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委制还在，五年前的六个标准像换成了六个小矮人。正像正在直播的对19大政治报告的解释，中纪委何姓副书记说：“九龙治水不行，必须攥成一个拳头。”攥拳头者是习近平，六个小矮人是习的拳头。不过他们的“中国梦”都实现了！ “中国梦”也只属于他们。 【高瑜】
2009年四川商人陈明镜创建小矮人主题公园，从全国各地寻觅侏儒残疾人入住园内，他们各司其职，有“国王”、“守护天使”、“军队”、“卫生部”，甚至“外交部”，“政治局”。
该主题公园自诞生之日起就一直饱受争议，批评者说展示矮人是最为误导和最不道德的举动，这一举动把时间倒回了以怪物表演来迎合人们好奇心的年代。
2017年10月2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甫毕，北京的人民大会堂上演了又一首小矮人帝国主题狂想曲。
序幕拉开，但见小人国大大王再上一层楼，向阶下乃至全世界一一展示他牵出的六个得得瑟瑟“罪犯似的”（姜维平语）小矮人。
啧啧啧……
让我们用脚投票，快快逃离那几近不忍卒睹的尴尬场面，回到美国。
这边厢，经过创纪录超时的全麻人肉搜索，北美远程模拟手术室“十九大肠胃”内窥镜检查终于关门熄灯，进入荒腔走板的“马后第一人”抢花球送客戏码----“我先猜中的！”“我半年前就说过的！”“我一年前就预言了！！”……
谜底：六个小矮人。
【读报补丁】
十九大常委出炉,一个胖子六个小矮人 《北京之春》 陈维健
为世人瞩目的中共十九大常委名单终于出炉，与外间猜测相差不远。十八大常委除习李二人留任外，其他均出局，新进的五人是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
从一般意义上讲这届新常委是党内各派系均衡的产物，李克强，汪洋是团派，王沪宁，韩正是江派，栗战书，赵乐际是习派。虽然可以这样划分，但实际上不论从属那一派的都是一派，都是唯习近平是从的习派，没有人敢于挑战习的权威。唯一能够挑战习的王岐山已经出局。当习近平思想写入党章后，习就是伟大领袖，习就是凌驾于党之上的党主，谁与习有不同的意见就可以视作反党，更不要说挑战习近平。因此，再分出江派，团派，习派已毫无意义。
这次七常委出炉亮相来看，六位常委，人情严肃，呆若木鸡，在肢体语言，表情语言上不敢越雷池一步，可谓战战兢兢。仅以此来看虽然他们会有不同的分工，担任不同的职务，但在工作上必然是如履薄冰，唯党主的意志为从，他们只能是附庸，臣子，从徒。他们的地位远远不如毛时代，毛与常委们之间的关系，政治最黑暗的九大，政治局常委；林彪，陈伯达，周恩来，康生，虽然在毛面前摇红宝书，但还没有对毛到战战兢兢的地步。
经文革这样恐怖时代，以千万官员的性命与受辱致残为代价，换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不搞个人崇拜的分权制，竟然被习近平在王岐山的协助下一步步地全面恢复了。难道文革的恐怖已经遗忘，不！习近平的家庭就是文革的最大受害者，文革遭受的痛苦是植入一代人的记忆中的，那么为何遭受文革痛苦的一代，又重新要回到那个痛苦的时代去呢。已经下狱的薄熙来的话可能是一个很好的解读；薄熙来说他不喜欢毛，但想来想去只有毛泽东的道路走得通。
为何只有毛的路才走得通呢？毛的路不是已被历史证明是毁家，毁国，毁党之路吗？是的，不错，但毁家又如何，毁国有如何，毁党有如何，毛的路毕竟成就了他的个人的名山事业。我死后那怕洪水涛天，这是所有独裁者的思想。毛时代的中国还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现在积三十年的经济开放，中国已经成为富国，强国，习近平比之毛泽东有更多的条件成为独裁者。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独裁者有好下场的，独裁有三个先天性的问题；
陷于吹捧谎言，从而使独裁者失去正常的判断，作出失常的决策，引起政治，经济，社会的动乱。
猜忌，独裁者不相信任何人，每一个身边的人，都会被猜疑为反水者，因此必然是不休无止的清洗。六个常委每一个人都可能被视为篡党夺权分子。
接班；太子接班也好，指定接班也好，都会引起一场政治杀戳，政权可能为此倾覆。
习近平作为独裁者不会例外。
十九大的七常委是一个胖子与六个小矮人，中国重回独裁，重回毛的老路，这是中国的悲哀。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独裁可以恢复，但寿命不会很长，信息时代，大多数人已不再愚昧，他们会以各种方式进行斗争。习的倒行逆施，将让中共提早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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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一梦》
徐景贤
朗读之八十四
