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闲话上海》截稿前三小时，海外各大中文主流媒体全数尽出，集中报道了香港铜锣湾书店“失踪”的店长林荣基本周返回香港后“先销案，后翻案”，于周四（6月16日）召开记者会的突发新闻。
这一重大新闻事件，被外媒认为“犹如深水炸弹，成为铜锣湾书店职员失踪事件的转折点（林荣基是铜锣湾书店五子中首位公开承认在非自愿的情况下被中国官员带走的）。
请张伟国嘉宾第一时间介入评论。
【读报补丁】
銅鑼灣書店林榮基記者會 ( 全程 Full version ) 2016-06-17 明镜新闻网
· 失蹤八個月的銅鑼灣書店店長返港開記者會，在內地女友及同事仍被控制的情況下，選擇披露自己經歷的拘押、提審、被拍片、被要求指認禁書訂戶資料等全過程，他說：「這件事不是我個人的事，是香港整個社會人的自由訴求。」6月16日下午，失蹤近8個月、兩日前返港的銅鑼灣書店店長林榮基在民主黨立法會議員何俊仁陪同下在立法會開記者會，講述自己被扣押的原因和情況。林榮基今年60歲，香港永久居民，1994年創辦銅鑼灣書店，一直親力親為管理書店。2014年，他將書店賣給了「巨流傳媒有限公司」，他本人則在賣盤後留任擔任店長。我是5人中負擔最少，若我不發聲，對不起港人。這些事，將來也會發生在香港人身上。林榮基被帶至寧波囚禁，不準通知家人及聘請律師。林榮基指，自己去年10月24日本擬經深圳找東莞的朋友，但在過羅湖海關時被深圳海關拘留，數名海關職員帶走他，後有11人帶他上一輛七人車，駛到深圳一個廢車場，並沒收他的證件。全程無人能回答他究竟所犯何事。當晚，林榮基在派出所「犯人欄」停留一晚，對方曾供應食物。次日早晨7點多，他被戴上眼罩、鴨舌帽，帶上動車，坐了13到14個小時後，到達浙江寧波。下火車後，再經45分鐘車程，林榮基被帶至一棟大型建築物的2樓一房間，被脫掉全部衣物作檢查。林說隨後有人讓他簽署兩項條款，包括「答允放棄通知家人」及「不聘請律師」。林榮基說，自己當時「孤零零一個人，唯有簽紙」。之後林榮基被盤問在銅鑼灣書店擔任什麼職位，對方指他從香港把禁書帶到內地，違反了《經營法》，還特別問及他禁書的撰稿人資料。但他認為自己在港「經營正經書店，根據香港法例正常經營的小書店」。林榮基說對方不是國安、軍人、派出所人員，但聽到他們是「中央專案組」的人。他又指另有兩個來自北京的人曾責罵他，指他的書籍侮辱了國家領導人。林榮基說，被拘留後，自去年11月至今年3月，自己被關在不足300呎的空間，由2人一組的6人組24小時看守。期間房內的書櫃、水龍頭和牆身都鋪上軟膠，連牙刷都被繩索綁住，在另一端有人拎住，刷完就收起，防止他自殺。他形容該房間有窗戶，望出去是類似的房間，又估計這個建築群估計有20間房。他表示自己曾離開房間，但期間被戴上眼罩，他在眼罩邊緣見到附近有「臉盆毛巾」，估計有其他人亦被囚禁於此。他說自己期間在房間被提審20到30次，出外提審兩次，「有時一星期三、四次，有時幾星期一次」，每次提審時間為半小時至一個多小時。他說自己「美其名曰是監視居住，但我連行出去一步都無，只可以望住個天孤立無援」，反問「這麼大的中國政府，對一個認為違反中國法例的書商，可以這樣對待？」，又說「你講明一國兩制，公道自在人心」，質疑中央違反一國兩制。在內地被拍片「有導演、有台詞」，被放回香港有條件。林榮基承認自己被安排拍攝影片，指片段「有導演、有台詞」，部分對白並不是自己想說的，但他照做，因為「唔洗食飯呀？」（不用吃飯呀？）他在1月28日鳳凰衛視播出的影片中曾說自己「深刻認識到錯誤」，6月16日的記者會上他解釋說，這是因為當時「他們叫我承認，我無法不承認」。對於香港政府有否協助他，他表示「不知港府救過什麼人」，「對住他（指梁振英）我們無話可說，做唔到嘢有咩好講（事沒做成，沒什麼好說的）」。