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媒称:两会期间有广东代表提出应该在民法典里对"抹黑英雄"的行为追究民事责任,最后在民法典总则修改草案里加进了第185条:"侵害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结果引起法律界的一片喧哗。业界认为,如果仅强调对英烈人格利益保护,对自然人而言有人格不平等嫌疑。另外英烈的民事权延续到死后,与民法典草案中第13条"自然人从出生起到死亡止的民事权利"有冲突。而民法典的基本原则就是,全体公民民事权利平等,不知今后在实际操作中怎样处理这种"法条冲突"。
就这一争论,请伟国分析指正。
【读报补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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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一梦》
徐景贤
朗读之五十七
毛泽东为何选王洪文接班
毛泽东选过三个“接班人”：第一个是刘少奇，最早主张把“毛泽东思想”写进中共党草的就是他，可是后来又说他是睡在自己身旁的赫鲁哓夫式的人物，终于发动一 场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搞掉了。第二个是林彪，作为毛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进了“九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可是到第二年两个人就在庐山会议上闹翻，最 后林彪想另立中央，出逃殒命。这下子给了毛泽东沉重的打击，他考虑再三，终于在一九七三年中共“十大”上，选定了第三个接班人──王洪文。
关于毛泽东为什么要选王洪文做接班人，外界曾经有过很多议论、分析和猜测，作为和王洪文一起造反，又在十年文革中和他长期共事的人，我愿意提供一些背景材料和真实细节，供人们了解毛泽东选中第三个接班人的全过程。
毛泽东是怎样认识王洪文的
一九六六年，毛泽东发表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王洪文在上海市第十七棉纺织厂造了厂党委的反，一个是共产党中央的主席，一个是基层工厂的保卫科干事，可以说根本没有谋面的机会。在毛泽东和王洪文之间起了媒介和桥梁作用的，就是张春桥。
张春桥当时是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被毛泽东看中，升调到北京担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以后又被委派到上海处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 总司”）成立后所引发的“安亭事件”，和当时的“工人领袖”王洪文、潘国平等接触颇多，对处于困境中的他们表示支持，因而使王洪文等人对张春桥感恩戴德， 言听计从。解放以前，上海的地痞流氓都盛行拜“老头子”，找靠山，以谋求占领地盘和站稳脚根。有一次，张春桥在和我谈到“工总司”的这一批头头时，公然笑着说：“他们把我当‘老头子’了！”这并非言过其实，对于“工总司”，张春桥确实发一句话就可以“摆平”一切。
在选择“工总司”的主要领导人时，张春桥考虑到王洪文的出身好，成份好，又是共产党员，做过工厂的保卫干部，所以让他当上了一把手，而把另一个在造反初期影 响更大，年纪更轻，不是党员的潘国平贬了下去。王洪文对此是心领神会的，所以他对张春桥更是俯首贴耳，没有二话。而张春桥自己，也多次声称要稳定上海的局 势，主要靠两百万职工，特别是一百二十万产业工人。所以，他紧紧地把王洪文和“工总司”捏在手里，当作自己的筹码。
张春桥、姚文元从一九六七年初返回上海工作以后、每隔几天就要向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写一份书面汇报，加上毛泽东也给了张春桥一个任务，要他物色新的上海市委领导的人选。这样，毛泽东就从张春桥的一系列书面报告中，陆续了解了“工总司”以及王洪文等人的情况。
要说毛泽东第一次见到王洪文，那是一九六七年七月的事，毛泽东经周恩来安排，从武汉来到上海，住在西郊顾家花园代号为“414”的招待所。当时正值上海“八?四” 事件，王洪文调动三十多万工人，提了长矛、拿了短棍，出动了卡车，铲车，消防车……砸掉了反对市革命委员会和“工总司”的上海柴油机厂“联司”组织。毛泽 东深夜坐了装甲保险轿车到外滩巡视，只见一群群“文攻武卫”战士头戴藤帽，手持长矛，雄纠纠地守卫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门口。毛泽东觉得上海的形势和武汉 的形势大相径庭，工人造反派完全能够左右全局，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毛泽东感到很高兴、当张春桥向他请示如何重建上海民兵时，毛泽东指示“武装十万工 人。”张春桥问：“要不要发枪？’’毛泽东说：“每人发一根棍子！”
毛泽东在上海期间，张春桥对我说，要在电视机的频道里多安排一些节目。我让电视台播放了上海工人武装冲砸上柴“联司”的纪录片，毛泽东在“414” 招待所里看得津津有味；我还安排播出了一批文艺节目；实况转播了几场批判原中共上海市委负责人的电视批斗会，批斗会会场放在上海杂技场和文化广场，全市各 单位都可以收看。张春桥陪同毛泽东在招待所收看电视，适值王洪文在批门会上作总结发言，张春桥向毛泽东介绍了王洪文的情况，毛泽东直接收看、收听了王洪文 的讲话；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见到王洪文，这个指挥几十万工人踏平上海柴油机厂的“工总司”司令，在电视里侃侃而谈，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毛泽东和王洪文的首次谈话
