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脚——上海话意为逃之夭夭，翻译成北方话：开溜，网络用语“闪”。
上个礼拜，备受中国有钱人追捧的胡润研究院发表《2017中国投资移民白皮书》，这是对304位平均财富2000万元的已移民、正申请移民和考虑移民的中国高净值人群进行的调研，结果是：46.5%的受访中国高净值人群正在考虑移民，9%已移民或在申请中。白皮书显示...教育质量和居住地环境污染已连续四年成为中国高净值人群海外移民的最主要原因。胡润表示：“人民币贬值和国内房价涨幅，是高净值人群愿意全球资产配置的另外两个原因”。
【读报补丁】
中国青年报原标题:《中国中产阶级移民现状:10个有三个已经移民,4个在路上》
"你移了么?"不知何时起,移民成了餐桌和聚会上无法回避的话题,声浪逐天。
有网友调侃道:"不是说好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再带动大家一起富起来呢?先富起来的特么全移民了?"还有不少网友感慨说:"贫贱不能移啊!"
记得著名导演贾樟柯曾经发微博透露:"昨天聚会才知道,在坐的十几个朋友除我之外,都办了或正在办移民手续,这让我非常震撼。"当时也曾引发不少网友热议。
改革开发三十余年,中国经济高歌猛进,成就了迅速壮大的富人阶层,但社会的不安全感、群体对钱权的狂热追逐以及教育体制的严重失败,让此时的他国,似乎成为逃离的最好方向。
中国社科院发布的《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移民输出国。中国外海侨胞的数量已超过4500万,绝对数量稳居世界第一。如今,对于几乎所有一线城市中产阶级而言,一个集体感受是,每个人身边都有起码一个朋友正在或已经办理了移民。
连空气都无法呼吸了,难怪越来越多的有钱人正在办理移民,据调查约70%的中国被访者认为,腐败、不公平、特权、环境、教育、食品安全、医疗水平等因素是他们移民的重要原因,而美国成为中国中产阶级移民的主要集中地。
越来越多的人,以奋斗的名义,以未来的名义,而选择了移民。原本应该是一个社会支柱的财富和知识精英,纷纷选择远走他乡。他们带走的,不仅有他们自身数十年发展所累积的智识和财富,更严重地说,他们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带走了这个社会的灵魂,带走了那种激励个体奋发向上并努力改造社会的精神。面对富豪的迁移,我们不要把爱国联系在一起,更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是,为何,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成长起来的富豪,不愿居住在中国。
水、空气和阳光,这三样东西一直被认为是大自然赋予每个人最平等的礼物。在中国雾霾日趋严重之时,雾霾已不仅仅是环境问题,逃离雾霾似乎会促发中国第四次移民潮。
美国国家签证中心(National Visa Center,NVC)的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11月1日,在NVC注册并等候绿卡排期的亲属移民和职业移民申请人数超过436万,其中中国大陆出生者逾25万人。
这么多人喜欢美国,美国除了好水、好空气和好阳光外,还有什么好的吸引力?
