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从周三开始对中国展开长达5天的访问。他于星期四会晤了中国外长王毅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与王毅会见后的共同记者会上，潘基文说，在 中国正继续改革之际，他鼓励中国领导人宽容对待中国公民社会并为其积极发展留出必须的空间。潘基文还谈及环境保护者和人权捍卫者以及中国的人权状况。不 过，站立在潘基文旁边的王毅，没有对潘基文谈及这些内容做出反应。
他装睡......
所幸的是，这次，王马力克居然不屑指控潘秘书长对此议题“没有资格发言”，和拿中国人民垫背。
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
这是中国大陆一本畅销书的书名，作者周濂。书中警句：
“谎 言一旦变成赤裸裸，信任的支柱便被抽离，此时支撑谎言继续运转的动力要么是利益要么是暴力。赤裸裸的谎言不再承担造梦的功能，但它依旧可以让每一个人继续 生存在一个虚假的空间里，在这个空间里，大伙儿集体在装睡...这个景象如此美好，以至于我们甚至希望它可以“永劫轮回”地继续下去。一个永远都不会醒来 的大梦难道不就是现实本身么？”
而本周的《闲话上海》大标题又怎么讲呢？请听请看“吓一跳”（下一条）新闻：
【读报补丁】
【博闻社北京特别报道】《网信办要拿海外中文“反动媒体”开刀》2016年7月8日
在 中共突然换掉中央网信办掌门人鲁炜,用习近平的心腹近臣徐麟顶替之后,中共对海外媒体和舆论的严控并没有因为徐麟有"比较开明"的形象而稍有放松,相反达 到空前惊人的程度。博闻社驻京记者从中南海消息人士获悉,中共内部重新修订了一份所谓海外"反华反共"、属于"敌对势力"的中文媒体名单,而"定点清除" 和"定点灌水"将成为中共对付这份黑名单上的媒体以及媒体人的"杀手锏"。出于安全原因,博闻社暂时无法披露这份"反华反共"、"敌对势力"媒体名单。但 消息人士提醒博闻社驻京记者,香港铜锣湾书店的命运,只是中共对付境外"敌对势力舆论据点"进行定点清除的一次"小试牛刀"......消息人士透露,未 来一段时间,中共将对境外"敌对势力"、"反共反华"的媒体有更多的动作,包括定点清除(含人员和媒体据点清除)、定点灌水等,以其达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的,在这场"反颠覆、反渗透"的互联网舆论战争中,"主动出击,抢占高地"之目标。
☯铜锣湾书局☯
《十年一梦》
徐景贤
朗读之十八
王 洪文第二次与我争权是在一九六七年五月九日。“工总司”是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九日成立的，到一九六七年五月九日，成立半年。王洪文和“工总司”头头提出要开 一个“工总司”成立半周年的庆祝大会，非常隆重，准备在人民广场开。当时的口号是“重振工人造反派的军威”。这事我总觉得和前面的反夺权好象有点联系，因 为他讲的是保守势力又抬头了，要重振工人造反派的军威，有必要搞这么大规模的庆祝活动吗？但你又不好制止他，张春桥和姚文元那时正好不在上海，他们到南京 军区处理事情去了。
那 天，王洪文请我去参加会议，那场面比一月夺权时还大，一些在一月夺权的时候还没有加人造反队的工人组织，也纷纷亮出旗子。各种各样的旗子，标语把人民广场 四面的道路挤得满满的。王洪文上台的时侯非常神气，旁边有警卫队伍夹道保护，一路上，旁边的警卫不停地叫：“你看，你看，王司令，王司令。”会议没有实质 性内容，就是发言纪念“工总司”成立半周年。