毛泽东在开始发动文化大 革命的时候，主要是惜助青年学生的力量，支持他们成立红卫兵组织，他自己八次接见红卫兵，鼓动他们到全国各地去煽风点火，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揪出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到天下大乱以后，毛泽东想要从“大乱”走向“大治”，可惜已经不行了，那些青年学生、红卫兵们不听话了，他们打派仗，搞武 斗，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再也收不拢来了，于是，毛泽东又把希望寄托在工人身上，一九六八年七月，毛泽东作出了“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批示，中央发出 了《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毛泽东说：“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论是学校，还是别的单位，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 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
一时间，工人阶级又获得了高无上的荣誉和地位，知识分子沦为“臭老九”。王洪文们更加神气了，“工宣队”进驻了所有的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甚至连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各个部门也改名 为“工宣队一办”，“工宣队二办”……。一九六八年国庆节，党中央、国务院邀请全国工人和“工宣队”的代表，到北京去观礼，王洪文就是上海代表队的领队。
这次国庆观礼，王洪文他们住进了中南海。文革初期，王洪文带领上棉十七厂“誓死造反队”上京告状时，只能住在北海附近的商业招待所里，现在和那时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深夜，周 恩来总理还到观礼代表的驻地嘘寒问暖，更使代表们感到激动万分，最最使王洪文感到意外的是：在检阅国庆游行队伍以后，毛泽东竟然又在天安门城楼上单独接见 了他，这使他喜出望外！
毛泽东这时已经向清华， 北大派出了“工宣队”，“军宣队”，他还用向他们赠送芒果等方式，表示自己对他们的支持，毛泽东深知：此时此刻，全国工人阶级的力量对稳定文革局势，巩固 文革成果，是有看决定性的意义的；他当然也清楚：以上海的重要地位而言，上海的工人阶级在全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应当成为“领头羊”。自从他一九六七年 八月在上海的电视荧幕上见到了王洪文以后，现在他也有意要进一步认识和了解一下这个上海工人造反组织的首领人物。正如他一贯所主张的：要了解一个人，就得要和他谈一次话；要认识一条路，就得要用脚亲自去走一走。
于是，在天安门城楼上， 经过张春桥的引见，毛泽东单独和王洪文谈了—次话。王洪文接到通知，怀着兴奋和忐忑不安的心情跨进天安门城楼，步入用屏风阻隔着的贵宾会见厅，看到毛泽东 坐在中央的沙发上……这时，张春桥避开了，这是张春桥的聪明之处，他知道这种时刻是毋需他在场的。
穿着当时流行的军便服的王洪文，快步走上前去向毛泽东敬礼，毛泽东把他介绍给坐在一旁的林彪。林彪礼节性地和王洪文握手，他对王实在是一无所知，他瞅瞅这年轻人，万万没有想到面前的这个工人日后会取代他的位置，成为毛泽东的第三个接班人。
毛泽东按照他的习惯，首先问王洪文是哪里人，这样便可以凭借他的渊博知识，展开话题。王洪文问答说，自己是吉林省长春市人，一九三五年出生在长春市郊区。毛泽东屈指算来，那正是 伪满洲国时期，溥仪上台，长春易名“新京”，成了伪满的首都。毛泽东问王洪文，家里是干什么的。王洪文回说是贫农家庭，父亲早死，自己从小没有读完小学， 就给人放牛，放猪，也种一点田，到十六岁上，东北解放了，就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而后，又跟着中国人民志愿军参加抗美援朝。毛泽东问是什么部队，王 洪文说是二十七军，毛泽东很熟悉，记忆力相当好：哦，军长是尤太忠，“尤大麻子”。王洪文说：我就是军部的警卫员和通讯员，当了六年半兵，在部队里入了党；一九五六年复员，又到上海第十七棉纺织厂当保全工，一九六四年调到保卫科当干事，文化大革命当中跟着毛主席起来造上海市委的反……毛泽东不要听后面的 这些话，打断了问：你现在是在工厂里还是在“工总司”工作？王洪文说：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工作，也兼着“工总司”的工作，厂里每个楼拜都去劳动。毛泽东点 头叮嘱：永远不要脱离劳动、脱离群众。
这次个别谈话，给毛泽东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后来他一再向别人推荐说：王洪文“种过田、当过兵、做过工，工、农、兵都齐了，后来又当过干部，经历比较全面”，这段评价源出于此。对于王洪文来说，毛泽东和他的个别谈话也是一次重大的契机，将影响到他今后毕生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