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台报道：被指脱团寻求庇护的上海政论作家任迺俊，周四（21日）向本台记者证实，他已于日前利用在美国旅游的机会，在新泽西州脱离旅行团滞留美国。目前他已在朋友的接应下，顺利抵达纽约。
据他透露，他于本月10日随旅行团抵达洛杉矶，17日晚利用旅行团在新泽西州的机会，与朋友取得了联系，并在朋友的协助下，逃离了旅行团。目前上海的国保正在给他的妻子和亲属施加压力，要他回国，但他表示，为了拥有可以自由说话和写作的机会，自己坚决不会回去。此外，旅行团也被施压，相关人士甚至可能会被追责。
在回应脱团原因时，任迺俊强调，自去年被非法关押近三个月，此后还一度被送精神病院关押，促使其下决定逃离。为此，他事先也做了一些准备，并让监视控制自己的国保放松了警惕，才得以随团出国旅行。
任迺俊称，从文革期间父亲被打成特务批斗以及自己的亲弟弟在特定政治环境下死亡，是他和中共彻底决裂的原因。他同时希望国际社会能重视中共的危险，他坚信一旦中共政权有了足够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就会给世界带来灾难。
任迺俊说︰我的父亲文革中被冤枉成国民党中统特务，我的弟弟，17岁惨死在红色恐怖下。我出来肯定比在中国要苦，但是我能够自由了，我能够开口说话。中共虽然现在迫害的是中国人民，但是它一旦强大以后，它必定要给世界带来灾难，这是肯定的。
【读报补丁】
《任迺俊给二姐三姐四姐的公开信》 (摘录)博讯新闻网
亲爱的二姐三姐四姐你们好！
因父母老实无用，迺俊自出生就欠下各位兄姐的情，特别是你们三位对我一贯恩重如山，在飞机上想到你们我就哭了，我知道我逃亡美国会给你们造成巨大的精神伤害，这方面确实是对不起你们，我没有乌鸦反哺，羊羔跪乳报答你们，反而在你们的晚年让你们为我又哭的死去活来，迺俊罪孽深重啊……
可是亲爱的姐姐们我求你们原谅我，为了替我死去几十年的小弟任迺喜报仇，为了避免小弟的惨剧在中国重演，我只能这样了。
我们任家除了我都是逆来顺受走路怕踩死蚂蚁的人，可是有用吗？我的可怜的小弟不滿18岁就惨死在红色恐怖中，你们至今还在爱党，可是我小时候难道不爱党吗？我的那位中统特务父亲难道不爱党吗？我的这位“国民党中统特务父亲”不但被斗前爱党，被斗的死去活来后还在继续爱党，就因为像你们这样猪一样的愚民太多，才在中国产生了屠夫式的统治者。
请问我们的父亲他反对过共产党吗？他是国民党中统特务吗？你们和我一样清楚他不是的。
1970年我毕业分配，我想报名黑龙江农场拿工资都不行，因为我是黑五类子弟，不能去农场和军垦，只能到农村去插队落户。3月25号我穿着一身破衣服到江西农村插队，没有一分钱的收入，1971年四姐因为残疾不能分配，我家还在极度饥寒中。
亲爱的姐姐，我知道我们家人都老实，习惯以德抱怨，但是我想，我父亲被斗几年我可以不计较，二哥文革被斗，我也可以不计较，但是弟弟的惨死这是不共戴天之仇，我无法不计较，我们的二哥你们都知道，平时是一个多么的好人，甚至文革后还想争取入党，可是他在临死前看到我就对我说，小俊子啊！要为小喜子报仇啊，国民党来了他要亲自做刽子手杀共产党……
另外我请求姐姐们对我放心，到美国虽然不像上海家里舒服，但我也不会饥饿与浪浪街头。
因为我不想在中国做行尸走肉，我尽管人微言轻，但我也要精卫填海，我要继续挑战独裁，唤醒社会，让全世界知道中共的真相，让红色恐怖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亲爱的姐姐们，我请求你们不要对我过份挂念，廼俊回想自己从1972年走上反共道路，也做了一些事，但凭自己的小聪明，一生基本有惊无险，很多不如我的人不是被毙，就是被重刑在监狱，我哪怕现在死都已经值了，更何况我现在到了自由民主的美国，我安全了。
