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开幕。
习近平在开幕当日的工作报告中有一段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紧接着，他在解释这一矛盾时，提出了一个罕见的说法：“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
好一根罕见，洁白的象牙！
但值得关注的是，多家外媒发现，新华社在发布即时新闻时把习近平上述话语“整段省略，令人怀疑是否为党内有不同声音，进而出手干涉。”
【读报补丁】
《习近平的千秋大业》 纽约时报 张彦
北京——于2012年11月当选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两周后，习近平出现在一张看似随手拍下的合影中。他带领手下的高级官员来到刚刚修缮一新的国家博物馆，那巨大的殿堂里满是中国光辉历史的遗存：来自西安的兵马俑；来自唐朝的釉面雕塑，以及来自遥远的商朝的稀有青铜器。
但习近平选择以一场不那么光彩熠熠的展览为背景：《复兴之路》。该展览讲的是中国在19世纪和20世纪被外国百般欺凌，但现在已走上复兴之路。在呈现了中国屈辱历史的展品前，习近平宣布，他的梦想是完成这项神圣的任务。这很快就成了“中国梦”，此后一直是他的治国之本。
在中共党代会将于周三拉开帷幕，习近平将获得第二个任期之际，他的此行值得被铭记。习近平取得的很多成绩以及他对未来的规划，都是基于一种理想主义观点：两百年的颓丧现在走到了尽头，他的使命是带领一个受到严格控制的中国重返世界舞台中心。
对外国人来说，这意味着要习惯一个更加强大自信，但可能也比以往更难相处的中国。如果习近平获得成功，他领导的中国将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以数字化驱动的威权主义的样本。
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的新角色很难被忽略。数十年来，华盛顿一直敦促中国更多地参与全球事务。这通常意味着要求中国帮助解决国际危机——用外交政策术语来说，是变成一个“利益攸关方”。但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多年间在国际事务中基本扮演被动角色的中国，开始展现更强硬的姿态。
北京已积极采取行动，强化中国对远离其海岸的国际水域和岛屿的一些历史上未有定论的主张，它把岛礁变成岛屿，并难以置信地声称岛礁周围的经济区是中国的水域——其说法与任何对国际法的独立解释都相悖。
中国还通过大手笔的“一带一路”计划，把周边的一些小国拉上自己的轨道，同时在泰国、缅甸和柬埔寨支持正脱离民主方向的政权。
这些旨在主导地区事务的雄心勃勃的政策，与其在国内采取的强硬手段并驾齐驱。五年前，习近平掀起了一场激烈的反腐运动——腐败堪称对共产党长期执政能力的最大威胁。但他也借助这场运动来排挤政敌，他去年声称因腐败被捕的高级官员一直在搞“政治阴谋”时，其实等于承认了这一点。
国内一个复杂的监控项目，是这种策略的组成部分。中国政府已鼓励各省试着推出一个“社会信用”体系，依据人们的行为表现——从金融犯罪，到在网上发表太过苛刻的言论——给其打分，进而限制违规者的自由，比如限制其获得晋升或乘火车、飞机出行的能力，德国政治学家韩博天(Sebastian Heilmann)称之为“数字化列宁主义”(digital Leninism)。
这种新推行的改进版胁迫政策，在全国范围内清除了公众的异议。以前的领导人并不喜欢另类的观点，但小书店、地方性报纸、智库，还有某个时期的社交媒体，都为不同的观点留下了容身之处。现在这些渠道全都被关闭了。
例如，过去五年间，我对数十位中国知识分子进行过一系列访谈——他们不是异见人士，而是试图以某种方式改变体制的人。毫不夸张地说，他们在公共领域几乎全被禁声了。基本没人遭到逮捕，但政府通过封堵他们和各种媒体之间的通道，把他们变成了非人类。
这一切并不都是从习近平开始的。中国的军事扩张——比如两艘新的航空母舰——背后是数十年耐心的现代化建设。习近平上台之前，那些社交媒体账号就已经开始遭到关闭，还有那些协助镇压行动的“维稳”机构也是在他上台前就开始创立。中国正在成为一个更富有、更强大的国家，这是一个更宏大的问题；无论由什么人领导，北京都要摆脱自己的沉默态度。
但是，习近平加大了赌注。在实现党内统一意识形态的愿景方面，他比自己的前任们要成功得多，因此他的政府并非只是前任领导人的直接延续。拥有现代化军队是一回事，但是使用它又是另一回事；同样，对异见者的打击力度也反映出严厉得多的态度——比如七月中国让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死在狱中的决定。之前，中国曾经有过改革的潜流，现在它们正在干涸。
