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轮核爆料蘑菇云下惊惶失措的被污染人群最常感受到的舆论冲击波是:"受害者不但应当而且必要甚至必须给予施害者更多的理解、支持、庇护和包容,这是大局意识。"但是人们开始倾尽洪荒之力一次又一次滥施仁慈般的去理解去支持去庇护去包容一个习惯性病态撒谎者的后果是,谎言地堡的枪口却在同一时刻扣动着污垢至极的暴戾扳机对与他同样生来平等的被侮辱被欺凌被损害的老弱妇孺扫射出一排又一排浸透剧毒的子弹。】 编者按
本台报道：北京时间10月5日晚9点，中国亿万富豪郭文贵在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家新闻俱乐部举行了新闻发布会，美国、日本等国主流媒体，以及多家华文媒体到现场参与了报道。
记者会采邀请式，有媒体或个人或因私人恩怨遭东道主拒之门外。专程从纽约赶来与会，被郭卫兵推挡，当下郭文贵面对的两场纽约州官司之一的原告方【博讯网】记者西诺，与郭文贵的保镖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冲突。
记者会由当年独家惊爆王立军移交美领馆材料有关薄熙来周永康发动政变内容一举扬名海内外华人圈的华盛顿自由灯塔新闻网站资深记者比尔·戈茨主持。
有意思的是，两小时记者会的16个提问，端坐主席台郭左侧自始至终被郭文贵温柔顾盼的主持人老戈茨一人包办了7个，期间主人翁在和鱼贯入场的众粉作揖打恭之余一一轻松作答。
记者会那剩余半拉子9个问题中的至少2个，分别由郭文贵目前最亲密的战友和记者会主办方杨建利的【公民力量】提出，整场记者会除了本台和美国之音各2个提问，金发碧眼同僚看似好奇缺缺，举牌寥寥，换言之，记者会多数提问来自“国王的人马”……
网人潮语：“像极人大记者会，不如人大记者会。”
由此，标题诞生。
今天，《闲话上海》和伟国一起谈谈郭文贵华盛顿记者招待会，这一讨论将持续到下个周末。
【读报补丁】
郭文贵答记者会第一个提问（网络自媒体文字整理）——
主持人比尔·戈茨（英语）：早上好，Miles，你在美国造成了一场重大的震荡，不仅在美国，而且在中国，以前呢，大家没有亲自和你见面，今天你到这儿来和我们 对话，首先请你介绍一下你的背景，从你开始到你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
郭文贵：首先是向Bill和大家问早上好，我能活着坐在这里相当不容易（笑，众 人鼓掌）。从昨天Hudson Institute的（演讲）的取消，到今天在这里开这个记 者招待会确确实实中间发生了很多事情，非常的不容易。特别是让我觉得震惊的 事情，昨天我们安排好的团队，包括了翻译到最后都吓得不敢来了。但是这就是 我要不惜一切代价，不顾生命的危险也一定要坐在这里的原因。 接下来我向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的经历和坐在这里的原因。首先我还得感谢像 Bill先生、公民力量的杨建利先生，和所有大家在这种危险恐惧的情况下能让我 们成就这个记者招待会。非常非常感谢，谢谢！感谢所有大家不顾生命危险来到 这里，谢谢大家！ 那么我接下来就用我最简单的语言来表达一下我的过去，就Bill刚才问的问题，我简单说一下：我是祖籍山东省聊城市莘县古城镇西曹营村的一个地地道道的农 民家庭的一个孩子。我的父亲，后来是一个军人，母亲一直以来就是家庭妇女， 一个字儿也不认识。后来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的父亲被打成了右派，被下放流放到了东北的吉林省磐石县赵家沟这个地方。我父亲的腿两次被打断。也因为文化 大革命，我的几个哥哥都被刀伤过很多次，被扎伤，我的母亲因为这个被吓出了 精神病。后来我们家人在极痛苦的（情况下）在东北活过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后 来就把我送回了山东老家，跟我的伯父去上学。