我也请求我亲爱的姐姐与其他各位亲人不要过份恨我，或许今后会证明，我是你们的光荣……
上海任迺俊2018.6.21于美国纽约
☯ 铜锣湾书局 ☯
侦探小说《红旗袍》第四章 作者裘小龙【美】
第二十一章(1)
烧完纸钱，他学着其他人的样子，买了一炷高香，默默点燃。他向佛祖祈祷，希望能尽快抓到凶手，晓红能得以安息。
祈祷之后他并没有马上将香插进香炉，而是暗自发誓：如果这次能成功抓到凶手，他愿意抛弃所有私心杂念，一辈子做一名警察，一名认真尽责的、有良心的好警察。
走出佛堂，陈超来到寺院后方，沿石阶走上一处高台。倚着汉白玉石栏，伴着现代高楼大厦与古代寺庙交辉的奇特景色，他试着去静心思考，却被一位僧人打断了思路。
来者是一位年迈的和尚，看上去饱经风霜，脸上长满皱纹。老和尚手捻念珠，脚步很轻，陈超甚至没能听到他走路的声音。
“施主，您有心事啊？”
“大师，您说得没错。我辈凡夫俗子，难免被红尘琐事所累。”说完这句话，陈超心想，这位该不会也是来讨香火功德钱的吧。
“尘由心生，尘由心生啊。”老和尚说道。
“大师，您说得很好。”看到眼前的老和尚像是一位高僧，陈超的语气也变得恭敬起来。听说人在困惑时，来寺庙这种地方常常会得到意外的点解。也许跟这位大师聊聊能带来查案的灵感呢。于是他说道：“佛说要看破红尘。我也很是向往这个境界，却一直达不到。”
“依我看，施主并不是凡夫俗子。不知施主是否读过六祖慧能的那首诗？”
“读过，不过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当初弘忍大师要在徒弟中间选一位继承禅宗的人，于是便命他们每人写一首畿子。大徒弟神秀写的是‘身是菩提树，心为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写得还不错吧？但当时在寺里干杂活的慧能却写出了那首千古流传的‘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老和尚说道。
“没错，我读过这个故事。慧能更胜一筹，所以继承了弘忍大师的衣钵。”陈超答道。
“所以说，一切皆由心生。菩提树、明镜台，你、我、万物众生，皆是如此。”
“可身在这尘世之中，难免要沾染尘埃啊。超脱尘世谈何容易。”
“那是因为你在这尘世之中还有事情要做。常言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
“您说得有理，也许是晚辈愚钝吧。”
“不是你愚钝，而是达到大彻大悟的境界并非易事。不过你可以试着在一段时间里排除杂念。路要一步步走。”
“大师，谢谢您。”
“今日你我在这里相见便是缘分，施主不必道谢，”老和尚双手合十，说道，“后会有期。”
按照佛家的说法，无论尘世的柴米油盐，还是寺中的清静洞天，世间万物皆有因果。
所以，为何不像老和尚所说的那样，忘记之前的所有杂念，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审视整个案件呢？
想到这里，陈超再次倚在石栏上，闭紧双眼，试着“入定”。开始他的精神并不容易集中起来。之前那些先入为主的分析和想法总是在脑海中挥之不去。
于是他深吸了一口气，将精神集中到丹田，这是他当年在外滩公园学到的技巧。慢慢地，他感到自己全身心地融入到了一种和谐的冥想状态。
忽然间，一幅红色旗袍的画面映入了他的脑海。
陈超从未有过这种感觉，仿佛自己正置身于六十年代的中国，身边到处是红旗招展。他戴着红领巾，与革命群众们一起高喊着口号。那个时代，无论电影作品还是日常生活，旗袍都是备受争议的东西。事实上即便是在今天，旗袍仍然无法被保守派接受。
回过神来，陈超拿出手机拨通了作协王主席的电话，但对方并未接听。于是他发了一条短信，内容主要是说，除了之前他们讨论的那些东西，红色旗袍在六十年代初是否引起过争议。