一、教育环境好,利于子女成才
众所周知,历年来美国教育一直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而且美国拥有很多闻名世界的高等学府,每年申请美国留学的人数也在逐年递增。成功申请移民美国的人士,其子女也可在用世界官方语言交流的环境下享受公立学校小学到中学的免费教育,更利于考入美国知名高等院校。
有这样一句描述青岛的老板们移民的话:"青岛10个老板中有3个已经移民,有4个在移民的路上,还有3个打算移民。"有超过58%的投资移民表示:子女教育是他们移民的首要原因。相对于国外,国内的孩子整天在重复做一些他并不感兴趣的计算题,整天处于压抑中。学校和老师根本不教他们如何做人,只是一味地学习。从小在各种辅导班和学习作业的压迫下,孩子已经失去了自己原有的可贵的创造力。
而移民们希望他们的孩子移民后可以去探寻到内心的自由度,而不是急功近利,中国的教育体制缺乏人性化的考虑,现在很多老师都在课外办学习班,提前讲后面的课;他们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在国内教育亚文化的影响下,过早学会察言观色,说一些违心的场面话;他们希望这一代人在社会大环境下无法改变的悲哀,不要再将它延续到他们的孩子身上。比如,在国外读大学,学习就不会再有那么大的压力,可以分出时间做点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一方面,外籍学校在孩子的幼儿园和小学教育中,更注重对于孩子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培养。西方式教育更倾向于把孩子教育成感情丰富,而且能够学会真实表达真实的个人,而并非一味强调某些功课的应试成绩,这种不那么急功近利的教育,更容易让孩子们拥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
另一方面,在国外,从小学到高中都是义务免费教育,即使是到了高等教育阶段,孩子也可以自己申请学生贷款,以后再免息偿还,即便一个孩子读到博士,他也可以领取不低于正常工薪阶层的薪资,就是说他即使是依靠读书深造,都能养活自己
二、为了国外健康的生活环境
大多数移民国外的企业家,很多都是喜欢上了国外的一种生活环境,更是为了在国外"养老"。比如食品质量、空气质量等都比国内要高。国内的食品安全问题一直是部分富豪的一块心病,比如:关于牛奶中掺入三聚氰胺和关于地沟油的新闻屡禁不止。另一方面,国外的医疗体系更完善,很多有钱人愿意花钱买健康。国外的医疗体系比国内要好,这个是一个无需争论的事实。
有人曾这样说:"在加拿大,国家比较成熟了,十几年不变一变,哪里死个人,都是天大的新闻。最受新闻欢迎的内容就是娱乐至死。政治也娱乐。在中国就不一样了,天大的事都是小事。永远想象不出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在中国,变化太快,每天一个样,每个新闻都让人爆炸。"
美国作为发达国家,对于环境污染治理方面也有着世界领先的高科技技术。而且在食品安全上,美国国家也有着严格的监管制度,美国居民大可不必为生存环境和食品质量而担心。
另外,移民美国意味着医疗和社会福利保障齐全的生活环境。美国不仅拥有世界上先进的医疗技术和设施,而且其社会福利保障也相当齐全,其中包括医疗服务、残废保险、退休及残疾人子女教育补助金、社会安全福利金、失业救济金以及对低收人家庭子女的津贴、对失业者的工作训练补助以及学童营养等。
三、投资环境与安全因素
一位移民美国的朋友说其选择移民的原因:
一、国内的投资环境不好,你想投的他不让,他让投的不挣钱;
二、各种税费太高;
三、现在贫富差距这么大,说不定哪天又要均贫富,太没有安全感了。
另外,国内的投资环境不好,很多都是要人际关系来解决,隐形的东西太多。为了做成一笔生意,除了要在正常竞争秩序上劳心费神以外,还要另外动多少歪脑筋,才能得到本该属于自己的利益。如果相关政策能够更加完善,保护企业家的切身利益,竞争机制更加透明,减少潜规则带来的不安全感,谁又愿意背井离乡?
与以往移民目的是追求财富相比,现在移民的人群不是为了简单的生存需求而离开,他们要追求安全感。也许他们都很热爱这个国家,也想在发财后为国家做更大的贡献,但渴望这个时代能尽快进行体制变革,给很多致富试图思源的人创造更适宜生存的阳光、空气、温度和水。不然就有可能导致致富者人人皆有罪的杯具。首富黄光裕的锒铛入狱是耐人寻味的――谁的罪与罚更多呢?
社会仇富,政策又不稳定,有钱的人谁能有安全感呢?移民到了国外,可以享受到更为安全的保护,无论是经商还是从事其他行业,资产相对来说,比较安全。有钱人也会担心,自己的财富会不会被怀疑来路不明?