然后1983年我辍学了，初中还差 几个月毕业，辍学以后在社会上开始做生意，投机倒把，85年我和我现在的妻子 庆枝（音）恋爱私奔了。到今天是32年，明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鼓掌）。 86年就有了我一个儿子，88年有了我的一个女儿，我现在的一对儿女都非常的幸 福，都是在美国和英国上学长大的。89年中国发生灾难性的89民运的时候，我卖 掉了我的摩托车去给民运活动捐钱。后来包括我当时发生了一个商业小纠纷，他 们以此为由，喝醉了酒以后两个警察来抓捕我，我弟弟在让他们出示证件的时候 他们开了两枪将我弟弟给打死了。我的弟弟当时被击中以后，现场第一枪是打中 我太太了，我太太抱着我几个月（大）的女儿，我太太躲过了一枪，后来又是一 枪去打我太太的时候就是我弟弟用胳膊挡住了这个子弹，第三枪的时候又挡住了 另一发子弹，后来我弟弟就倒在地上了，然后警察不让给治。在医院里面呆了三 天让他流血死亡。我同时被关进去以后，关押了22个月，当时是以“煽动反革命 罪”把我抓起来的，后来给我定的是“妨碍公务”和“诈骗罪”7000块人民币， 在里边关了我22个月，后来在1991年将我放出，后来我开始做房地产生意。 然后我开始和海外的港商和日本的、美国的经济合作者开始了我在河南郑州做房 地产生意的生涯，建造了中国当时最高级的五星级饭店，后来在北京做了第一个 龙形建筑“盘古大观”七星级酒店，还有金泉广场等一系列的房地产开发，包括 投资了金融、证券等行业。在过去的28年里边，我有我的追求，就是我一定有一天要为我的弟弟报仇，我一定有一天让中国人，少一点发生像我弟弟这样滥杀的事件。而且我一定要推翻这个伤害我的兄弟，伤害我家人多次，因为过去28年来，我也两次被他们抓去了，我要跟这个体制要回属于我们的公平、公证。后来我积累了170亿美元的财富，然后开始了我真正的理想、革命的生涯。
我在中国赚的这170亿美元，都在中国被他们冻结了，所有的资产——过去这几年来我没有从中国大陆拿出老百姓一分钱，我可以在这里向大家保证，希望大家检查。我没有在中国偷过一分税，到目前没有任何人起诉我。而且，我所有在海外的花销，都是我在海外金融领域赚的钱，而且我拥有世界上所有人所追求的最好的东西——最好的房子，最好的游艇，最好的私人飞机等等。所以物质生活不是我的追求，已经是过去了。我现在只有一个理想，改变中国，让中国人真正的实现我所追求的 “郭七条”。
☯ 铜锣湾书局 ☯
《十年一梦》
徐景贤
朗读之八十一
张春桥终于下决心与文静离婚
自从有人在大字报和大标语中公开提出了文静的政治历史问题以后，张春桥对这件事变得十分敏感，一有机会，他就要撇清自己和文静的关系。
有一次，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在上海展览馆宴会厅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由张春桥主持，我坐在他的旁边。为了表示发扬民主，允许各群众组织的代里在会下广泛提名，由谁担任市革会委员的候选人，并将名单公开宣读。有一个群众组织的头头，为了巴结张春桥，可是又不知道“文静”这个名字，就在会上公开提出由“张春桥的夫人”当市革会委员候选人。
这下子马屁拍在马脚上，张春桥当场听了勃然大怒，他声色俱厉地痛骂起来：“你这种人算什么造反派？我们共产党从来就不搞夫贵妻荣！做了谁的老婆就可以当委员，这完全是封建主义和国民党的做法，哪像个无产阶级革命派！”
一顿臭骂，把那个溜须拍马的人骂得莫明其妙，尴尬万分。但是，我却十分明白：张春桥这种色厉内荏的微妙精神状态，表明他打算和文静分道扬镳了。
―九六九年中国共产党第 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张春桥当了中央政治局委员，文静开始从上海的公众场合消失。市里在文化广场召开万人大会时，文静也从不在会场里露面，而是躲在文化广场后面的化妆室里，通过广播喇叭听台上的报告，我知道这是张春桥的关照和安排，所以也不去邀请她进会场。
