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7日，一则内容为“几十名大学生神秘消失在武汉”的文章在网上流传。该文章称，在武汉，有林飞阳等几十名大学生失踪，至今未被找到。9月28日，武汉警方发布通报称，据撰写并发布该文章的王某交代，文章根据林飞阳父亲的要求和网络搜索的结果而写，对其中的数据和内容未经核实，有的系自己杜撰。目前，王某被处以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
事实上，林飞阳失踪案是在拖了1年半有余，被逼成了被告并败诉之后，当地警方才于今年7月被迫立的案。
武汉丢人事件闹大了之后网民的智慧：失踪学生没找到，发帖的全找到了。
推友苍山独厚有言：必须给武汉警方点个赞，失踪的学生（无论有几个）虽然没有找到，但曝光此事的发帖者还是立即被他们逮到了！我只问两件事—— 1、究竟有没有失踪的学生或者人口，确定的有几人？ 2、传闻中的“不对成年人失踪立案”，有，还是没有？
武汉丢人多了去了！窃以为别只盯着学生，大名鼎鼎的武汉籍中国民主党党魁秦永敏的妻子赵素利，失踪超过两年半，警方至今拒不立案。上述“传闻中武汉警方不对成年人失踪立案”，莫非因赵女之噎而废食？
【读报补丁】
《寻找儿子林飞阳的500天》 新京报 2017年4月18日
这是一台在武汉街头已小有名气的“寻子车”。从2015年12月起，近500天以来，这台车的主人、林飞阳的父亲林少卿每天穿梭在武汉的大街小巷，吃住都在车上，度过漫长的寻子生活。
2015年11月26日，正在莫斯科大学读书的林飞阳突然乘飞机到达武汉，之后失踪。
林飞阳订票邮箱显示，这张机票经过多次改签。先是11月18日，后来改到了2016年1月17日，但中国南方航空提供的信息显示，林飞阳的实际回国时间却是2015年的11月25日。莫斯科到武汉没有直达飞机。林飞阳当天乘坐的飞机是从莫斯科经停离家近的广州，再到的武汉。林少卿想不通，为什么林飞阳要去武汉。林飞阳在武汉只有一个小学同学，事后这位同学表示，林飞阳也没有去找她。知道了林飞阳的行踪后，林少卿急忙赶到武汉。12月4日，在武汉天河机场航站楼派出所，林少卿终于从监控录像中看到了林飞阳的身影。不过，林飞阳的样子有些奇怪。一份林少卿事后起诉武汉市公安局江汉区分局的判决书显示，林飞阳下了航班后，躲在武汉天河机场安检口不愿出来，看起来“精神状态异常”、“怀疑有人跟踪”，因此被带到机场航站口派出所值班室，休息了10分钟。后来，民警告诉他机场大巴的位置，他走向机场大巴和出租车停车区，随后消失在监控盲区。
看到这段监控录像时，林少卿已有3个多月没有见到儿子了。他不记得儿子有什么精神状态的异常，只是想起，给儿子打电话的前一周左右，林少卿妻子突然接到林飞阳远在莫斯科的电话，他有点慌张地问：“我爸是不是被绑架了？我怎么打不通他的电话？”
为了找到儿子，林少卿想到的第一个办法，是组织亲戚朋友在武汉发寻人启事。一个月后，寻人启事终于发到了那天搭载林飞阳的出租车司机手里。这位司机回忆，那天上车后的林飞阳神色紧张、没有目的地，“只说去方便住宿和吃饭的地方。”司机沿着机场高速往武汉市区走，最后把他放在了常青五路的杨汊湖菜市场附近。杨汊湖菜市场属于武汉姑嫂树派出所的管辖范围。在姑嫂树派出所，民警为林少卿调取了监控。林飞阳下车约半小时后，出现在了监控里。他沿着常青五路“轧马路”，晚上7点零8分慢步走进了武汉市委党校，两分钟后，他换了一套黑色衣服后出来，步行离开。3月31日，新京报记者曾前往武汉市委党校，按照林飞阳当时的路线步行两分钟，但那条路线是党校内的一条车道，往返两分钟仅能走到车道的拐弯处。晚7点38分，林飞阳出现在常青五路和常青路交叉口，在这里，他徘徊了几分钟，往附近的一个公交站走去。那是一个有100多趟公交车的公交枢纽。彼时，林少卿希望能调取当晚那个时间段的公交监控，但是，公交公司告诉他，没有警方出示调查证明或者当面来调查，公交公司不会提供这份监控视频。
不得已，林少卿回到了姑嫂树派出所。但警方答复是，没有上级领导批示，开不了这份协查通知书。在2016年1月5日，按照相关规定，警方将林飞阳列入了失踪人口管理库，并提取了林少卿的DNA入库。
如今，公交枢纽那天的监控录像早已被覆盖，林飞阳也再无线索。
