是恰当的。

虽然曾健超向港警淋泼液体,但根据案件判决书描述,七名警察不是在制服曾健超的时候过度使用暴力,而是已经把挑衅者制服了,再把他带到另一处殴打,这已经从警察自卫或执法问题上升为警察打人的问题。

相比之下,29岁的人大硕士雷洋,去年5月在前往首都机场接人途中被指嫖娼。事后官方公告显示:当时五名警察对雷洋实施手臂围圈颈部、膝盖压制颈面部、摁压四肢、掌掴面部、脚踩面部、强行拖拽上车等行为,在雷洋身体瘫软、不再呼喊挣脱后,五名警察未进行现场急救和送医抢救,雷洋死亡。官方结论是,涉案警察犯罪情节轻微,不予起诉。

☯铜锣湾书局☯

《十年一梦》

徐景贤

朗读之五十四

林立果叫人偷偷地在叶群的保密电话机上安了一个窃听器,把线头接到自己的房间里,再接进B箱,就可以直接偷听、偷录叶群和别人的通话了,林立果一共偷听,偷录过叶群的多少电话,不得而知。但是,他秘密保存着几盘十分重要的录音带,准备有朝一日,只要他把这些不可告人的电话录音放出来,黄永胜和叶群等人就会乖乖地让他牵着鼻子走,对他俯首贴耳,有求必应。可是,林立果的如意算盘终究没有实现,这几盘被缴获的录音带,后来在审判林彪反革命集团时,成了黄永胜、叶群等人的部分罪证,也是他们一伙丑恶行径的最真实的自供状。

这些录音带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有一次叶群生了小病以后,给黄水胜打的一个较长的电话录音。录音一开始就可以听出叶群那故作娇懒慵困的声音,她的普通话讲得很标准:

“……我这几天病了,还发烧呐,心里可想你呢……”

“现在好一点没有?要多休息……“黄永胜用湖北口音关切地问。

“你也不来看看我……万一要有,如果弄掉的话,我希望你亲眼看我一一次。”录音带里传出叶群的哭声。

“我一定来!一定来!你不要这样,这样我也难受。”黄永胜诚惶诚恐地问答。

“这几天在病中,我想了好多事情……我再就是怕你要追求生理上的满足闯出祸来。我跟你说,我和你这个生命是连在一起的,不管是政治生命和个人生命……”

“我懂的。我完全这样了解,完全请你放心。我一切都是很顺利的。”黄永胜赌咒发誓地回答。

“……我考虑到你今后,我们除了写一些诗,互相安慰以外,我觉得我们还应该读一点豪迈的东西。也说不定将来,你能在中国革命、世界革命的领域里,会起很大的作用。”

“在这个方面,我要向你学习。”黄永胜说。

“我愿意永远做你的助手,做你的秘书,而且我决不强加于你。我一定在你的领导下,以你的意志为意志。”叶群在向黄永胜“效忠”以后,又设计了一个“世袭”的方案:

“我们都有孩子。我的孩子就是你的孩子,你的孩子也就是我的孩子。要考虑,毎个孩子往哪方面培养。另外,连我的加到一块儿,至少有五个吧,连新朝(作者注:吴法宪的儿子)六个……”叶群开始安排起几个家庭的未来了:“这五、六个虎大将,将来都可以。国家这么大,他们互相不会矛盾,一个人把一个关口,也是你的助手嘛,你说是不是?”

“对,对!”黄永胜忙不迭地答应。

“你永远是元帅。我永远是元帅帐下的一个兵,一个传令兵……”

叶群在电话中简直是信誓旦旦,老实说,她早就把写给林彪的誓言“他年定随到黄泉”,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她知这林彪虚弱的身体将是短命的。她心目中的元帅,已经转移到了黄永胜的身上,林彪假如听到这段对话,会气得当场吐血。然而,这样一个重要的电话录音,却落到了林立果的手里,林立果小名“老虎”,这头张牙舞爪的“老虎”,怎么会 甘居黄永胜之下呢?有朝一日,他完全可以拿着这盘录音作为要挟,然后爬到黄“元帅”和叶“主任”的头上去。

离开林家大院,回头看看那道灰色的高墙,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暗自额首庆幸:天理昭昭,这个“永远健康”的“副统帅”,亏得没有当上“接班人”!

一封原件己烧毁的重要文件

一九七二年五月,在林彪机坠人亡八个月之后,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参加者有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以及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等共一百多人。毛泽东没有出席这次会议。

毛泽东给江青的信首次公布

我正好率上海芭蕾舞团出访朝鲜,回到北京后也参加了会议。会上,最重要的议程是向与会者公布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毛泽东写给江青的信。大家对信件的内容极感兴趣,因为这是一封私人信件,在信里毛泽东袒露了自已的心迹,道出了对自己的评价,不赞成“我的朋友”林彪的一些提法,同时,也揭示了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使大家感到 更加好奇的是:据周恩来在会上说,这封信的原件已经烧毁了,现在发给与会者的文本是根据抄件翻印的、其中还有着颇为曲折的情节。为了阅读和研究的方便,现在先把这封信的全文援引如下:

江青:

六月二十九日的信收到,你还是照魏、陈二同志的意见在那里住一会儿为好。我本月有两次外宾接见,见后行止再告诉你。自从六月十五日离开武林以后,在西方的一个山洞里住了十几天,消息不大灵通。二十八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已有十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中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于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衷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 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 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讲过不知多少次,你还记得吧。四月在上海还讲过。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有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那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 七、八年以后还有一次撗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开吧。他们会利用我的这种讲法去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但是这样一做,他们就要倒霉了。中国自从一九一一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二十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蒋介石利用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又开了一个黄埔学校,收罗了一大批反动派,由此起家。他一反共,几乎整个地主资产阶级都拥护他,那时共产党又没有经验,所以他高兴地暂时地得势了。但这二十年中,他从来没有统一过,国共两党的战争,国民党和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中日战争,最后是四年大内战,他就滚到一群海岛上去了。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拫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久不通信,一写就很长,下次再谈吧!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

【注】“魏、陈二同志”是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的魏文伯和时任华东局书记处书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陈丕显同志。

“在那里住一会儿为好”中的“那里”是指上海。

“西方的一个山洞”指湖南的滴水洞别墅。

“本月有两次外宾接见”是1966年7月12日将会见尼泊尔王太子比兰德拉(后尼泊尔国王)和7月17日接见出席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代表和国际组织的观察员。

毛泽东写这封信的时候,身在湖北武汉,而江青则在上海。此前的几个月,毛泽东发动了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把矛头直指“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北京市委;毛泽东先后在上海、杭州等地找陈伯逹、康生、江青、张春桥等谈话,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号召“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五月,由刘少奇主持在北京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没有参加,会上批判了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扬尚昆的“反党错误”,通过了陈伯达等人起草的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成立了新的中央文革小组,林彪到会做了讲话,大谈政变,大事颂扬毛泽东。这就是那个使毛泽东“总感觉不安”的《五.一八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