一九七○年夏天，在江西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等人向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发动突然袭击，首先拿张春桥开刀。一九七一年林彪仓皇出逃，自我爆炸以后，张春桥发现林彪在上海的党羽、空四军政委王维国，早就通过各种途径捜集他的材料；文静的历史问题当然是张春桥的政敌最感兴趣的“突破口”之一，在王维国设置的延安中路密点里，就发现了文静的材料，张春桥知道他今后在政治上的升迁，将无法绕开文静这一个难题，因此他开始下决心要脱开自己和文静的关系。
—九七二年的秋天，张春桥从北京回到上海，住在兴国路招待所五号楼，这也是他在文革期间最后一次回到上海，向此之后，一直到一九七六年的十月，足足有四年时间，他再也没有回过上海；也就是在这一次，他和文静作了最后的告别，然后分手。张春桥此后长期住在北京钓鱼台九号楼，文静也从此搬出了上海兴国路招待所，搬回了康平路大院内的家里。从夫妻感情来说，应该说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不错的。文革期间，张春桥每次回到上海，总是住在兴国路招待所五号楼。这里原来是英商太古洋行大班建造的一座别墅，前面有一个优雅的大花园。别墅的底层是张春桥的办公室兼会客室，二楼是套间，外间装着直通北京的保密电话，里间便是张春桥夫妇的卧室，安着一张双人席梦思大床，放着几把沙发和软椅等，别墅的三楼还有两间卧室，是供客人来时使用的，一九六七年初上海形势比较动荡的时候，张春桥和文静留我在那里住过几天。
每逢张春桥回到上海，文静就从康平路大院搬到兴国路招待所去住。张春桥习惯于晚上工作，他工作到什么时候，文静就守候到什么时候；张春桥半夜总要吃宵夜，文静就通知厨师做好，到时候由服务员端上来，由文静陪着吃。张春桥善饮，文静有的时候就打开酒瓶，陪张春桥喝上几盅。文静既会抽烟，又能喝酒，烟瘾很大，酒量也不小，这两方面都和张春桥很契合。文静和张春桥一共生了四个孩子，三女一男，不时还进行合家团聚，说说笑笑，气氛十分融洽。据我观察，文革初期的一个阶段，张春桥和文静之间的夫妻关系，可以用“感情甚笃”来形容。张春桥后来提出要和文静离婚，可以说完全是出于政治原因。
一九七三年，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林彪集团宣告破产，江青集团的地位上升。一九七三年八月中旬，我和马天水、王秀珍等几个上海市委书记到北京去参加“十大” 预备会议，听到毛泽东主席提名张春桥担任“十大”的秘书长，我们就预感到张春桥的政治地位即将上升。果然，到了十届一中全会上，张春桥从政治局委员晋升为政治局常委，这预计着张春桥今后在党内，政府内将掌握更大的权力，可是，随着张春桥在政治上的重大升迁，文静的那一块历史污迹，却显得更加见不得人。
正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使张春桥感到最最“触心境”的事。
邓颖超的来访促进了张春桥的离婚行动
一九七三年九月，周恩来总理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到上海访问，邓颖超大姐随同周总理来到上海，重游这片他们曾经战斗过的熟悉的土地，邓大姐的为人非常热情而又细致周到，她善于团结人、关心人，这是众所周知的。周总理在上海期间，整天都和我们一起陪同外宾活动，而邓大姐则利用晚上的时间走门串户，专程到康平路市委大院看望几户上海领导人的家属。她先去了王洪文和姚文元的家，又来到了我的家，对我们的家属和小孩问长问短，特别亲切。
邓大妲不似关心年轻的干部，而且非常尊重老干部，从我家出去以后，她又去探望了市委常委，老干部王少庸的家属，当时，张春桥的家就在康平路大院里，紧挨着王少庸的家，可以说近在咫尺，而且文静也正在家里等候，但是，邓大姐就是不上门，从王少庸家出来，她径自登上停在门口的汽车，直接驶回茂名南路五十八号住处……邓颖超当然知道文静历史和为人，她不见文静、表明了她的原则性。