陈超感觉冥想达到了自己想要的效果，于是他试着继续，却再无收获。他索性坐到地上，盘起腿来，将整件案子在脑子里过了一遍。这次他摒弃了警察的思维方式，试着让自己从一个局外人的角度思索这一切。虽然很快又进入了冥想状态，但仍一无所获。不远处传来了洪亮的钟声，他有些无奈地睁开了双眼，从随身携带的档案袋里拿出卷宗，如和尚念经般阅读起来。
翻了几页，陈超偶然看到那份关于田陌悲惨身世的资料。按照佛教的说法，世间是存在报应的。所谓“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无论是谁，得到恩惠或是遭到惩罚，都取决于今生甚至前世的所作所为。多数中国人对这一点深信不疑。
也许这可以解释田陌的遭遇吧。只是，对于一位年轻姑娘来说，这样的结果太过沉重了。陈超并不相信前世报应之类的东西。但是在他看来，田陌和她父亲的遭遇也都绝非偶然。
他想到自己在中学时代读过的那本《基督山伯爵》。在那部书中，一切令人费解事件的幕后主使，都是那位在不停复仇的基督山伯爵。
难道田陌被杀的情况也是如此吗？
要知道，厄运不仅仅降临在她的头上，还有她的父亲老田。也许曾被老田迫害过的人要来报复。如果是这样，那么那些红色旗袍的款式和面料就能得到解释了。
可为什么还要报复田陌呢？毕竟“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很多年了。复仇者难道真的会为了报“文化大革命”时的一箭之仇等这么久吗？
其他被杀害的姑娘情况又如何呢？
陈超一时想不清楚。不过最后这个问题让他注意到田陌与其他被害者的不同之处。
也许其他受害者和田陌一点关系也没有。
还是没什么头绪。一阵风伴着钟声吹过，他不由得打了个冷战。
该回局里了，陈超觉得自己应该跟于光明谈谈。从他度假期间于光明给他发的那些短信来看，自己的这位搭档一定是经历了严重的挫折。关于不辞而别去度假这件事，陈超不知道能不能给搭档一个满意的解释。不过他决定对自己当时糟糕的精神状态绝口不提。即便对于光明，这事也是不提为妙。
刚要走出寺门，陈超接到了王主席的回电。
“不好意思啊陈队长，刚才我在洗澡所以不方便接电话，我看到你的短信了。说到受争议这事儿，我想起一个人——天津的退休记者熊明。这个人是我的老朋友，编纂了一本受争议文艺作品辞典。我之前就这件事联系过他，他说，当年有一张关于穿旗袍女人的获奖摄影作品，后来那张照片也引起了不小的争议呢。你给他打个电话吧。”
陈超拿笔记下了号码，说道：“王主席，谢谢您对我们工作的支持。这条线索很有价值。”
挂断电话，他又掏出一张钞票，塞进了寺门口的功德箱。接下来他拨通了熊明的电话。
简单的自我介绍过后，陈超直奔主题：“熊先生，听王主席说，您对一张关于旗袍女子的受争议摄影作品很了解。您编纂了一部集合此类作品的辞典，是吗？”
“没错，”熊明在电话那头答道，“在当年那种政治环境下，对文艺作品有很多莫名其妙的争议，如今的人们很难理解这一点。你该记得那部叫《早春二月》的电影吧？”
“是的，我记得。六十年代初那部电影曾遭禁。当时我还是个小学生，在抽屉里偷偷藏过女主角的照片呢。”
“那部电影受争议是因为女主角所谓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那张旗袍女子的摄影作品也是如此。”熊明说道。
“关于那张照片您能给我详细讲讲吗？相片中人物的旗袍是红色的吗？”陈超问道。
“相片上是一位美丽的女子，身穿一件精致的旗袍。身边是她的儿子，一名戴着红领巾的少先队员。小男孩儿牵着母亲的手，指着远处。照片标题是《妈妈，咱们去那儿吧》。照片背景看上去像是私家庭院。因为是黑白照片，所以我也说不准那旗袍是什么颜色。但看得出来，旗袍的做工真的很精致。”
“这样的作品怎么会引起争议呢？”陈超有些不解，“又不是电影，也没有情节。”