正当我伤透脑筋的时候，一个竟外的机会让我“捕捉”到了一个理想的对象，有一天，我到上海文教系统某机关去参加一个会议，听取向基层单位派出的专题调研组的工作汇报。
当时一位四十来岁的女性的发言，引起了我的注意：她讲话时口齿清晰，条理分明，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言辞敏捷但又不像某些女性那样咋咋呼呼。我插话问了她几个问题，她都能对答如流，还能列举出一些人员的具体情况作为左证，这说明她在调查研究时，对基层单位的情况摸得很透，工作作风很深人、很细致。我特别欣赏的是，她在发言中敢于对我的某些看法表示异议，而且能够委婉而明白无误地说出她为什么不同意的理由，我认为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品质，因为社会上阿谀奉承的人不少，在自常生活或工作中，顺从或是附和领导的意见，往往是一种比较普遍的风气，用沉默来表示异议已经算不错了，至于能当面说出不同意见来的，简直是凤毛麟角。
我对这位女性产生了良好的印象。散会以后，我用随意交谈的方式，向会议的主持人同时又是这个机关的领导了解她的情况，会议主持人说，这位女性是S女士，共产党员，曾经做过多年的机关工作，又在一个重要刊物的编辑部当过编辑，有相当好的文字表达能力，我回答我听说过这位S女 士，但是没有见过面。会议主持人说，她调来我们单位不久，前一时期，她在调查研究中发现了一个倾向性的问题，向领导写了书面汇报，受到领导上的重视，转给报纸公开发表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我听了更为高兴，因为就是我看到了这份书面汇报，认为写得不错，提出的问题也有深度，所以特地上送给北京的张春桥过目，由张春桥批示同意后公开发表的。当时我只知道这是下级某部门送来的专题演示文稿，并不了解就是出于S女士之手。
那个会议的主持人看出我颇为赏识S女 士的才干，就进一步补充说：她的工作态度十分认真负责，下去调査研究的时候，往往全心全意，没日没夜地干，因为她现在是独身一人，别无牵累；她曾经有过一 个不幸的婚姻，因为她不育，对方就和她分手离婚了。这样，她反倒把全副精力都扑在了工作上，我听了心里感到很满意，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这和给张春桥找对象的要求倒是非常吻合的。当然，美中不足的是S女士的相貌平平──一个普通的四十来岁的女干部，但是我想：最重要的是她具有较高的内在素质，也就足以弥补外貌上的不是了。
拿定主意以后，我丝毫不露声色，请会议主持人把S女士找来，由我单独和她谈话，讨论如何进一步深人调查研究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信奉毛泽东讲过的一句话：“要想认识一个人，一定要和他谈一次话。”此言不谬。由于我们之间是工作谈话，所以S女士显得毫不拘束，她比较敞开地谈了自己的想法，倾诉了工作中的甘苦。通过这样的交谈，我对S女士的思想水平，性格特征，工作作风，兴趣爱好乃至于生活经历，家庭情况等，都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谈话结束，我和她握手道别，她在明处，我在暗处，她对我的意图毫无察觉，我想：下一步，该轮到我向张春桥推荐了，只有得到张春桥的认可以后，我才能正式征求S女士的意见哩！
此后几个月，由于毛泽东病重，中央政治局第一次向各省、市、自治区书记发出了“毛主席病危”的绝密电报，接着，唐山又发生大地震，党中央的领导忙于处置各种突发事件，张春桥无暇他顾；到了九月份，又集中全力替毛泽东治丧，我虽然到过北京，但一直没有机会和张春桥作较长时间的详细谈话，这样，为张春桥“找伴”的事情，就暂时被耽搁了下来。
当面向张春桥汇报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一日，毛泽东的丧事办完以后，我接获卫生部部长刘湘屏的电话，要我随带上海第一医学院的几位专家、教授，搭乘一架专机赶往北京，参加卫生部召开的毛泽东遗体保存研讨会。我终于得到了向张春桥面陈一切的机会。
我在人民大会堂开了一个通宵的会议，快结束的时候，我给张春桥通了电话，他约我下午到钓鱼台去，由他派车来接我。下午二时，张春桥的驾驶员开了一辆大红旗轿车到人民大会堂，把我接到了钓鱼台九号楼。
张春桥住的九号楼，楼下是大客厅和工作人员用房，二楼外间是他的办公室兼小会客室，里间就是他的卧室。张春桥的住所布置得简单、朴素，外间的办公室兼会客室里，中央放箱一张小圆桌，四周是四张软椅；临窗的一边安着一张办公桌，桌面上有一些活页夹，我趁上卫生间的机会，顺便看了看他的卧室。卧室里几乎没有什么家具，一张普通的双人床，两只小沙发；床上既没有席梦思，也没有丝绸被子，看得出主人的生活是简朴的。
张春桥让我在小会客室背窗的一只软椅上坐下，他就坐在我的左首，朝着门口，服务员端来了茶水，我喝茶，张春桥点起了一支烟，侧脸看着我，谈话就这样随意地开始了。
