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过饰非】： 用漂亮的言词掩饰自己的过失和错误。
本文大标题亦然。
亡命美利坚三年多来说了太多靓话，大话，空话，假话，梦话，虚话，神话，今天，这位红通商人的推特正经进入“文贵饰非国际新闻发布会”的笑话时代：
“我们会有三个世界级的名星到场义务献唱．二位女士．一位男士．还会有前国家元首．宗教界人士到场助阵！这是一个让世界了解中国过去5年的世界超级级的舞台！不会少于400家媒体参加！一切都是刚刚开始！
发'不'会我们会准备邀请三位受中囯法治陷害的当事人或家人各演讲15分钟。
如709律师事件．雷洋．李明．徐明家人．被双规人员的家人等．我希望他们在拥有自由的情况下向世界讲述过去几年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所以我只希望当事人讲述过去五年内的事情我将负责包括机票住宿等一切费用请和文贵联系。我要找的同译．中西．中德．中英等…各一人！要求两种语言都能达到近母语的水平．因为有大量资料需要提前熟悉．准备所以我将提前二十天准备．我将支付市场上价格的二倍费用！谢谢网友们的积极参与...会议时间11个小时．如有意者请发Em给我！一切都是刚刚开始！”
我们翘首以待！
【读报补丁】
由郭文贵在美国之音的专访被强行终止说起》 尹胜的博客 万维读者网
郭文贵目前和中共所展开的媒体舆论的斗争较量，只是中共权斗或者中国社会撕裂的一个插曲与缩影，没有一方是正义的，只是中国社会和人心黑暗的沉渣泛起与再度暴露。
有些人说难得郭文贵站出来说真话，似乎把他当成英雄一般，这真是个玩笑。郭文贵原本就是和中共搞官商勾结发的家...因利益关系还甘愿充当中共国安鹰犬这么多年。他和中共本是利益共同体，只是现在中共内部权力斗争涉及到他，他站出来爆料仅是一种斗争手段，目的是为了保护他的家人和财产，与正义根本没有丝毫的关系。假设，他的家人和财产不受威胁，他会站出来吗？我想绝无可能，就中国人这点勇气和见识，只够哄孩子和骗傻子还行。
郭文贵口口声声说爱国，爱中国人，真是无知到家，无耻到家...脱籍二十几年和中共狼狈为奸，捞取名利不惜沦为共匪的鹰犬，居然还敢说爱国人这便是无耻。
那些围观的人，无论站在中共一边，或者站在郭文贵一边的都是同一种货色，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是毛泽东思想余毒，是辩证法或二分法思维，对立观念和专制人格和思想。没有任何一方是正义的，本来是狗咬狗的一场戏，由于网友的站队，所以也就成了一群疯狗打群架了。
☯铜锣湾书局☯
《十年一梦》
徐景贤
朗读之六十三
写到这里，使我不禁想起：在一些关于周恩来的传记作品中，根据传闻，总是把周恩来在“四?一二”事件中的这段经历，编写成了被逮捕，被关押、最后得到营救等等。这样，一段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独特的斗争体验，一个富有思想内涵的历史教训，被降低成了一出通俗的惊险故事，这实在是令人遗憾的。只有周恩来的亲口叙述，才是最真实可信的。
关于周恩来住过礼查饭店的事，我旋即在邓颖超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当我第二天陪同邓大姐外出参观时，我告诉邓大姐：周总理曾经说，“四?一 二”事件以后，他和邓颖超一起在礼查饭店住过。邓颂超听后马上兴奋地连连点头，用她那清晰的噪音说道：“对！对！那可是一个高级的饭店哪，当时住的都是外 国人和‘高等华人’我们住进去以后也要充关佬：恩来穿的是西装革履，我昵，身上穿的是旗袍，脚上穿的是高跟鞋，冒充阔太太。我们在礼查饭店足足住了两个多 月，不能出门，靠地下党组织派人来联系。真把我们给憋死了！”
在上海从事地下斗争五年
“八一”南昌起义失败以后，周恩来取道香港等地，重又返回上海从事地下斗争,条件就更艰苦了。周恩来化名为伍豪,邓 颖超化名为逸豪。关于这些化名，周恩来也说过一个有意思的故事，他讲：“‘五四’以后，我和邓颖超都在天津参加了‘觉悟社’，当时的进步靑年为了表明自己 和旧的传统决裂，提倡废名。我们‘觉悟社’的社员也都不用自己的原名，但是总得有一个新的代号当名字呀，于是就在纸上写了号码，实行抓骰，谁抓到几号就是 谁的名字。我抓到五号，就改名为‘伍豪’；邓颖超抓到一号，就改名为‘逸豪’。”