邓颖超来到康平路上海市委大院的消息，不胫而走，大院里的家属们和工作人员们都奔走相告，可是，更加令人深思的是：邓颖超看望了好几户人家，连老干部王少庸的家都去了，可是为什么偏偏不去张春桥的家？这个问题像一个无声的炸雷，谁都在背后窃窃私议：邓大姐肯定不愿意见到文静。这就等于把文静的历史问题在康平路大院里公开了。当然，大人们不便公开议论，只有不经事的小孩子叽叽喳喳，问个不休。我的两个女儿就盯住我问："爸爸，邓妈妈到了小红（姚文元的女儿）家，到了我们家，为什么不去毛弟（张春桥的儿子）家？”我只好回答：“不知道，可能邓妈妈没有时间了，小孩子别多问！”
邓大姐来访以后的那几天，康平路市委大院里不见了文静的身影。本来，每天早晨，她肩上袴着一架半导体收音机，一边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早新闻，一边在林荫小道上悠闲地散步；现在，她那矮矮胖胖的身影忽然消失了，又过了几天，听说文静的心脏病发作，住进了华东医院。
邓颖超来访的消息，当然也传到了北京，传进了张春桥的耳朵里。这对他不啻是一个严重的警告。“十大”以后，张春桥在中央取得了更大的权力：毛泽东在任命邓小平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同时，任命张春桥为总政治部主任；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上，毛泽东确定邓小平为排名第一位的副总理，而决定张春桥在副总理中排名第二，仅次于邓。
张春桥充分意识到自己在政治上正处于关键时刻，今后他将面临尖鋭的斗争，要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决不能授人以柄。这次，邓颖超到上海有意不去看文静，给他发出了一个信号，促使他下决心采取进一步的果断行动：和文静离婚！
过了一段时间，王洪文陪同外宾来上海访问。送走外宾的那天晚上，王洪文特意把马天水，我和王秀珍三个人找到康平路，在小礼堂楼下的贵宾室里闭门密谈。
王洪文坐在正中的沙发 上，点上一支烟，向我们通报关于张春桥和文静离婚的事。他开门见山地说：“我这次来，专门要告诉你们一件事，就是春桥同志决定离婚了。这件事他本来早就想解决的，因为中央不断有事，所以拖了下来。最近，他正式向中央写了报告，中央也同意了……文静那里，春桥同志自己会告诉的。”
听到这个消息已经变成事实，我们都感到有些意外，马天水首先嘟嘟嚷嚷地说：
“是不是有这个必要？”
王秀珍表示惋惜，因为她和文静的关系很密切。我沉默了片刻，说了一句话：“我尊重春桥同志本人的意见。”
王洪文对我们几个苦笑了一下，继续说：“这件事已经定了，春桥同志的考虑是有道理的，什么原因你们也了解，我就不多说了。文静曾经提出：离婚以后她从康平路搬出去，另外找地方住，我和文元同志商量，暂时不必动了，文静仍旧住在康平路，这里是她和孩子们的家，这样对孩子们更好些。这个消息对外不必宣布，要考虑到影响。当然，春桥 同志今后到上海不会再回康平路的家了，今后孩子们要看他，可以直接到北京去……”
就这样，张春桥和文静难婚的事，由王洪文向我们几个作了正式宣布，因为保密，外界谁也不知道这个消息。
自此以后，我也有意识地回避和冷淡文静，很少上门去看她，因为她不再是张春桥的妻子了；当然，偶尔在市委大院里见了面，我对她还是客客气气的，只当不知道这件事。
一九七五年，姚文元举家迁往北京，他的妻子金英和二个孩子都从市委大院里搬走了。王洪文调往中央以后，他的妻子崔根娣和孩子们，每年都到北京探亲。可是，这些年来，文静却从来没有到北京去探过一次亲，只有孩子们利用假期到北京去看望张春桥。他们已经开始实践分手时的诺言。
同时，张春桥的离婚，也为他后来愿望的实现，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