被問及有否尋求香港警方幫助時，他指香港警方在2014年佔領期間「在金鐘出催淚彈，學生手無寸鐵」，認為警方並不站在市民一方。3月2日，廣東省公安曾指林榮基將在未來數天內取保候審。6月16日他在記者會現場確認自己正在取保候審期間，但不知道具體的程序。他指前天（6月14日）自己要求回港探望家人，但對方提出條件，要求他提交銅鑼灣書店的寄書紀錄，製成硬碟帶回內地，交給對方作為呈堂證供。他原本已經打算依照中央要求，前往內地交出讀者資料的硬件，但途中再三掙扎，最終被香港6000人上街支持自己而感動，改變決定，在港鐵九龍塘站出閘，沒有回內地去。但林榮基指自己不敢說，因為怕讀者受到影響，強調自己沒有出賣讀者。他坦言昨天曾經有人到過銅鑼灣書店取走電腦硬件並交給李波，但因為這並不是載有訂書讀者資料的硬件，所以林榮基自己又到書店一次，取走了正確的硬件。他原本已經打算依照中央要求，前往內地交出讀者資料的硬件，但途中再三掙扎，最終被香港6000人上街支持自己而感動，改變決定，在港鐵九龍塘站出閘，沒有回內地去…他指李波帶去的資料使中央政府現在已經有銅鑼灣書店讀者的訂書記錄，當中涉及500到600人，以內地人為主，涉事書籍有4000多本。他又指自己14日回港並非一人，有兩名分別姓陳及姓史的內地人員陪同。而中央政府「本來要我今日上去，我當然不敢上去啦，還上去？」，他說。他又指自己「有什麼好後悔？寄書合法的嘛！」林榮基說，他現階段並不擔心在港的家人安全，至於自己則「真的無辦法啦，看下香港政府有無保障」，又說「找何俊仁更有保障」。何俊仁則指，如果林榮基今日之後突然消失，「大家都知是為什麼」。與李波交談，對方指「違反自己意願被帶走」。林榮基還指自己今日（16日）曾與李波見面，李波透露自己是「違反自己意願被帶走」，但並無具體說明被何人帶走。他又引述李波說「希望盡快結束件事」，而「上面（中央政府）要求他（李波）辦完公司業務要返上去」。林榮基又說，「如果李波係畀人笠咗（綁架）上去，好明顯係跨境執法」。被問及銅鑼灣書店現況，他指目前書店由一名陳先生續租兩年，但他不知資金來源。他自己的女友則仍在內地「保釋候審」，並且仍有同事滯留內地。林榮基指自己開記者會的原因，是因為「這件事不是我個人的事，是香港整個社會人的自由訴求，中央政府逼到香港人無路可退」，又指銅鑼灣書店事件「觸及香港人的底線」，「如果連我都不出聲，香港就無得救」。他又強調香港是法治社會，自己未來不會回大陸。被問及會否在其他國家尋求庇護，他回應指：「我是香港人，土生土長，不需要離開香港。」 他說自己回港兩日幾乎完全沒有睡覺，「回看視頻，見到六千個人上街，好大感觸，好感謝」。他呼籲香港人，「希望香港人向強權說不，我都可以，你怎麼不可以？」銅鑼灣書店失蹤的5人中，截至發稿，李波、林榮基、呂波、張志平已經返港。桂敏海仍在內地，其女兒早前曾在美國國會聽證會指父親被非法綁架。
☯铜锣湾书局☯
《十年一梦》
徐景贤
朗读之十五
张春桥姚文元锦江被“绑架”
一九六七年初，张春桥、姚文元分别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和组员的身份返回上海指挥夺权。他们到了上海没几天，就被关进锦江饭店的电梯里，弄得不上不上，足足被关了二十八分钟。这就是轰动一时的锦江饭店“电梯事件”，因为锦江饭店是涉外单位，当时内部又强调保密，所以对这次“电梯事件”的内幕详情，外界鲜有人知。
张春桥、姚文元到达上海以后，住在兴国路招恃所（今兴国宾馆）。为了“安全”起见，他们一般不在住所见客，而是到外面另找地方进行活动。他们先到武康路二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接见了我和联络站的成员，并且宣布市委联络站就是他们的工作机构。日常的会议都是在这里召开。至于一些重要的活动，他们安排在茂名南路锦江饭店进行。在他们看来，锦江饭店是经常接待外宾的地方，当然是靠得住的。所以，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下午，张春桥、姚文元都穿着军装，戴着领章帽徽，在警卫人员的簇拥下来到锦江饭店，进入北楼八楼的套房内找人谈话。
