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7日是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的91岁生日，江在中国民间有着奇特的声誉和膜拜文化，媒体多次传出他的死讯，但是他一次又一次复活。他是很多人的仇敌，也是习近平统治时代唯一一个可以让民众喘息的政治娱乐对象。（变态辣椒）
在此风雨飘摇之大时代，江的阳寿突如其来且史无前例地被大范围关注思考和多角度揣摩玩味，稍后，贺寿屌丝们似乎总结出一组另类的三个代表：
代表一个较为有趣和略微生动时代的结束
代表一个彻底黑暗和完整复辟时代的开始
代表一个全面反抗和正当防卫时代的萌芽
【读报补丁】
[独立中文笔会] 施英：“膜蛤”文化业已形成？当局为何禁止“蛤丝”为江泽民祝寿？【民主中国首发】时间：8/20/2016
这两年“蛤丝”网民越来越多，而且成分与“毛粉”不同。“毛粉”主要由底层社会构成，而“蛤丝”则主要由中产阶级、社会精英，尤其是80后90后组成。看来“膜蛤”文化业已形成，且由于当局干扰和禁止，更刺激了“蛤丝”群体发展。
如果说赵紫阳是当局忌讳的中共前领导人，我们不觉得奇怪；但如果之后的江泽民也被当局视为威胁政权的人物，或许难以理解。
有报道引述香港的中国问题专家、时事评论员林和立指，江虽健康欠佳，但政坛影响力仍在，习近平正对政坛洗牌推习家军上位，定要排除和预防来自江的干扰，所以仍视江为政治上的威胁。当局如此紧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为了压制人们对政治上更为开明的1990年代的怀念”
大陆独立专栏评论家莫之许分析称，最初的蛤蟆现像是一些年轻人透过调侃和诙谐的方式构建自我认同和优越感的一种产物，但自2014年以来，蛤蟆现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江泽民的形像逐渐趋于正面，从而映射习近平时代的各种严厉打压。
莫之许说：在当时青年学生膜蛤的同时，其实民间还有另一种关于江泽民的（传闻），他和宋祖英的关系，所以实际上在那个阶段的话，青年学生把它作为一种，因为那些视频都是小众的，翻墙才能看到，有一定的敏感性，它是一种构建青年学生小圈子的认同或是某种优越感的产物。当时整个社会心理有一种，就是要把这种江泽民最高领导人圣神化，或者高高在上的形象把它消解掉，并加以解构的心理。只有到了14年之后，就是习近平时代露出真面目之后，然后原来被调侃，被丑化，被解构的江泽民这个“蛤蛤”（形象）被翻转了，成为某种正面的形象，来隐晦的对比习近平，对比这个时代。
有蛤丝网民Magasa说：“那时我们看到江泽民大声说话，开怀大笑，拿梳子当众梳头，或者弹一下钢琴、说两句英语，觉得有人情味，很正常。但是后来再没有看到其他领导人这么做，包括胡锦涛和习近平。”
由于胡锦涛亮相时多是木无表情，内地网民为他取绰号“面瘫”；而习近平因做秀去北京月坛庆丰包子铺排队点餐吃包子，被起绰号“包子”。
“从嘲讽到膜拜”
中国的年轻人，尤其是90后，近两年民间性自发研究江泽民的生平，在互联网发表研究文章，模仿其语言和动作，并在粉丝间做交流。粉丝们也做“去政治化”的线下聚会。
比如穿统一印有“长者”的衣服吃饭或者去一个他曾经生活学习过的地方。也有粉丝最近集体组织去了一家可以拉花做成“长者”头像的奶茶店。
这位“民间资深长者研究爱好者”对BBC中文网记者说：“以前还嘲讽‘长者’，现在变成膜拜了。也逐渐演变成一种网络狂欢了，一种似是而非的娱乐精神吧。”