新的动静也会在不经意间出现，他曾经发现，林飞阳有一个YY账号，2015年12月3日修改了密保邮箱。2016年3月11日上午，林少卿在拨打林飞阳的手机时，电话突然通了，但是没有人接。新的两条线索曾让林少卿兴奋，但当他拿着这些线索到相关的通讯公司要求查看详细内容时，得到的答复却是，涉及隐私的信息不能对个人，只能对持有相关手续的公安机关、法院、检察院公开。他回到姑嫂树派出所，对方答复还是一样：查找YY邮箱等涉及个人隐私的信息，需要向上级部门请示。
寻子之路再次回到原点：没有公安机关的协助，林少卿仍然无法得到进一步的信息。4月1日，林飞阳失踪报警的接警单位——汉兴街姑嫂树派出所刑侦队民警曾告诉新京报记者，林飞阳失踪一事，够不上刑事立案标准。因为林飞阳失踪时，没有被绑架、被诈骗等犯罪事实，也没有相关的犯罪线索。另一位武汉市某派出所负责人也表示，正常成年男子失踪，没有刑事犯罪迹象的，“连案件都算不上，只能算事件。”
“他们已经是正常的成年人，有权利主导自己的行动，万一我们动用了刑事手段找到他，但他在另一个地方生活得好好的不愿意回来，我们也不会强制他，我们也要在法律允许范围内行动。”上述民警说。据业内人士介绍，根据《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只有公、检、法机关通过审查，符合“有犯罪事实”和“需要追究刑事责任”两个条件的时候，才能批准立案，否则，不予立案。新京报记者从武汉市另外一些近几年失踪大学男生的家长处得知，他们的孩子无故失踪后，至今也都没有立案。“失踪大学生太多了，有些我们费力气去找了，过几天他们自己又回来了，这种例子太多了。”武汉市马房山派出所一位民警说。
2016年4月，林少卿将姑嫂树派出所所属的武汉市公安局江汉区分局告上了法庭，认为警方对林飞阳失踪一案的作为属于“行政不作为违法”。
2016年11月25日，法院一审判决公布，“原告诉请被告对其子林飞阳失踪案件未履行法定职责的理由成立”，“责令武汉市公安局江汉分局在判决书生效后十五日内，对林飞阳失踪一案报本单位主管领导审批后，移交刑侦部门登记受理”。
新京报记者了解到，姑嫂树派出所刑侦部门依然没有正式登记受理林飞阳失踪一案，理由是按照判决书的要求，“正在等主管领导批示”。
“金钱面前，没有情”，是林飞阳失联前最后更新的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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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一梦》
徐景贤
朗读八十
我替张春桥“做个伴”
一九七六年十月，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被捕以后，上海就盛传：“徐景贤为张春桥找了个老婆。”
听说的人都感到奇怪：张春桥不是早就有老婆了吗？张春桥的老婆不是叫文静吗？怎么又给张春桥找了个老婆呢？
在各种场合，许多人向我 打听这件事的真相，可是我始终缄口不言，因为，当年十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派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三人到上海主持工作，当时我还没有失去自由，我便把这件事 的前后经过，向他们作了详细汇报。他们三人听了以后对我说，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不必再对外讲出具体的当事人了。人命关天，这类事情处理得不好会出人命案 子的。我也觉得确实应该慎重对待，特别要对当事人负责，所以，我一直把这件事深深地藏在自己的心里。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 我还关在监狱里，看到有一个作家为张春桥写的一本传记。他当然不肯放弃这段颇有吸引力的情节，可是他又打听不到真实的情况，于是把一些道听途说的东西写了 进去。他写道，张春桥不打算“与文静离婚”，只是“需要一个伴”，“要年轻、漂亮、有文化、有政治头脑”，“徐景贤毕竟头脑灵活，派人在上海医学院物色对 象，借口是给‘中央首长’挑选一名护士……‘对象’总算找到了，照片，档案送往北京，张春桥也满意了。”这个作家把林彪，叶群为林立果“选美”的做法，移 植到了张春桥身上，这实在是一种很不严肃的写作态度。可是，当时我正身处囹圄之中，无法出来澄清事实。