习近平毫不掩饰的自信主要同他的家族史有关。他的父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始人之一，他在中国红色贵族的特权世界中长大。他的两位前任——胡锦涛和江泽民的出身都相对一般，习近平所拥有的社会资本要比他俩多得多，多到难以想象的地步。他能影响大量“红二代”成员，那些人拥有强大的幕后操纵能力。
继这些非正式的关系网之后，习近平获得了党和国家的正式职务，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一职，在这届党的代表大会上，他将获得总书记的下一个五年任期。
这种正式和非正式力量的结合，导致习近平做出的许多决定是在他前任治下难以想象的。比如说，其他领导人也和习近平一样认识到，中国赤裸裸的资本主义令很多人出现精神空虚，他们的生活并不快乐。同时他们也认识到，传统信仰和文化可以发挥作用，为人们提供一种价值体系。
但是，习近平对传统主义的接纳程度，超过了自1912年中国最后一位皇帝逊位以来的任何一位国家领袖。1949年共产党接管大陆之前，中国的领导者蒋介石是一个保守派，然而即便是他也支持限制中国传统宗教信仰的法律。相比之下，习近平政府几乎赞同所有形式的传统——只要它能为党服务。
习近平把自己摆在中国文化救世主的位置之上，这个过程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奇怪说法。习近平麾下的政治宣传者们声称，他重新制定了外交规则；在世界各地的领导人中广受欢迎；当然，他本人还非常谦虚温和。
对于普京或金正恩来说，这可能是正常的，但是对于中国近期的领导人来说却并不典型。自问题重重的毛泽东统治时期在1976年结束以来，中国的领导者们都把自己定位为低调的幕后中间人角色。在这个充斥着沉闷乏味的管理者的时代，中国迎来了一个世纪以来的首次成功，这也许并非巧合。在一个相对和平的世界里，能干而又低调的技术官僚执掌着一个稳定的国家，中国就是这样腾飞的。
习近平的新路线则要危险得多。与毛泽东以来的任何领导人不同，他把几乎所有领域内的领导权都揽到自己手中，包括通常留给总理或科班专家的经济领域。习近平不是毛泽东——有人做过这种比较，但是很勉强。比如说，习近平并没有真正受到个人崇拜，他也没有制定大跃进那样疯狂的经济计划。但是和毛泽东一样，他受人拥戴，有领袖魅力，而且极度自信，在一个没有分权制衡的制度中，这些都是危险的特质。
至少在中国国内，这样的集权没有取得太大成功。经济改革已经失去活力；国有企业仍在从更有效率的经济部门吸取资金；金融市场仍然不透明、不稳定。而国家仍然依靠庞大的项目来支持显然正在放缓的经济。
在政治上，停滞的感觉更加明显。女权主义曾被共产党视为自己成就的一部分，但是，对于习近平治下的中国来说，就连它也显得过于尖锐，以至于成为一种异见，例如2015年遭逮捕的“女权五女”——她们只是五个年轻女性，想指出中国社会中的严重性别歧视现象而已。
更引人注目的也许是那些遭到逮捕的人权律师。这些人权倡导者们的活动只是为了促使政府对自己的法律负责，这是一场一度热火朝天的运动，但如今已被有效地压制了。
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政治体制处于衰落的危险之中。过去的共识是，权力会从一个领导人顺利移交到另一个领导人手中，就算不是通过选举，也是通过某种心照不宣的一致意见。二十多年来，历次党的代表大会（例如即将召开的这场）都展现了这种权力更替——一个沉闷乏味的领导人取代另一个沉闷乏味的领导人，有时候是在遭人算计的情况下进行，但是一切依然遵循某种可以预见的模式。
例如，这次大会上本应选定习近平的继任者，此人将在五年内接管控制权。但是现在猜测谁会继承习近平的职位，已经变得不太可能。
所有这一切不禁让人设想习近平的统治将会如何结束：他会得到前所未有的第三个五年任期吗，抑或是以某种礼仪性的身份留在政坛，并且幕后操纵一切？习近平的前任胡锦涛目前据说正在研究中医，已经不理政事。
现年64岁的习近平在五年内悄悄地退休的想法，看上去似乎很遥远。相反，他和这个国家合为一体，想必会继续追求着自己的千秋大业。
☯铜锣湾书局☯
《十年一梦》
徐景贤
朗读之八十三
一九七六年四月十八日，张春桥从北京给住在上海康平路市委大院里的儿子毛弟写了一封信，可以看出他的心情从恐惧到舒畅的转换：“四月五日，我是中午到的大会堂，如同亲眼看到匈牙利事件一样……我有幸看到这个纳吉的丑恶末日，出了一点气。”
张春桥的气舒了，心顺了，认为最大的政敌被扫除了，才又重新考虑起己的生活安排来。
一九七六年五月十六日， 我们隆重地庆祝了文化大革命发动十周年，“批邓”也进人了新的高潮。就在这个当口。张春桥单独给我寄来了一封密信。这封信很奇怪。由张春桥亲自开了一个信封，正中写一着：“徐景贤同志亲启”，在“亲启”下面特意打上两个圈圈；信封下方的署名直接写着“张春桥”，接着是发信日期。这封信由张春桥自己封了口， 背后再贴上“密封”的签条。我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愣了一下，因为我和张春桥接触这么多年，从来没有收到过他自己写的“亲启”信封。