该爱好者还在2014年开始写江选研讨会，他说：“也就是戏谑的、假装正经的语言、荒诞式的写作来解构一个领导人，想把他还原成一个可以接近的人。”
他说：“至于为什么怀念，我想还是虚构一个美好的过去，无望的解嘲吧。”
江泽民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说一口流利耐听的英文，也爱好文艺。章立凡说，江泽民是历届中国领导人中文化素养最高的一个，他所受的教育也是最完备的。而跟西方的关系，在江时代是最好的。
所以会引发人们对于江泽民的怀念。但对卸任领导人的怀念并非本时代独有的印记。
膜蛤族指出，二十年前中国曾经有一位思想开明、有人情味、对西方友善的领导人；这话里的意思是现在的习近平不是那样的领导人。
怪不得当局把这种对前领导人的怀旧视为危险。江泽民90岁寿辰官方媒体没有报道。他已经数月未公开亮相。就连在网上搜索他的名字或者“膜蛤”都被封锁，祝他生日快乐的贴子被删除。
生活在较宽松政治环境中的人们看来，这种查删或许显得心胸狭隘、琐碎鄙俗；但是在中国，政坛精英们对1989记忆犹新，当时正是民众哀悼一位去世的领导人引发了天安门广场的民主示威。
膜蛤崇拜即使讽刺意味满满，仍不失为一个挑战。这一点谁都知道，膜蛤族对这一点尤其清楚。
他们最喜爱的蛤语录名言之一…”图样图森破“，too young，too simple）。这是江泽民被记者饵诱情急之下脱口而出的几个字。
中国政治既不简单也不幼稚。那是一个蕴含着浓厚文学和历史寓意的含蓄的空间。
在习近平的中国，公开谈论政治变得很危险，寓言故事成了唯一选择。
那么，正确的寓意是什么呢？我经常思索这个问题。膜蛤崇拜是个青蛙王子的故事吗？亦或是白雪公主的故事，故事里住着七个小矮人的森林木屋变成了上海附近一处带工作人员的别墅？习近平的中国更像《爱丽丝漫游奇境》还是《1984》？
魔镜、魔镜，告诉我……
《白雪公主》里那个妒火中烧的皇后问墙上的魔镜，谁是世上最美的人，答案不合她心意，于是令猎人把那个美艳惊人的继女带到林子里杀死。
作为统治者的习近平也许有嫉妒心，但他处理对手的做法是腐败案审判和监禁，而不是暴力手段。如果自然规律也服从北京的勒令，90岁高龄的江泽民不久也将自动从尘世的政治舞台消失。
与此同时，习近平团队力所能及的就是把江先生困在《白雪公主》的林中小木屋里，在周围竖起高墙，通过反腐案来消除他的政治盟友–他的“七个小矮人”，从而更彻底地孤立这位前国家主席。
江泽民不是唯一被噤声的革命前辈。我最近尝试着找门路获准采访另一位退位的领导人，但被告知这类采访没有可能，因为拟采访对象被“关在金丝笼里”。
面对现实吧。江泽民在位时挺虚荣、利己，他任期内贪污腐败爆发式蔓延，他退位后他安置的亲信阻挠继任团队的改革努力，向改革的车轮扔沙子。
当怀旧能把这一只青蛙变成王子，那不正是令人头脑清醒地衡量出真正的政治忠诚的缺乏程度吗？
如果你年轻、聪明，对自己的国家富有想象力，不妨问问自己……即便只是在自己脑子里……是否应该有空间让人在上述非此即彼之外还能再作别的选择？
☯铜锣湾书局☯
《十年一梦》
徐景贤
朗读之七十五
江青插手《白毛女》前前后后
在所有的“革命样板戏”中，江靑过问得最少的就是芭蕾舞剧《白毛女》。可是，她不“问”则已，一“问”惊人，上演了一出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
漠不关心，江青对舞剧《白毛女》无兴趣
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的“上海之春”盛会上，上海市舞蹈学校献演了新作芭蕾舞剧《白毛女》，引起轰动。以后，他们又倾听了领导和观众的意见，反复加工， 精益求精，使这部舞剧日臻完美。几乎与此同时，日本松山芭蕾舞团也在日本演出了芭蕾舞剧《白毛女》，并由主演者松山树子女士率团到中国来作访问演出，受到 了周恩来总理的接见。中日两国文艺工作者同时演出两台芭蕾舞剧《白毛女》，在海内外舞台上交相辉映，一时传为美谈。