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二 年，周恩来在上海化名伍豪，和邓颗超一起坚持了五年的地下斗争。周恩来当时是党中央的五位常委之一，还担任了中央组织部长和军事部长的职务，他的行动和住 所必须絶对保密。当时，他们的工作环境非常危险，为了躲避敌人的搜捕，不得不三天两头搬家。邓颖超经常为着找房子，到处奔波。
就在周恩来这次陪同蓬皮 杜访问上海期间，邓颖超没有外事任务，她就参观了兴业路中共一大会址，凭吊了虹口公园的鲁迅墓；她已经多年没有来上海了，如今旧地重游，勾起了她许多回 忆。上海的不少马路和建筑物，她都熟悉；长期在这座城市里从事地下斗争的她，能讲一口流利标准的上海话。她要我和她一道，坐车走遍上海的角角落落，想要寻 访过去周恩来和她一起住过的一些普通民宅。
邓颖超告诉我说：周恩来 那时的公开身份是商人，有时长袍马褂，有时西装笔挺，经常要化装以后才能外出；邓颖超的身份是家庭主妇，也需要打扮得比较阔气。他们找的房子还不能太差， 要相当于上海的小资本家的水平，住房既要隐蔽，又不能孤零零地显得突出，要分散穿插在上海的市民阶层中间。房子的附近必须没有敌人的机构，也不能和熟悉的 同志和朋友靠得太近。住的房间最好在二楼前楼，便于观察外面的动静，以及和来接头的同志联路；住房必须有后门，可以随时撤退和转移。
那天，邓颖超从虹口公园 参观了鲁迅纪念馆出来，在车上提起当年她和周恩来曾经在闸北的一幢民房里住得比较久，于是，我们立即驱车前往，在中山北路一带兜了好几个圈子，想要寻找当 年旧居的踪迹。由于年代的久远，时过境迁，具体来说究宽是闸北区的哪一幢房子，已经杂以辨认了。邓颖超在车窗里，指看沿街的一幢灰墙黑瓦的老式两层楼石库 门住宅，对我介绍说：“我们当时租的，就是这样的房子。”
这种居民住宅是上海老式 的里弄房屋，每幢房子有一楼一底，楼下是客堂，后房和灶披间，灶披间旁边有一扇后门通向后弄堂。楼上是前楼，后楼和亭子间，亭子间顶上还有一个晾衣服的晒 台，前楼的这间房间，往往是整幢房屋中最好的一间：通风，敞亮，光线充足，视野开阔。通过木框的长窗，可以眺望街景或观察外边的动静，也可以在窗台上放花 盆或挂窗帘等，作为联络的暗号。
邓颖超讲述的惊险故事
邓颖超回忆起了当年的生 活，她说：“那时，我们两个人租了一间前楼，因为恩来的身份是商人，有时候要外出‘谈生意’；我就作为商人的太太，在家操持家务。我们的房东是一个小老 板，浙江宁波人，他们就住在楼下，老板和老板娘对我们非常客气，逢年过节还要热情地请我们吃饭。记得那年过旧历年，老板一定要邀请我们一道吃年夜饭，准备 了许多酒菜，在敬酒的时候，恩来不小心闯了祸，把一个饭碗掉在地下打破了。宁波人规矩很多，大年夜打碎了碗可是一件不吉利的事。恩来慌了，赶紧给人家道 歉，我也忙着打招呼；那个小老板嘴巴里念念有词：‘岁岁（碎碎）平安！岁岁（碎碎）平安！’总算把这件事对付过去了。”
邓颖超说到这是，不禁笑 了起来。她越说兴致越高，当年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具体细节，一一浮现在她的眼前，她继续说道：“恩来有时外出开会，算是出门‘谈生意’去；可是，我也不 能老耽在家里啊，人家会引起怀疑的；你这个商人的太太怎么在上海没有熟人，没有亲戚朋友？因此，每过一段时间，我就要外出，对房东家说是走亲戚、看朋友 去，其实我坐上一辆黄包车，就在马路上兜风，兜了半天，然后回家去，说是从亲戚家回来了……
“在党内，我也分工担任 一些联络工作和机关工作。有一次，我穿得很考究，外面是皮大衣，里面是长旗袍，带了一包党内的机密文件，准备从中国地界送到租界上的一个联络点去。我叫了 一辆黄包车，把那包文件放在前面的踏脚板上。黄包车拉到一个十字路口时，我忽然发现，前方有一排外国巡捕和中国警察，拦住了去路，他们拦下了过过往的车辆 和行人，正在‘抄靶子’（注：搜身捡查）。我正想折回去，已经来不及了，只好硬着头皮让黄包车拉过去，我装得非常镇定，两只脚就踩在那包文件上，不过心里 可紧张呐！车到了那帮巡捕和警察面前，他们看我穿得这样讲究，样子又很‘笃定’，以为是个阔太太，居然不搜查了，挥挥手就让我过了关，好危险哪！”