“陈队长，我问你个问题吧，”熊明说道，“在那个时代，优秀女性的典型形象应该是什么样的？应该是朝气蓬勃的女青年或者女民兵什么的吧？她们一般都穿着和男人一样的衣服，所谓‘不爱红装爱武装’。所以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这种旗袍照片肯定会受争议，更何况它还得了全国大奖。”
“这里面还有什么说法吗？”
“首先，有人认为照片里的那位穿着旗袍的母亲，体现了一种资产阶级的腐朽生活方式；其次，作为照片背景的私人园林也不符合当时的价值取向。”
“您能说得更详细点儿吗？”陈超问道。
“不好意思啊，我能记得的就这么多了。那张照片不在我手头上。不过你肯定能找到。它好像是发表在一九六三年或是一九六四年的一期《中国画报》上。当时国内就这么一家画刊。”
“谢谢您，熊先生。您提供的信息对我们的工作很有价值。”
陈超决定去图书馆查找那张照片。
在苏苏的帮助下，用了不到十分钟时间他就找到了那期《中国画报》。而通常查找这么一本六十年代的杂志起码要一个多小时。
正如熊明所说，这是一张黑白照片。画面上那名女子面容姣好，身穿旗袍。从照片上看不出旗袍的颜色，但可以确定绝不是浅色。
女子赤脚站在一个园子里，身后是一条涓涓小溪。她也许刚在溪水中洗过脚。站在一边的男孩儿牵着她的手，看上去也就七八岁的样子，他戴着红领巾，应该是个少先队员。除此之外画面中再无旁人。
陈超向苏苏借了放大镜，细细观察着旗袍的细节。
照片上女子身穿的旗袍与红旗袍案中死者所穿着的款式完全相同，同样是短袖和低开衩设计，甚至连衣服上的盘扣都一模一样。
如果说二者之间有什么区别，那就是照片上这位女子的旗袍穿得很整齐，没有破损，所有的扣子也都系得很好。她的确也光着脚，但是单从画面上看，却像是一位幸福的母亲。
照片拍摄者名叫孔建军。从文字介绍中，陈超得知这个孔建军也是上海艺术家协会的成员。
走出图书馆时，陈超听到天空传来一阵鸟鸣。那一定是晓红的灵魂在提示自己吧，他心想。
掏出手机，他拨通了上海艺术家协会的号码。接电话的是年轻的秘书：“孔建军几年前就去世了。我听说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整得很惨。”
“您有他家的地址吗？”陈超问道。
“有倒是有，不过是很久之前的记录了。他没有子嗣，只有一位孀妻，恐怕也得七十多岁了吧。这样，我把他的档案传真一份到你的办公室吧。”
“发到我家吧，我正在度……等等，发到这个号码吧。”陈超把图书馆的传真号码告诉了对方。
“好的，如果他夫人还住在那儿的话，你也可以去那边的居委会了解一下情况。”
“谢谢，我会去的。”
传真很快发了过来。苏苏把传真递给陈超，同时端来一杯咖啡和一块榛子蛋糕。
“怎敢劳烦美女大驾。”陈超说道。
“就会说这一句啊，下次说点儿新鲜的。”苏苏说罢，甜甜一笑。
其实此刻浮现在陈超心中的是多年前的那副场景，另一个城市的另一座图书馆……可谓“春月不知人事改，闲垂光影照洿宫”。
时光荏苒，往事如流水般一去不返。陈超将杯中咖啡一饮而尽，苦涩的感觉涌上心头。面前这位姑娘并不知道他当下面临的问题。
他开始阅读孔建军的档案。此人曾在国营的王开照相馆当过摄影师，同时也是艺术家协会的会员，作品曾多次获奖。与其他“资产阶级文人”一样，孔建军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曾遭批斗，“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就去世了。其孀妻健在，独自住在杨浦区。档案中并未提及孔建军与那张受争议摄影作品的关系。
至于照片里那位身穿旗袍的妇女，更是只字未提。
陈超很想再喝一杯咖啡，但忍住了。他站起身，向苏苏打了个招呼，便离开了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