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我觉得不应该把自己知道的一些东西带进坟墓里去。我们不但要对历史负责，而且要如实地写出当时人们的心态，使后来的读者进一步了解中国的政治和中国的社会。因此，我决定说出事实的真相。
妻子的历史问题──张春桥的心病
张 春桥确实早就有妻子了，而且夫妻关系相当融洽，张春桥的妻子叫文静，原名李淑芳，一九一六年三月出生，年龄比张春桥大一岁，李淑芳是天津人，说一口门相当 标准的普通话，她的父亲，是天津大清银行的职员，以后又担任过中国银行天津分行的副理。李淑芳在天津读书的时候，就加入过Ｃ?Ｙ（共 产主义靑年团）抗日战争爆发后，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一九四二年，她来到晋察冀解放区，进人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党校学习，第二年，分配到北岳区党委宣传部 担任宣传干事。李淑芳（文静）身高一米六十左右，比张春桥略矮一点，她皮肤黝黑，剪着齐耳短发，常戴一副浅黄色的玳瑁眼镜，一直是个女学生的打扮。
李淑芳当时喜欢写文章，而且写得一手男子气概的好字，她经常给《晋察冀日报》投稿，笔名是李岩、李若文。当时，张春桥也在北岳区党委宣传部工作，两个人趣味相投，由相识而很快进人恋爱阶段。此时，张春桥二十六岁，李淑芳二十七岁。
一 九四三年十二月，正当张春桥和李淑芳的恋爱进入到“白热化”的时刻，日本侵略军对晋察冀地区发动了大扫荡。张春桥和分局宣传部的工作人员一起，隐蔽到河北 平山、阜平一带的山沟里；至于当时已经调到平山县郭苏区任区委宣传委员的李淑芳，却在一个大雪天的早上，落到了突然进村的日本侵略军的手里。
李 淑芳被押到石家庄，关进了日本宪兵司令部。为了苟活，她向日本侵略军自首了，日军为了利用已经投诚的女共产党员，吸收李淑芳进宣传班进行训练，让她对八路 军搞“心战”。她的上级是日本宪兵中尉矢野。于是，李淑芳留在石家庄日本宪兵特别警备队，番号甲一四一七部队，既撰写反共宣传品，又上日本广播电台播音， 还参加宣传演出。她编写了《弃暗投明》、《我们不再受骗》，《李老太太的悲哀》等反共宣传文章和节目，污蔑中国的抗日军民，鼓吹“中日亲善”，沦落成了日 本帝国主义的喉舌和鹰犬。
时 隔不久，随着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节节胜利，八路军在华北大举反攻，驻石家庄的日军纷纷溃逃，把李淑芳她们抛弃了。正在阜平县任《晋察冀日报》副总编辑的 张春桥，和中断了一年多联系的李淑芳，终于重新相会，张春桥安排李淑芳进了报社任编辑工作，从此，李淑芳正式改名为“文静”，并向组织上隐瞒了重大历史问 题。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张春桥和文静（改名为李淑芳）在张家口结为夫妻。
文静的这段历史，很快就被党组织掌握了，共产党的组织原则是：不能重用向日本侵略者自首变节的人，而且，在后来的审干，肃反等历次政治运动中，文静的政治历史问题受到了反复的审査，她的仕途前景黯淡。
然 而，张春桥的政治地位倒是节节上升，特别是随军进入上海以后，张春桥担任过上海市军管会新闻出版处军代表、华东新闻出版局副局长、《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 辑、中共上海市委文艺工作部部长、宣传部部长、市委常委、市委候补书记、文革前当上了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春桥长期在柯庆施的领导下工作，在石家庄时期、柯 就是张的老上级，解放以后，柯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张春桥写的文章得到过毛泽东的赏识，所以柯庆施 也对张刻意提携。