在 芭蕾舞剧《白毛女》的创作和演出过程中，江青不仅没有做任何贡献，而且也没有表示过一点兴趣，以致文革初期，在上海市舞蹈学校内还发生过芭蕾舞剧《白毛 女》究竟是香花还是毒草的争论。这也是以证明舞剧《白毛女》的创作和演出与江青无干，不然，谁敢在当时直接把争论的矛头指向“文艺革命的旗手”呢？
见风使舵，贪天之功据为己有
不 久，这场关于《白毛女》是香花还是毒草的争论反映到党中央。一九六七年夏，毛泽东同意观看芭蕾舞剧《白毛女》。这可是一件大事，当时的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央 文革小组的领导成员陪同毛泽东观看了上海市舞蹈学校的演出，江靑自然也在场，毛泽东不但肯定和赞扬了芭蕾舞剧《白毛女》，还亲自上台和演员们提手，合影。 于是，《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了消息、刊登了大幅照片，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还拍摄了纪录片《红太阳照亮了芭蕾舞台》，在全国放映。
江 青一看芭蕾舞剧《白毛女》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就贪天之功以为己有，公开宣布芭蕾舞剧《白毛女》是全国的八个“革命样板戏”之一，把它归入了自己领导“文 艺革命”的功劳簿。此后，芭蕾舞剧《白毛女》的唱片公开出版了，全剧的录音在全国播放，舞剧先是拍摄成黑白的电视纪录片，接着又摄制成彩色的舞台艺术片， 在国内外放映，毎当有重要的外宾来访，到上海几乎必看《白毛女》。舞剧中的嘉儿和大春等，也成了全国家喻户晓的人物。
突发奇想，强令改成两人上山
一九七二年四月，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上海芭蕾舞团携带舞剧《白毛女》、《红色娘子军》访问朝鲜、日本。周恩来总理指定由当时担任上海市委书纪的我任访朝团团长。
我率团到了北京，适值秘鲁共和国的总统夫人来访，周恩来决定请总统夫人看一次芭蕾舞剧《白毛女》。那天晚上，在天桥剧场举行了专场演出，周总理坐在总统夫人的左侧，江青坐在总统夫人的右侧，我坐在前面一排陪同并作记录。
江青穿着一身全白的西式上衣和裙子，手里还拎着一只白皮包，显得容光焕发，非常突出。她不顾坐在一旁的周恩来，径自和总统夫人侃侃而谈。
江青说：“毛主席提出文艺要‘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我们搞了一场文艺革命，像芭蕾本来是欧洲的宫廷艺术，我们却把它拿来表现工农兵的斗争生活，同时提倡芭蕾艺术走革命化，民族化的道路：今天的这个革命现代舞剧《白毛女》是我抓的，请您看后多提意见。”
剧 场里的灯熄了，音乐响起了，大幕拉开了。可是，从来不过问舞剧《白毛女》的江青，今天却喋喋不休地作起“指示”来。她一会儿说，扬白劳家小屋后面的那棵大 树布景，画得太简陋，要重新画过；一会儿又批评说，整个乐队的声音太响，在舞台和观众之间筑起了一堵“音墙”。她当着总统夫人的面，指挥我立即赶到乐池里 去，叫整个乐队压低音响。
