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惊悉老话唠“习以为常”遭中宣部列为重大敏感词并被党姓同人弃之如弃履，一向靠标题党讨生活的本帮帮主今日号外，顿时沦为“仅剩一字守清白”的“境外敌对势力黑句”。
该“黑句”主题涉及上周在纽约召开的一场研讨会。
据本台粤语组报道: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10月2日在纽约题为 "中国政治变局与民主前景"国际会议上,提出的大胆的言论。魏京生指,中国民主化的出路,可选"宫廷政变"或 "军事政变"。他指,中共党内外已经不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主动民主化中国抱期望。习近平要做毛泽东,一旦中国发生底层由下而上的 "造反",对全国造成的混乱会有一段时间。魏京生说:军事政变给国家带来最少的震荡,最快解决问题;问题有很多后遗症,总比全国大乱,损失要少很多。 魏京生指,他的思路是来自连中共党内人士,都不对习近平自我演变抱期望。他并透露,早在5年之前…习近平上台之前,的确派人出来跟我打交道,说他准备民主化。现在习近平派出来的人,他现在都公开反对习近平。魏京生在2日的发言指,中共也好、习近平也好,都明确拒绝以"和平演变"的方式为中国带来民主。特别是习近平上台之后走回头路,要回到毛泽东时代,党内人士都看不过眼。他说,中共当今的内斗,已不用海外民运人士插手。魏京生并一反传统,指对中共 "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抗争,已经过时。
其实老魏的上述发言并不是什么新闻。
魏京生作为本台普通话部特约评论员,去年在他的专栏中发表过同类主题长篇大论《谈政变》;更早一些,2011年9月19日,魏京生在当时伟国任主编的《新世纪》网以《政变是什么》发表长文。这些内容都和这次最新的会议发言相近。其中也触及到这位红二代自小耳濡目染"习以为常的政变"—— 共产党建立政权以来…六十年代初的七千人大会之后,刘少奇逼迫毛泽东退居二线,篡夺了权力。随后毛泽东发动文革,把刘少奇关进了监狱,反篡回了权力。林彪不满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试验,发动了一场失败的政变。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邓小平复辟篡夺了文革派的权,又是一场政变。毛派在毛泽东的支持下赶走了邓小平,几乎总揽了党政军大权。之后老干部派联合华国锋,抓了江青和毛派骨干。是一场合理不合法的政变。随后老干部派利用人民的改革倾向排挤了华国锋,实际篡夺了名义上仍然属于他的权力。这是真正的政变。邓小平和老干部派利用党内生活会就篡夺了胡耀邦的总书记权力,这也是政变。邓小平李鹏违反民意,违反党规;违反法律调兵镇压了游行的人民,同时篡夺了赵紫阳的权力。是一场名符其实的军事政变。
老魏近年来林林总总其他政变学内容,《闲话上海》在此摘录些许——
【读报补丁】
谈政变 本台特约评论员魏京生专栏 2015年3月5日
• 最近美国的主要报刊杂志，时不时谈论一下关于中国崩溃以后如何控制局面的问题...一些著名的智库至少得出了一个正确的结论，这就是中国的内部形势已经超过了崩溃的临界点。料理后事已经是当务之急...我们中国人也该给共产党料理料理后事了。对我们来说，什么样的变化是最好的呢？像陈胜吴广那样的民间起义，最后天下大乱，很多人觉得不好。像清末民初的军阀混战，中产小资们也会摇头。和平演变，连傻子都知道共产党绝对不干，他们把阻止和平演变当作最重要的工作。那么会是什么？最好的选择就是政变了，假如还能选择的话。既然反正是要变，那么最少动荡，损失最小的变革方式就是像苏联那样政变。这个道理如此浅显，所以大 家都有点儿急不可耐了...在这种心情的驱使下，政变可能会以不同的形式发生。可能是华国锋式的宫廷政变...还可能是第三世界式的军事政变，也可能是袁世凯式的逼宫，以及之后的军阀割据。