还有一个原因:很多人都有的"私有欲",但是,这个想法在国内无法实现。比如想有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譬如土地、房子。在国内,是无法满足个人的这种"私有欲"的。"房子说到底是租的,土地也只有使用权。个人是没有财富的完全支配权的,因为,都是公有的。
而对于年轻人们来说,美国代表着广阔的就业发展平台。美国作为世界领先的发达国家,学术教育和高科技技术发达,拥有众多可供年轻人锻炼发展的就业发展平台。
四、移民后的其它优惠
通过移民后的身份转变,很多老板在不放弃中国的挣钱机会的同时,还能获得在发达国家的种种好处。比如,在拿到发达国家的身份以后,来去很多国家可以免签证。
获得外国国籍,或者拿到绿卡,对于富人们来说,也是一种非常便利的出入各国的方式。相比中国护照的13个免签国家,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新加坡的免签数量分别为125个、120个、130个和122个。
许多移居美国只为持有绿卡、以便自由往返美中两国的大陆新移民,数年后,都十分自然地希望申请加入美国国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国护照享有的全球最高礼遇—-免签证前往世界150多个国家。
华人有旅游、探亲、商务需要的国家基本上都在美国护照免签证国家和地区名单附上。与此相反的是,目前持中国护照前往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甚至包括归属中国特区的香港、澳门等地,都要申请签证或入境许可。
☯铜锣湾书局☯
《十年一梦》
徐景贤
朗读之七十二
于会泳终于当上了文化部长
一九七五年初，我到北京参加十届二中全会的预备会议，讨论四届人大的议程和政府工作报告，酝酿本届政府的组成名单。在预备会议上，周恩来总理传达了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准备让邓小平出来担任第—副总理，张春桥担任副总理等，在军队方面，邓小平担任总参谋长，张春桥担任总政治部主任，毛对邓、张有两个指示，对邓的评介更高：“人材难得，政治思想强。” 本来，毛讲得更简略，是“人材难，政治强”。周恩来把它演绎成“人材难得，政治思想强。”毛对张春桥的评介是：“有能力。”比较简略。 酝酿的结果，周恩来还是当总理，邓小平第一副总理，接下来的副总理是张春桥等人。全会还没有结束，一天，张春桥与马天水、我、王秀珍谈下届政府组成的问 题，他说在政治局讨论过国务院各部部长的名单，准备在四届人大的一次会议上确定。讨论到文化部长的名单时，周恩来总理说有人提名，仍由原文化部长沈雁冰（茅盾）担任，张春桥和江青不赞成，理由是文化部是分工给张管的，他要管得起来。周总理在会上说：“那么我不调徐景贤来，调朱永嘉来，还不行吗？”当时， 朱永嘉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市写作组一把手，又是姚文元指定的上海的《红旗》杂志组稿小组主要成员，是张，姚在上海很得力的笔样子，张、姚都不舍得把朱永嘉调到北京去。最后，江青提名由于会泳当文化部长，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都一致表示赞成，这样就通过了。文化部部长名义上是归一位副总理领导，当然最后是要请示总理的，但是，大家心里都明白，这个部只能归江青领导。道样，于会泳由上海音乐学院的一名普通教师，因为在搞样板戏中紧跟江青、终于当上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部部长。
于会泳当了部长后，表示要与文艺黑线统治下的文化部决裂，不到文化部大楼办公，他找了北京一个原东南亚国家驻华大使馆的房子作为办公地点，他定好后，请我去参观，吃饭。那天我去的时候，看到那个胡同很宽，走到底是红漆大门的一个大四合院，门里是一条石板道，房间都整修一新，外面看是中式的琉璃瓦房，里面是很考究的西式装修，现代化的卫生设备一应俱全、还有暖气。院子后面，走过月洞门是个大花园，里面有石桌、石亭，绿树，假山，风景很优美。于会泳陪我兜了园林后，就进入一个很精致的餐厅，桌上已放好了酒菜，京剧演员杨春霞、齐淑芳一起来吃饭。于会泳很得意地告诉我：“这个大使馆原来有一个特级厨师，最擅长做北京烤鸭，我接收大使馆的时候，把这个厨师也一起接...接收下来了。”于会泳一兴奋起来，就有点口吃。