解放以后，文静一直郁郁不得志，在政治上被打入冷宫，她被安排在康平路上海市委办公厅内部，做做调研工作，编编演示文稿。文革以前，我在市委工作时，唯一的一次看到文静抛头露面，就是在党员干部大会上给大家宣读中共中央文件：因为她的普通话讲得比较标准。
六 十年代初期,我在宣传部工作,当时新华社上海分社送来一份报告,建议任命文静为上海分社的副社长。可是,市委宣传部部长石西民知道文静有那段历史,觉得这 个任命要慎重对待,而且文静又是张春桥的妻子,宣传部不便表态,便把任命报告转报给市委。结果市委不予批准,文静仍旧当不了新华分社副社长。
长期以来,文静的严重政治历史问题,成了张春桥的一块"心病"。
文革中文静给张春桥带来的麻烦
文革大潮兴起，张春桥当 上了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又成为上海市的党政第一把手──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和上海市革命委员贪主任。文静自持成了上海的“第一夫人”，到处抛头露面。照理 说，像文静这样有政治历史问题的老干部，在文革当中早就被宣布为叛徒，特务加以打倒了，可是因为有了张春桥这顶“保护伞”，没有人敢来揪她。而且她自己也 不思收敛，变得飞扬跋扈，目中无人。
文静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里没有任何领导职务，可是她却大摇大摆地出席市革委会领导成员（副市级）会议，发表意见；办公室发给市级领导的文件，她也有一份；原来的市委书记、老干部马天水出来主持工作，有时还要向文静请示商量。
文静习惯于对别人指手划 脚，盛气凌人，有一天晚上，她直接打保密电话给我，指责我“做出了连旧市委书记都不敢做的事”！究竟做了什么事呢？无非是我的秘书小张经过我的同意，给住 在康平路市委大院里的家属孩子们放了一场故事影片《海鹰》。大家看得津津有味，可是她却兴师问罪，关键在于：当时张春桥去了北京，而我决定在市委大院里放 映这场电影，事先没有向她这个“第一夫人”请示。
这种不符合组织原则的反 常情况，持绩了一年多时间，到了一九六八年的四月十二日，上海广大群众掀起了“炮打张春桥”的浪潮，在铺天盖地的大字报里，出现了“张春桥的臭老婆文静是 大叛徒”的标语。与此同时，上海市革委会组织组的几个负责人，对李淑芳心存怀疑，从干部档案箱中偷偷地调阅了文静（李淑芳）的历史档案。
这些沉重的打击使张春桥 大为震惊，盛怒之下，他批准一举撤掉了组织组几个负责人的职务，改组了领导班子。同时，还同意王少庸的建议，让我带了康平路市委办公室的负责人，一起到外 滩市革委会组织组的档案库里去，当场取出文静等人的档案材料，加以包扎，贴上封条，带回康平路市委，交给当时主持自常工作的老干部王少庸，让他紧锁在自己 办公室的铁箱里。
可是，随着“抓叛徒”运 动的深人，文静的政治历史问题不断外泄。有一天，《解放日报》社给我送来一份报告，说是原报社的一名老干部随意对别人议论，扩散了文静的历史闾题，我把这 份报告当面交给张春桥过目，他十分恼火，恨恨地说：“这个人很坏！”又有一次，外地专门派人到上海来外调，调査当地一名女干部的历史，说她供出了当年和李 淑芳（文静）一起叛变投敌的经过，当地来人要求找文静面谈证实。我觉得此事很棘手，就单独一个人到张春桥办公室去，把这份外调材料给他看了。张春桥面对这 份材料，满脸通红，沉默半晌，亮亮的前额上沁出了几颗汗珠，显得十分狼狈。过了一会儿，他悻悻地说—句：“不见了吧！”当面要我把外调材料退回去，拒绝让 文静与外调人员见面。
这些接二连三的事件，终 于使张春桥意识到文静的政治历史问题，将会给他招致极大的麻烦，他开始对文静采取制约的办法，不让她参加市里的领导层会议，不要她再管康平路办公室的事， 不许她抛头露面，可是，文静并不安分，她虽然表面上不再管事，背后仍想插手，不断施加影响。不过，这时王洪文，马天水和我对文静的问题，已经心中有数，对 张春桥的态度也有所了解，所以我们便对文静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方针。
(网编:李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