“工 总司”搞半周年纪念活动，一些小组织也跟着，由于造反的时间都差不多，大都集中在十一月下旬或者十二月份，于是大家纷纷搞半周年活动，有的造反早的还特地 补办。我对此坚决抵制，我在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说，我们是在十二月份造反的，到六月份不搞半周年活动。我说：“都等不及了，难道一周年都等不及啦，搞 半周年干什么？“我给张春桥打了一个电话，说：“现在大家都在搞半周年的纪念活动，‘工总司’先开的头，现在别的组织也在搞。”
张 春桥在电话里头说“啊？他们这是什么意思嘛？连一周年都等不及了吗？这事情本身就是山头主义。”我听张春桥的口气也是不赞成的。有一次，在文化广场召开万 人大会，我在讲上海形势的时候，说：“最近上海的革命组织纷纷搞半周年的纪念活动，为什么半周年就要纪念呢？我们夺权，夺了以后还要长期地把权掌下去的 嘛，半周年要纪念，难道一周年都等不及了嘛？我们不赞成，这样搞法造成极大的铺张浪费，不符合节约闹革命的精神。”我把这事情批了一通，当然连“工总 司” 也一起批进去了。批了以后，《文汇报》发了一个短评，提出不应搞半周年的纪念活动。《支部生活》还整理发表了我的讲话。
这一来，王洪文和“工总司”的一些人发火了，他们说：“徐景贤对我们‘工总司’搞半周年的活动公开批评，这是助长赤卫队保守势力，打击、压制革命造反派。”他们要和我大辩论，王洪文也不来上班了。
王洪文的小兄弟戴立清到康平路市委办公室来找我，他不清楚我在哪个办公室里办公，就一间间地敲打办公室的门：“徐老三，出来，和我辩论！”
接着，王洪文以及一帮小兄弟们都拒絶参加市革命委员会的活动，开会，请他们也不来，好象罢工一样，这样有好几天。
我有点犯愁，因为张春桥，姚文元不在上海，这批人拒絶到市革命委员会来一起商量问题，工作就没办法开展下去。马天水非常着急，他怕我们造反派内部发生矛盾，他很难处。最后，我给张春桥打电话请示：“怎么办？他们拒絶来参加活动。”
张春桥说：“那有什么办法呢？只好你们自己出马，到他的上棉十七厂去，请他出山。”
这 样，我只好“吃进”，请王洪文到市里来，他不来，我就约马天水一起去请，马天水支支吾吾地不想去，他怕夹进我们两股力量的矛盾当中，我说：“你一定要去， 你是老干部，讲起来是‘老中青’三结合，你和我一起去。”最后打电话通知上棉十七厂，说我们决定在那天晚上去看望王洪文。他们来个反馈，说王洪文身体不 好。我们说王洪文身体不好，正好去看看他。我也晓得他这招已经用过好几次了，前面一次反夺权，也是称身体不好，住在华东医院，后来是我去找他的，这次又说 身体不好。那天晚上我就和马天水到上棉十七厂去了。
在上棉十七厂会议室里，王洪文接待了我们，我们不讲“工总司”半周年活动的事，我说“我和马老两个人来看看你，听说你身体不大好。”他说：“没什么。”态度非常冷淡。
我说:“假如身体不好嘛，可以休息一阵子。最近市里工作比较多，春桥同志和文元同志都不在，我们大家要商量一些比较重要的问题。”
他 透露说“王秀珍到南京去了。”这时我才晓得王秀珍到南京向张春桥和姚文元告状去了。实际是告我的状，说我在上海大会上的公开讲话，剎了“工总司”的威 风， 助长了保守派的志气。既然王洪文提到了这个问题，我还是谈了自己的观点：“工总司”召开半周年的纪念大会，很多小组织都跟着学样，而且规模都很大， 造成很大的浪费。我说：“我们的意见，各种组织如要搞纪念活动，至少等到一周年。可能我在大会上的公开表态，会造成一些影响。”
他一听，马上说：“是啊，你这样一来，原来加入赤卫队的那些人会怎么想呢？”
我 说：“我也没指名批评‘工总司’，我只是指一些现象。”但我再三说：“我在大会上这样说，也许会造成一些影响。”我虽然没有道歉，(但话里的意思是我在大 会上这种讲法是否妥当是可以考虑的。马天水一看我们要接触到实质问题，马上就说“我要到上厂里去了，我有急事。”他就走了。