吃烤鸭的时候，我故意问于会泳：“你这个部长是属于国务院的，你今后请示工作，是找周总理呢，还是找张副总理？”于会泳不加思索，马上就回答：“找江青同志。她有什么意见，我再转告他们。”以后，文化部长果然不找总理，连副总理也不找。只有江青不愿管的时候，她就对于会泳说：“你去找你们的副总理春桥同志，他是分管你们的工作的嘛。”这时，于会泳才会去找张春桥，但转过头来又会找江靑。张春桥也知道这里面的错综复杂，懒得管。
于会泳当部长不久，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成电影《创业》，描写大庆工人战天斗地的事迹，当然也要涉及到石油战线上的领导。电影拍好后，送北京审査，文化部部长、副部长等都在文化部小放映间里审片，在座的还有《创业》的原创人员，如编剧张天民等。影片一结束，于会泳拍腿叫好，说：“这是一部难得的好影片！”他看完影片后，很快打电话给我，他说：“好消息好消息，有一部好影片！”他催促我在上海也要抓几部好影片，当时，我正在上海抓电影《春苗》。
过了几天，江青看片子了，她看了后大发雷霆，指责影片为刘少奇评功摆好，把原石油部的领导也作为刘少奇的干将一股脑儿地批进去了，姚文元也跟着指出影片有哪些严重问题。于会泳顿时傻了眼，他只好把“首长”的十点意见记下来，命令长春电影制片厂修改，否则不准放映。影片的编剧张天民不服气，写信给毛泽东。毛看了影片后，批示说： “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于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这个批示下达的同时，也下达了毛针对江青、张春 桥、姚文元有关反对经验主义的批示。江青等人连续遭到毛的批评，马上就缩回去了，只好由于会泳出面担当否定《创业》的责任。
我与文化部的关系十分密切，对于会泳的工作大力支持，我配合他做了以下几伯事：
第一，我配合他把全部的样板戏拍成电视片和彩色影片，在全国放映。江靑一开始说要把样板戏拍电视片，要原汁原味地在电视荧幕上拍摄实况演出的片子，连演员额头上流汗的镜头也要拍下来，我们完全忠实地执行了她的指示。电视片毕竟不很清晰，而且又是黑白的，江靑又提出要拍彩色影片，于是，在北京、上海将样板戏都拍成彩色影片。八部样 板戏以后的《龙江颂》，《杜鹃山》、《盘石湾》等也拍成彩色影片。
第二,帮助他完成一些新的创作,或是一齐搞剧本,或是支持他,要人有人,要物有物,如京剧《杜鹃山》,《盘石湾》,芭蕾舞剧《草原小姐妹》、《红嫂》,钢琴协奏曲《黄河》、《战台风》,交响乐《智取威虎山》等。
第三,根据毛泽东的要求,在上海文化俱乐部,召集些老艺人和水平比较高的老票友,演传统京剧、老戏。当时,毛泽东多病,希望在北京看一些老的传统京剧曲艺节目,我们在上海组织班子,专门给他拍成彩色纪录片,对外不说是为毛泽东拍片,而是说为了抢救传统遗产。这样,拍了一系列的京剧、曲艺的彩色纪录片。
第四，根据毛泽东和江靑下达的任务，我恢复了上海电影译制片厂，翻译了《简爱》、《巴黎圣母院》、《鸽子号》、《瑞典女王》等，《瑞典女王》是好莱坞演员嘉宝主演的，毛泽东对嘉宝的演技很欣赏，这部影片是特地为毛译制的，还有什么《铁道儿童》，儿童片、江青看了后，主张中国也要拍儿童片，后来就拍了《闪闪的红星》。
第五，张春桥到上海来， 我陪他参观了上海电影制片厂，那天张春桥传达了江靑的指示，原话是：“给我拉出一个厂子来。”我接受江青的指示后，重组了上海电影制片厂，先是练兵，拍了 两个小故事片：《一副保险带》、《无影灯下送银针》，接下来就拍大的影片，在全国打得响的先是《火红的年代》（一九七四年），后来又拍了《第二个春天》、 《战船台》、《难忘的战斗》，《欢腾的小凉河》等，重拍了《渡江侦察记》、《年靑的一代》，这两部过去都是黑白片，重拍成彩色片。还拍了一些儿童片，如 《阿夏河的秘密》、《小将》，反映当时的教育革命的。