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就是如何获得民众的支持。恰恰在这一点上，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结晶，也是中国的当权者和美国的智库所不懂的。现在的当权派和外国的智库总在那儿说什么；小资们怕变；群众怕乱。但是变和乱一旦发生，人们就要考虑结果了。也就是往哪儿变，中国向何处去。像习近平号称的那样；创造一党专政的新模式。那肯定不是大多数人的梦想，连大多数共产党员都不做此幻想。经过几十年的比较和筛选，大多数中国人的梦想是民主自由的社会，是像美国和欧洲那样的社会。这就是现在中国的民心不同于清朝末年；也不同于中东北非茉莉花革命的地方。一个给人绝对美好愿景的宗教式的目标，早已湮没在实践检验的汪洋大海之中了。中国的社会舆论更看重西方民主社会实际的好处，而不相信什么主义的忽悠。所以政变者要想靠吸引人民的支持获得成功，就必须打着民主人权的旗号。无论是宫廷政变还是军事割据。届时都面临着各种不同对手的威胁，明面上的和潜在的威胁。像张勋的辫子军那样企图复古的威胁，很容易对付。因为那肯定不得民心，比一百年前更不得民心。就连现在的毛派、左派，也是在争取弱势群体的权益。谁在乎什么一党专政。他们反对的就是当权派，是官商勾结的官僚资本主义。典型的打着红旗反红旗。最可能的对手，就是打着民主旗号造反的对手。因为这样会得到绝大多数人民的支持，造成当权者最大的威胁。中国的古典政治智慧早就总结出一个规律；得民心者得天下。所以未来中国的政治竞争，就在于争夺民心；就在于谁能表现出真正走向民主，而不是拿民主的口号忽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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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一梦》
徐景贤
朗读之三十二
南京长江大桥的建造，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桥梁建筑史上的一件大事；大桥竣工之时，正值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当时，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一部彩色长纪录片，片名就叫《南京长江大桥》【下称《南京》成功注】，记叙了从打下第一根桥墩管柱桩到大桥正式通车的全过程。片长一个多小时，配上了动听的乐曲，公映以后受到了全国观众的欢迎。
影片放映不久，突然接到通知：此片在全国立即停映。理由很简单：影片的音乐有问题，受到了江青的严厉批评。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纪录片《南京》上映以后，有一个在北京的音乐界人士向江青打小报告，说是这部影片配乐的主旋律是从苏联歌曲《列宁山》里抄袭来的，列宁山是莫斯科大学的所在地。江青接获那个好事之徒的报告以后，很快调看了这部样片，听了音乐资料，勃然大怒，她召集北京的文艺界人士和各个样板剧组的艺术人员，举行了一次大会，由她出面训话！这就是一九六九年江青的“八月讲话”。
江清在讲话中回顾了自己“领导‘文化革命’与‘文艺黑钱’斗争的历史”；毛主席讲文艺界存在着一条又长又粗的黑线，挖掉了这条黑线，还会有新的黑钱。现在“文艺黑线”又回潮了，居然有人拾现代修真主义文艺的“牙慧”，把苏联歌曲《列宁山》里的旋律，塞进歌颂我们南京建设的纪录片里，是可忍，孰不可忍！因为影片上没有创作人员的署名，所以江青下令要查一下作曲者是什么人，而且指示影片《南京》必须对配乐作修改以后才能放映。于是，这部影片就被从全国各地的电影院和放映队里，统统撤了下来。