看 到下半场，江青见“白毛女”在风雪交加中挣扎，在奶奶庙与黄世仁等搏斗，她忽然对我说：“我在想，喜儿不应该一个人上山，可以让两个人或是更多的人上山。 这样戏里的‘白毛女’就不是只身和大自然搏斗了，她可以通过同行的女伴和山下联系，山下的乡亲也可以更多地关心和支持她……这样吧，你们要剧组搞一个两人 上山或几人上山的修改方案，出访回来以后就进行修改，改了以后我再看。”
矛盾百出，越改越糟难以收场
我当场记下了江青的“指 示”，没有马上向剧组传达，而是去找国务院文化组负责人于会泳，浩亮，刘庆棠商量。谁知道江青在看完戏回去以后，也已经向国务院文化组下达了“两人上山” 的修改“指示”。他们几个人一谋面，议论了几句，都感到为难。因为，原歌剧《白毛女》是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诞生的经典作品，以后 曾拍摄成电影在全国放映，现在又改编成芭蕾舞剧在海内外广泛流传。不管是哪一种文艺样式的《白毛女》，都是以喜儿受迫害后孤身一人出逃、在荒山野岭历经艰 险，最后获得八路军的解救作为故事的主要发展线索的，它体现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深刻主题。如果按照江青的旨意，改成喜儿和女伴两 人或多人上山，不但广大观众接受不了，而且把《白毛女》的那种传奇色彩，诗意氛围以及革命浪漫主义精神全都丢弃了，取而代之的将是一出山上山下互相呼应和 地主汉奸展开游击斗争的老套戏剧。凡是懂得一点文艺的，都会知道江青的主意实在是一个损害原作、伤筋动骨的馊主意，毫不可取。
我和于会泳等人不敢违抗 江青的旨意，便去向张春桥汇报，想让张春桥出面转圜。可是张春桥说：“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告诉剧组，让他们先拿出一个修改方案来！”过去，张春桥多次强调 过：“在文艺革命方面，我只能搞‘一言堂’，听江靑同志的。”这回，他把“皮球”直接踢给了《白毛女》剧组。
我拉着于会泳、刘庆棠等人，把江青的“指示”给剧组的编创人员作了传达。于是，上海舞剧团从朝鲜，日本出访回来，就被留在北京，按“两人上山”的意见搞修改方案。
剧组的编创人员在设计修改方案时、遇到了许多困杂，，我回上海去了，他们只好去找于会泳和刘庆棠，请示江靑。
江青的“指示”倒是很具体：关于“两人上山”，喜儿究竟和谁上山的问题，江青说，可以在黄世仁家多设一个丫环，留下服侍黄母的那个叫小红，和喜儿一起出逃的就叫小兰，她们共同商量逃出魔掌（这样一来，舞剧中芦苇丛里找到一只鞋的扣人心弦的惊险情节无法保留了）。
关于逃上山后两个人的头发是否都要变白的问题。江青煞有介事地说，这个很简单嘛，一个可以变白，一个可以变灰，人和人是不一样的，她们在山上还可以互相照应（这样一来，舞剧中喜儿只身与风雪搏斗，头发渐渐变白的精彩独舞都得删掉）。
那么，两个人上山以后奶 奶庙的戏怎么演？八路军怎么会在山洞里找到喜儿的？江青又“指示”说：奶奶庙里两个人遇到黄世仁和穆仁智，可以开打嘛；让小兰下山向八路军通风报信，大春 可以写信给喜儿，最后大春到山洞里去找到喜儿（这样一来，奶奶庙中喜儿的刻骨铭心的仇恨、黄世仁等见到“幽灵”后的惊颤和恐惧，以及大春和喜儿在山洞中相 遇相认等精彩场面还能留下吗）。
剧组的编创人员实在是勉 为其难，他们拿出了修改方案，可是江青却不审査修改本，说是要看演出。于是，整个剧组二百来人，在北京西苑宾馆留了半年左右，排练修改本；夏去秋来，秋去 冬来，不准演员回上海，夹衣棉衣都是派专人送去的，一切都为了修改好“两人上山”。可是，等到临了，忽然传来江青的一句话，说是“没有空看了”，叫剧组回 上海去，等以后江靑到上海时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