马 天水走了后，剩下我和王洪文两个人。我就索性与他谈最近一个时期的工作，谈到造反派整风，谈到掌权后要更加谦虚，谨慎。我前一段坐了小汽车，一到马路上， 人家就对我说：“你不要‘修掉’了。”因为当时认为，一些人官做大了，都要坐汽车，就要“修掉”了。所以我就毎天骑自行车上班，结果在路上，也总要给人家 拦下来好几次，有的我不认识的人看见我，叫一声：“哎，徐景贤问志。”我总要下来一下，他就跟我讲他单位里什么事情啦，他个人有什么要求啦。那时候，从常 熟路，淮海路的我家到康平路办公室，这么短的路程，就要耽误很久。当时安全问题倒是不考虑的，自从“红革会”绑架我以后，市委保卫一直提醒我要注意安全， 但是我总觉得没有人会来谋害我的。当时只是表示自己同资产阶级法权决裂，与等级观念决裂，不坐汽车，跟平民老百姓一样，我对王洪文说：“我现在很大的困扰 是，每天上班在路上要耽搁很长的时间，我思想上也有一些顾虑，想和你交换看法。”
他说：“这个问题，你不应该有这种想法，为了有利于工作，还是应该坐车的。”
后 来，我接受他的意见，开始坐吉普车。为了表示修正主义色彩不是很浓的，车子到瑞华公寓来接我，不停在公寓大院里面，而是悄悄地停在后面的延庆路上，我住在 五楼，从后阳台上一看，车子来了，就下来乘车上班。省得车子在瑞华公寓里面开进开出，被市委原来的干部看见，觉得你原来骑自行车上班，现在又坐车了，思想 上发生变化了。
我 也给王洪文提了点意见：“你今后不要老是在‘工总司’或者上棉十七厂，我们找你很困难，以后你基本上到康平路来，大家随时可以商量问题。”他这种特点，说 起来就是“猴子屁股坐不住”，要他一整天坐在办公室里看文件，简直是非常困难，他一直要往外跑，那时候外面的矛盾比较多，加上“工总司”当时有两派，各个 区有区分部，又有联络站，区分部一派属于王洪文，联络站一派属于潘国平，他们两个头抓了两条线，结果矛盾非常大，他们一天到晚去“救火”，也没有时间坐下 来讨论一些别的问题，所以我请他基本上坐到康平路，便于共同讨论问题，他也表示答应。
这 天我主动上门与他谈心，又表示了我的说法有不够妥当的意思，他的态度也缓和下来。我发现他还是比较讲道理的，但经不起别人挑，人家在他面前一挑，他就火起 来了，比如过去有人在他耳朵边讲，人家是“徐老三”，你是“王小七”，夺权后你的位罝排在什么地方？或是现在机关干部掌权，你没权了，他一听，就马上来火 了。这一次也是这样，我讲了话以后，人家给他一传，说我打击“工总司”，支持保守势力，他又耍脾气了。你给他分析道理，对他表示尊重，他就马上回过来了。 这可能也是当时工农出身的人的特点。他喝醉酒时讲过，你是知识分子，我是工人，我发现他们这批人都有这种思想，他们认为你们看不起我们，所以对他们稍微有 点不尊重，反感情绪马上就来了，于是产生矛盾，我和他们的矛盾是因为不同的阶层，我们是知识分子，是秀才，搞笔杆子的比较多；他们属于工人，在外面跑动， 解决问题比较多，所以当时把我们看成“文武"两帮，虽然有矛盾，但在一定程度上是互补的，他们少不了我们，我们也少不了他们。
张 春桥回来的时候，把我找到兴国路招待所五号楼。我就拿《支部生活》整理的我的讲话记录以及他们这次是怎么闹的，最后我与马天水两人怎么到他那儿做工作的经 过，给张春桥作了汇报，张春桥也是不赞成王洪文这种做法的，但是他说：“我们有时候讨论问题，内部议论的东西，与在外面大会上公开讲的，有的是很不一样 的，这点你要注意”。他最后说，“不过，王秀珍他们到南京来找我，要给我告状，我不是没有见他们吗？”他也不讲我支持你的観点，就讲了这么一句。
总 的来说，张春桥在这件事上，还是站在我这边的，不过对我的做法不认同。我领会他的意思：我跟他不一样，他对“工总司”是有恩之人。“工总司”的人对他五体 投地，我跟“工总司”的人属于平起平坐，大家一起造反的。我对自己有点估计不足，认为他可以批评的，我也可以批评。张春桥一直希望我要注意处理这方面的关 系，经过这段曲折，我就注意这个问题了，从此我与王洪文在上海的关系处得非常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