谁知道，锦江饭店早已不是安宁的“世外桃源”了。有一批职工也打出了“造反”旗号，在王洪文的“工总司”卢湾区指挥部（简称“卢指”）挂上了钩，在饭店内的名称是“革联会”。
锦江“革联会”的少数头头，在“造反”之风的煽动下，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初就在锦江饭店里制造过“停电事件”，影响很坏。之后，他们又挟恃饭店的负责人同去北京，要求周恩来总理接见，承认他们的行为是什么“革命行动”，结果当然没有达到目的。
这些人返问上海以后，开始酝酿夺权，所以急于为自己的组织制造舆论，他们得知张春桥和姚文元此刻来到锦江饭店，正中下怀，想乘机要求张，姚接见，以便增加他们的“政治资本”。
“革联会”电梯“逼宫”
“革联会”的头头汤某，年纪还不到三十岁，原来是锦江饭店门房间的警卫，“造反”以后当上了头头。他见张春桥、姚文元进了八楼套间，就要楼面服务员在送茶水的时候，递一张纸条进去交给张，姚，希望他们事后能接见“革联会”的代表。
张，姚正忙于找人谈话，看了一下纸条，因为事先没有安排过这一活动项目，也就不予置理，继续和人交谈，汤某等人见张、姚不给答复，知道正常途径无效，就想出了“逼宫”的一招── 迫使他们答应接见。过了几个钟点，张、姚找人谈话结束，跨出八楼套房，张春桥便对随身警卫员大老李说：“回去！”大老李早已作了安排，让张，姚进人停在八楼走廊里的电梯，自己和另一个警卫员跟了进去，当时，锦江饭店的电梯还是老式的需要人开的拉门电梯。
电梯门关上了。电梯里有一老一靑两个开电梯的人，张，姚并没有在意，只见那个年轻人把扳手一扳，电梯不但没有往下开，反而缓缓上升。张、姚和警卫员还没有反应过来，电梯已经停下，停在九楼，电梯门“咔啦”打开，只见门口站着一群人，为首的就是锦江“革联会”的头头汤某。
原来汤某等人见张，姚不睬他们，就让“革联会”一派的青年小钟直接进入电梯，叫开电梯的老周靠边，由他们一派掌握开关，当张，姚一旦进入，他们偏不往下开，而是往上开到九楼，企图造成既成事实，强要张、姚同意接见。
汤某在电梯门口向张、姚发出了“邀请”：“我们已经在九楼准备好了会议室，请首长出来接见锦江‘革联会’的代表。”
张春桥正在纳闷，这一下子才明白过来，他突然沉下脸，生气地说：“你们怎么可以采取这种办法对待我们？！”
“我们怕首长走掉，所以事先没有告诉，希望首长谅解，能够接见我们。”汤某回答。
“我们今天还有事。再说，你们要求接见也得等我们的安排。”张春桥忍住怒气，想早点脱身，所以使出缓兵之计。
“我们的事情很急，已经到北京上访过了，周总理说上海的事可以找你张春桥同志，所以希望今天就能接见，只争朝夕嘛！”汤某等人不肯让步。
“你们这种做法简直是搞突然袭击！我们不能见……”张春桥看软的一套不行，态度变得强硬起来。
“中央文革首长不要怕群众嘛！出来谈谈有什么关系呢？”汤某旁边的“革联会”其它成员开始冷嘲热讽了。
“你们这样做算什么‘造反派’？我们不愿意接见你们，这总可以吧，我们走！”张春桥向警卫连大老李示意。
“不接见就别想走！”这时锦江饭店“革联会”一派开电梯的小钟，猛然把插在电梯扳手旁边的钥匙上锁后拔了下来，扔进了在电梯走廊里的一只仿古瓷器大花瓶里。
“噹！……”钥匙掉进了大花瓶的底部，大家都怔住了，电梯内外的气氛紧张起来。
“你们这是搞绑架还是干什么？！”张春桥气得脸孔涨得通红，大冷天额头上都沁出了汗珠。
“我们没有什么恶意。我们就是要求首长接见，见了就让首长回去。”汤某见事已至此，只好坚持到底。
“不见！”张春桥斩钉截铁地回答。