第六，在出版方面，重组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批图书。当时的上海市委写作组主编出版了《朝霞》杂志和《朝霞》丛书，还搞了《外国文艺摘译》等。
第七，在上海恢复了上海音乐学院，上海戏剧学院，比较早的招收学生。另外，还按照毛泽东的“五?七”指示，上海办了“‘五.七’京剧训练班”，“‘五?.七’舞蹈训练班”、“‘五.七’音乐训练班”等，培养了一批京剧演员、芭蕾舞演员、音乐演奏员，当时的意图是培养样板戏的接班人。
一九七五年，“批邓”和 “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后，于会泳两次向我传达了江青的指示，要大写批判“走资派”的作品，要写更高级别的“走资派”，更能体现出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上海抓紧把影片《春苗》拖上去，《春苗》搞了好几年，原来是不涉及文化大革命的，我一看不行，决定在里面要反映文化大革命，编剧改了几次还不行，我就叫写作 组下面的电影小组专门修改，花了很多功夫后送到我这里，我还是不满意，最后，我不顾自己正在发偏头痛，抱病修改，把杜文杰这个基层卫生院的院长说成是从上到下都有一条黑线串起来的“走资派”，上到卫生部，下到卫生院，大大加强了同“走资派”斗争的内容。我指定谢晋当导演。《春苗》在全国公映后，“反撃右倾翻案风”更猛烈了。于会泳指示文化部的写作班以“初澜”的笔名在《红旗》杂志发表文章，肯定《春苗》，批判邓小平，上海的另一部电影《欢腾的小凉河》，也 是我决定在影片中公开点名批判邓小平的，于会泳在文化部审片时说，配合得紧，配合得及时。
《春苗》公映后，于会泳从毛远新那里得到重要情报，说邓小平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没看完就大叫“极左！极左！”离席而去。当时，中央已开过打招呼会议，毛泽东已发动批邓，我们感到这个材料好极了。在初澜的文章里第一次把这件事抛出来，以后把它作为批邓的重要材料，与“走资派还在走”联系起来，大批了一通。
一九七六年初，我们去京参加中央召开的打招呼会。在一次饭桌上，毛远新要于会泳积极支持迟群、谢静宜拍一部反映清华、北大教育革命、反击“走资派”的电影，后来，毛远新和于会泳一起到京西宾馆看望我们，在马天水住的套间里又强调了这一点。于会泳极力支持他们，从讨论剧本一直到拍摄，最后完成电影《反击》。这样，我们在“批邓，反 击右倾翻案风”的过程中，连续作战，打了好几仗。
一九七六年十月初，于会 泳有一天打电话告诉我，他要作为中国文化代表团团长率团访问阿尔巴尼亚。十月六日，“四人帮”已被捕，但我们都不知道，十月七日，马天水被中央找到北京去了。马天水走以前，找我和王秀珍商量分析有什么情况，但我们都估计不出来。那天深夜十二时左右，我打电话给于会泳，问他北京有些什么动向，他说，今天下午国务院办公厅主任吴庆彤通知他，中国文化代表团不出访了，是华总理决定的，于会泳觉得很奇怪。我说，中央突然把马天水找去开会，但内容没有告诉我们，也不 知道发生了什么重大事情，我们在电话里约好要多联系，我说：“于部长，你有什么消息要及时告诉我。”十月八日那天晚上，我们不断找王洪文、张春桥、姚文 元，但都找不到。那两天里面，于会泳和刘庆棠连续向上海打电话，我也要秘书给他们打电话。他们说，“首长”找不到了，我感到很紧张：我告诉他们，上海与 王、张、姚也联络不上。于会泳他们最后一次给我们的电话出了暗语：“我们几个都生病了。”
一九七七年，我在离职反省、隔离审查的时候，看到《人民日报》刊登一篇批判于会泳的文章，说他“罪有应得，死存余辜”。我看后就估计他已经死了。直到后来，我才知道：一九七七年八月一日，于会泳在接受批斗期间，在文化部的隔离审查地点，偷服了厕所里的消毒药水，自杀身亡。他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结束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唯一的一任文化部部长的生涯。
网编：郭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