在调査作曲人员情况的时候,发现作曲者竟是上海的,这就引起了当时在北京的张春桥的注意。他赶紧把江青"八月讲话"的全文,转给了我,要我在上海"严肃处理"。我听说江青批评了上海的作曲者,十分紧张。原来以为可能是一个长胡子的老作曲家写的,谁知道调查下来,作曲者竟是一个二十四岁的青年,名叫乐祖风,他一九六○年进入上海音乐学院,在管弦训练大专班学习了三年,毕业以后,被分配到上海电影乐团工作。
乐祖风爱好作曲,在一批老作曲家纷纷靠边或被打倒以后,他和其它几个青年作曲人员一起,为当时拍的一些纪录片、科教片作曲配乐:他们所编创的一些音乐片断,录好音以后都贮存在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的音乐数据库里。
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在拍摄完成《南京》以后，并没有聘乐祖风为影片配乐，而是到上海科影厂的音乐数据库里找了一些音乐素材作为这部纪录片的配乐，结果采用的那段主旋律，恰恰就是乐祖风写的。至于乐祖风的家庭情况和本人历史却是一清二白，没有什么辫子好抓。我特地调来了苏联歌曲《列宁山》的唱片，和《南京》影片的音乐录音对照着听，觉得《列宁山》歌曲的第一部分，与《大桥》一片的主旋律确实有些相像。可是这首乐曲并不是乐祖风专为《大桥》写的，所以很难给他加上用修正主义的音乐丑化社会主义大桥的罪名。但是江靑的“严厉批评”既然已经下达，必须贯彻执行。我便把实情报告了张春桥，紧接着在上海儿童艺术剧场召开全市文艺界的大会，在会上逐字逐句地传达江青的“八月讲话”，还点了乐祖风的名，说他虽然是个年青人，但作的曲子说明深受文艺轻黑线的影响，是修正主义文艺流毒的具体表现，应当对他进行“帮助”。同时强调：进次批判不仅仅是针对乐祖风个人的，江青的讲话更为整个文艺界敲起了警钟，说明对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潮的斗争，一刻也不能放松。
江青的“八月讲话”传达以后，上海文艺界为此讨论了好几天，乐祖风也被迫在上海电影乐团做了检查，表示自己虽然在作曲时根本没有想到过《列宁山》这首歌曲，但是在脑子里确实存在着苏联音乐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并只得表态“愿意进一步加强自我改造，肃淸在灵魂深处的修正主义文艺的流毒”。
江青“八月讲话”传达以后，事态还在继续发展，有人进一步引伸开去，在报上发表了长篇文章，声称“七个音符里有阶级斗争”；还有人捕风捉影，在上海交响乐团和上海合唱团揪出一个“反革命小集团”，诬称作曲者在为交响合唱《智取威虎山》配乐时，私自塞进了德国法西斯头子希特勒的御用音乐家理査.斯特劳斯的乐句等等，无限上纲，种种莫须有罪名满天飞，一时搞得音乐界人人自危，作曲家“鸦雀无声”，没有人再敢谱曲了。
可是，那个年代为了配合政治需要，重大活动像毛泽东会见外宾的影片仍然要拍，国庆节盛大游行的纪录片也仍然要放，这类片子总不能只有解说词没有配乐呀！于是，为了提高配乐的“保险系数”，凡是庄严的影片，就采用李劫夫作曲的语录歌“毛泽东同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旋律，可是，稍为轻松一点的纪录片或科教片的音乐又怎么办呢？作曲家们正在一筹莫展的时候，意外地找到了一个“救星”。
原来张春桥担任了中共中央南方十三省，市，自治区血吸虫病防治领导小组的组长，他亲自审查通过了一部科教片《送瘟神》，配乐也是个青年作曲者写的，影片开始时一段引子，接着唱出“春风扬柳万千条……”，旋律比较徐缓，舒展，具有民族风格。因为片子是张春桥审查通过的，音乐自然也就保了险，于是大家一拥而上，一时间，许多新闻片，纪录片和科教片，纷纷采用这部影片的音乐作配乐。
有一天，王洪文和我在上海锦江饭店小礼堂“审看”一部某国国家元首访问中国南方的彩色纪录片，一听音乐我们就皱起了眉头，原来这部欢迎外国贵宾的影片配乐，竟是《送瘟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