这时，站在电梯里一直没有作声的姚文元开腔了：“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春桥同志？他是中央文革的领导，应当尊重他的安排。你们这样做是完全错误的。”
姚文元在“文革”前文章写得很多，公开露面却很少，也难得到锦江饭店来，所以饭店的大多数职工都不认识他。他帮张春桥说话以后，“革联会”中有一个青年服务员小王，正好站在电梯门口附近，见这个胖笃笃的，穿着臃肿棉军装的中年干部，居然也大模大样地批评起“造反派”来，满腔火气涌上心头，他指着姚文元的鼻子大骂：“你算老几？你有什么资格管我们的事？”
小王的食指几乎戳到姚文元的鼻梁上，警卫员大老李赶紧把他的手挡回去，严厉地说：“你想干什么？你不认识这是姚文元同志吗？”
“噢，那我们要求张春桥，姚文元两位首长一道接见。”旁边的人跟着起哄。
张春桥姚文元固守在电梯里兀自不动，另一个警卫员气得想要拔出枪来，张春桥怕吃眼前亏，便用眼光制止了。双方僵持不下，张春桥、姚文元在电梯里足足被关了二十八分钟。最后，还是由警卫员大老李出面打圆场，让锦江饭店“革联会”的头头留下姓名和联系电话，说是回去后“请首长另行安排接见”；而“革联会”的汤某等人，见对峙下去不可能达到目的，也怕事情闹大了于己不利，同意作出让步，终于从瓷器大花瓶里取出钥匙，开动电梯送走了张春桥姚文元……
张春桥“秋后算账”
张，姚回到兴国路招待所，怒气冲天，耿耿于怀。因为他们刚到上海才几天，就尝了这么一个“下马威”，“中央文革”要员的威风扫地，实在难以咽下这口气。他们赶紧把我找到兴国路招待所，要我派出得力的调查组去锦江饭店，进行调査、整顿。
张春桥还专门关照：“我看背后有长胡子的人！要特别注意。”
张春桥的意思很明白，他不想担当整“造反派”的罪名，而想进一步揪出在背后进行挑动的“走资派”。
我接受这项任务以后，指派和我在市委写作班一起“造反”的亲信朱某，带了一个市革会调查组进驻锦江饭店，作了较长时间的调査。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五日上午，以朱某为首的调查组在锦江饭店召开全体职工大会，当场点了“革联会”头头汤某等人的名，并根据张春桥谈话的“口径”，指出当时已参加工作的锦江饭店总支副书记赵某，就是“躲了背后的长胡子的人”，也是这次“矛头指向中央文革首长”的“后台”。
过了一年多，张春桥姚文元仍然不能忘怀这次电梯“受辱”事件，他们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及此事。姚文元说：“真是怪事，胆大妄为，对‘中央文革’缺乏感情，算什么‘造反派’？”张春桥说：“说得不客气一些，性质完全是绑架，背后长胡子的人还没有查淸楚！”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一日，张春桥己经在上海实现了今面夺权，平息了“炮打”，站稳了脚跟，他觉得时机已到，决定重新算账，就在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公开讲了锦江饭店的“电梯事件”，并且声称：“我看锦江饭店有坏人！”下令彻底清査。
随着张春桥的一声令下，锦江饭店“革联会”这个组织全而垮台，六个头头全部被关进“文攻武卫”指挥部进行审查，至于那个指着姚文元鼻子痛骂的服务员小王，还有那个开电梯、拔钥匙的青年小钟，也免不了遭到“文攻武卫”打手的一顿拳打脚踢。
最倒霉的就是“电梯事件”的策划人汤某，他是是被关押了八年左右，还患了严重的肺病，差点送掉性命。他终于明白了一条道理：“造反派可以造别的大人物的反，就是不能造口口声声支持造反派的中央文革的反！”
可惜，他明白得太迟了。为此，他付出了惨重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