过去张春桥给我写信，往往只写在信纸上或写在文件的天地部分，信封是由秘书代开的，然后再由秘书密封，贴上签条，盖上机密图章，进行编号登记，再转送给我，即使是内容絶密的信件，他对自己的机要秘书，也是从来不回避的。像一九七一年“九.一三”林彪出事以后，张春桥立即写了一纸绝密信给我，要我把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牢牢地拿握在自己手中。像这样的絶密信件，张春桥也是把信纸交给秘书，由秘书开信封密封的。所以，在我的印象里，张春桥自己亲笔书写“亲启”件给我，这是头一遭。可见，这肯定不是一封普通的信件。
不但我自己意识到了这封信的重要性，而且连机要秘书们也都清楚这一点，这封信经过了三个机要秘书之手，由张春桥在北京的严秘书登记后，送给张春桥在上海的秘书小何，再由小何转送给我的秘书小张签收。当这封信出现在我办公桌上的活页夹里的时候，和它一起收到的其它信件和文件，都由秘书开拆封、登记编号，独独只 有这一封信，仍然密封着，上面张春桥写的加圏的“亲启”两字，十分引人注目；然而，谁也不敢动它一下。
我看到信，取出剪刀，急速地剪开封口，展开一页白色的薄道林信纸，纸上赫然跳出张春桥那熟悉而又漂亮的铅笔字行书：
景贤同志：
送来的材料收到了。老实说，我要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秘书，而是想找个伴，关于我的情况，你是知道的，这几年来，有时想，反正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杀头了，何必去想这些事情呢？但有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于是又想起了这件事。
你看，有没有合适的人呢？
祝好！ 春桥
在这页信纸的最下方，注着一行小字：“请阅后烧掉，免得引起不愉快的事。”
我看了这封信，恍然大悟：原来张春桥根本不是要找什么“秘书”，而是要为自己找个伴侣。关于他和文静离婚的事，自从王洪文到上海向我们传达以后，回到北京当然已经把我们几个的反应告诉了他，他以为我们既然知道离婚的事，就想用找“秘书”来暗示我们，谁知道我们竟一本正经地当了真，还替他物色了三名男秘书候选人，看了这封信，我不免暗暗好笑，但我不打算再给马天水、王秀珍和朱永嘉说穿，我为自己能得到张春桥的高度信赖而深感庆幸。
然而，要为张春桥“找个伴”，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在信里对于找什么样的“伴”也没有提出任何条件，只是提到希望有一个可以“说话”的人。光凭这一条，就难。
张春桥本来就是一名“大杂家”，谈起话来，国际国内，政治经济，文坛逸事、人事变迁……可以说，古往今来，天上地下，无所不谈。这和他过去长期从事新闻宣传工作，后来又进入中央领导层有关，他的话题之广，谈话内容之丰富，谈话层次之高，往往使我们都跟不上趟。现在，要找个能够经常和他“谈话”的“伴”，势必要求她有较高的思想政治水平，有较丰富的知识积累，能够作出机敏的反应，我再加上一条：还要有驾驭文字的能力。因为我想：在张春桥身边生活和工作，如果拿不起笔杆子，那就显得很不般配了。
至于那位女性的模样长得如何，是否年轻，漂亮，我认为不是主要的，关键在于内在的素质和教养，外貌只要过得去就可以了，如果比垂垂老矣的文静略胜一筹，我觉得张春桥是会同意的。 何况张春桥和我，都憎恶林彪，叶群“选妃”的那一套做法，我们决不会像某些文章的作者所杜撰的那样，“派人到上海医学院物色对象，借口是给‘中央首长’挑选一名贴身护士”，“要年轻，漂亮”，挑出来给张春桥做老婆。
我用我自己的方式开始了寻访。我考虑我所要物色的人选，最好是四十岁左右的独身女性，有较丰富的工作经历，工作单位大体在党政机关以及文化、教育，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方面，这样的女性具备和张春桥共同生活和“对话”的基础。不但这种女性对张春桥要有所接触和了解，而且最好张春桥也见过她们的面，那末“牵线搭桥”的工作就会方便得多。方针确定以后，我先不和有关的人直接接触，而是采取背靠背的方式变明查为暗访，如有符合条件的人，我就先了解是否是单身女性，然后打算把有关情况向张春桥汇报，等到张春桥认可以后，我再找某个“对象”谈话交底，征求她本人的意见，问她愿不愿意让我充当“介绍人”。因为，我深知“强扭的瓜不甜”，这类事情，还得双方自愿才能臻于美满。
这项绝密“任务”，关系到张春桥的终身大事，我始终小心翼翼，亲自去办，从不交给其它人经手，连我的机要秘书小张也被蒙在鼓里。这真是一项不容易完成的“任务“，我足足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兜了一个大圈子，既要了解清楚，又要不露声色，可是结果却颇为令我失望：凡是符合条件的那些“对象”，都是早已有了家庭的人，而有些独身女 性，则是思想政治水平和文化素养等不够条件。我选来选去，觉得要从四十岁左右层次较高的女性中，找到至今独身并适宜成为张春桥的妻子的人，实在是难上加难。
网编：郭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