邓颖超讲完这段惊险的经 历,白己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这时,汽车刚好驶过茂名南路,邓颖超瞥见了窗外的上海艺术剧场,她指着这座精巧而古老的建筑,又想起了一段往事:"那不是从 前的兰心大戏院吗?这里过去叫慕尔呜路,兰心大戏院从前也放电影。恩来和我秘密转入地下的时候,有一天晚下,两个人实在憋得慌,就偷偷地溜到这儿来看了一 场电影、谁知道组织上了解了这件事,对我们提出了严肃的批评,批评我们违反了党的秘密工作纪律,擅自到公共场所露面,这种做法有危险,我们也作了检查,从 此再也不敢偷偷地看电影了。"
从邓颖超的回忆中, 人们了解了不少周恩来在这座城市里从事地下工作的鲜为人知的故事。时间的长河流过了四十多年,如今他们又一起来到上海;他们不再处于地下的秘密状态了,他 们和上海人民一道,成了这座伟大城市的主人。周恩来的心中装着上海人民;上海人民也最为钟爱他们的总理,在这次周恩来陪同法国蓬皮杜总统来访的过程中,人 们更如强烈地感受到:总理的心和上海人民的心,是紧密地连在一起的。
倾盆大雨中的周恩来
蓬皮杜一行结束在上海的 访问回国的那天，天公不作美，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周总理坚持亲自到机场为客人送行。机场上还有千把名手持花束的女青年以及服装艳丽、跳着舞蹈的少年儿 童。周总理和客人一一握别，目送他们登上舷梯，进人机舱。正在这个时候，雨势陡然转猛，瓢泼大雨哗哗地从天而降。周恩来的身上淋湿了，欢送群众的身上也湿 透了。
蓬皮杜的专机从关上舱门、撤走舷梯、到飞机发动、开始滑行……至少要五、六分钟时间。雨越下越大，远望飞机小圆窗洞里的法国客人，因为隔着厚厚的雨帘，也影影绰绰地看不淸楚了。可是，周恩来仍然坚持站在所有欢送队伍的最前列，向飞机挥着手。
周恩来没有戴帽子，灰白的头髮湿透了，一身浅灰色的中山装浸了雨水变成了深灰色。他的随身警卫实在看不过去，急步上前，撑开一把黑色的雨伞，想要替他遮挡一下。没想到周恩来侧过头来，朝着随卫严肃地盯了一眼，又严肃地说：“欢送群众都没有雨具，我怎么能打伞？！”
随卫挨了批评，只好把雨 伞撤了下来。这时，大家都把目光齐刷刷地集中到周恩来身上。只见雨水从他花白的头髮上淌下来，从他的浓黑的长眉梢上淌下来，直灌进他的脖子里去，大家都不 忍心看着他挨雨淋，外事部门的负责人走上来，悄声问道：“可不可以请总理先退场？”随卫摇了摇头。大家都明白：站在我们面前的这位老人，是我们民族形象的 楷模；在对外接待上，他一向热情、坦诚、礼貌、周到而又不失尊严，为全世界所共知。如今，他连雨伞都不肯打，怎么还肯先行退场呢！
透过雨幕望去，专机上的信号灯已经前前后后地跳亮、闪烁起来，发动机开始由低到高地轰鸣；可是，从飞机发动到滑行，还有好几分钟时间呢，周恩来仍然巍然不动，久久地向飞机挥看手……
我和在场的群众一样，实 在心疼这位七十五岁的老人被滂沱大雨夹头夹脑地淋浇，要是给冷雨浇出病来怎么办？我从后排的随身警卫手里接过一把黑雨伞。那个受过批评的随身警卫有点担心 地看着我。我不顾一切地走到总理身边，把雨伞打开挡在他的头顶上；总理以为随身警卫又来了，侧过头来正待发作，一看是我，他的略带责备的眼光马上变得温和 起来，他对年青干部向来是宽容的，他忍往了，他知道这是我们对他的尊重和爱戴。
就道样，周恩来在雨伞下 向飞机上的客人挥了几分钟手，直到专机升空以后，他才转过头来，深情而焦虑地注视着浑身稀湿的欢送群众。外事工作人员请周恩来登上汽车，可是他不肯，他把 机场的负责人叫到面前，当面叮瞩说：“快把队伍拉到室内休息，马上给每个人喝一碗生姜糖茶，免得感冒……”等到一切关照妥当，他才挥手和群众告别。
回到茂名南路五十八号锦江俱乐部，周恩来跨进底层客厅、就让秘书给机场打电话，询问欢送群众的情况。直到听说毎个人都喝了滚热的姜糖茶以后，周恩来才安下心来。他更换了衣服，休息片刻，准备吃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