我那天有几个重要的话题要和他交谈，当然我有意把给他找伴侣的事放在最后谈。在谈话的过程中也穿插一些日常生活的闲聊，他给我说了地震的那几天自己是怎么过的。我问张春桥：“最近身体怎么样？我们在电视里看到你为毛主席守灵的时候，几次用手抚摸心脏部位，是不是胸口发闷，有没有去检查过心脏？”
“当时我自己没有意识到。”张春桥笑笑说，“后来电视放出来我也看到了，可能那几天实在太累了。”
“还是要注意身体，现在有没有机会出去活动活动？”
“整天除了看文件，批文件之外，就是开政治局会议的时候出去一下。”
张春桥吸了一口烟，继续说，“不过最近我每天早上，在钓鱼台院子里走上一个小时，绕几个大圈子，坚持散步。”
“文元同志搬走以后，可以谈话的人就少了……”我知这姚文元和他过从较密，王洪文和他的日常交往则很少。前一时期，姚文元的家属（妻子和孩子，从上海迁北京，姚文元就搬出了钓鱼台，全家迁到西单附近过去簿一波住的四合院，钓鱼台里找张春桥的人就更少了。
“是呀，有时候我坐在这里看文件，一整天只说六个字：早晨服务员送早餐来，我说‘谢谢’，中午又是‘谢谢’，晚上也是‘谢谢’，这样，一整天三句话，六个字就过去了，没有什么人来，真的是‘门可罗雀’，”张春桥说到这里，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又像叹息，又像自嘲。
听到这里，我深深地感觉 到了张春桥的寂宽和孤独：妻子离了婚，孩子不在身边，自己又没有什么特殊的嗜好，既不爱打牌，又不打网球，当了中央首长更不能随意外出，他是个爱聊天的 人，目前的这样一人独处的日子实在难挨，怪不得他在给我的信里写着：“现在整天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我不禁对他的处境寄于莫大的同情，他确实尽快需要 “找个伴”，他已经五十九岁了。
谈话谈到这里，火候也到了。我当即把话转人了正题：“春桥同志，上次你写信要我办的事，我做了努力，但觉得很没有把握，今天想当面把情况向你介绍一下……”
他马上就意识到我要谈的就是“找伴”的事，轻轻地“嗯”了一声，便不再说话，他也不正眼看我，一双眼睛在镜片后面微微地垂下眼帘，仿佛在凝视着远处的什么地方。但是，看得出他是全神贯注很伃细地在谛听。
我把我找“对象”的过程作了概要的介绍，然后着重谈了S女士的基本情况，叙述了我和她直接接触的印象。当我谈到S女士写的那份调查研究的专题汇报，就是经张春桥作了批示后在报纸上公开发表的时候，他颇感兴趣地抬起头来问了一声：“是吗？”我如实地介绍了S女士的政冶水平和文化素养，当然我也不加隐瞒地谈了她的相貌很普通以及她过去离异的原因……最后，我说我并没有把任何底细透露给S女士本人，而是想先听听张春桥的意见，如果可以考虑的话，我再和她接镯，当然还要看她自己是否愿意。
张春桥从头至尾听完了我的介绍，沉默了片刻，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缓缓地说：“这件事今天先不定，我再考虑一下，以后再告诉你。”
我说：“那好，如果需要的话，我把她的档案材料调出来，那上面还有照片，一起送你看看。”
张春桥微微颔首。这次当面介绍的谈话就算结束。
过了十来天，已是一九七六年十月一日，张春桥把我寄给他的关于电影《反撃》问题的一封信，圏阅后退还给我，同时在信的右上角注了一行铅笔字： “你上次提到的某某单位那位女同志的材料，能否送来一阅？”
这封信没有写“绝密”“亲启”，是经过几个秘书的手，随文件一起送来的，当然，谁也看不懂右上角注明的那句话有什么含意，只有张春桥和我两个人心照不宣。
我觉得张春桥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我不敢有丝毫怠慢，立刻抓紧办理：通过市革命委员会的有关部门，我把S女士的人事档案材料全部调来，为了避免引起猜疑，我故意同时调了另外不相干的三、四个人的档案材料，要有关部门一起给我送来。
当天晚上，在灯下我一个 人打开了一封厚厚的牛皮纸档案袋，里面有女士的履历表，自传，入党志愿书，中国共产党党员登记表，历次政治运动小结以及组织上对她的鉴定等等。我从头至尾 翻阅了一遍，总的印象不错，我认为比较符合张春桥的要求，特别使我满意的是，在其中的几张表袼上，贴着S女士不同时期的照片，我暗自思忖：这下子张春桥可以“如见其人”了！
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的上午，我把这个档案袋套上了一个大信封，由我自己密封，写上“北京 中央办公厅 张春桥同志亲启”，交给市委的机要交通员直送中央办公厅，机要交通员是搭毎天的航班直飞北京的，我估计当天的下午或傍晚就可以送到张春桥的手里。
谁知道，这一天正是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当档案袋刚送到张春桥案头的时候，他就被抓起来了。一幕我张春桥“找伴”的戏剧，刚刚开场，就落下了帷幕。
这么多年以来，我始终遵守我对苏振华、倪志福、彭冲等几个政洽局委员的诺言：要保护S女士，姑隐其名。我虽然要求他们帮助我把S女士的档案转回了上海，但是我一直深感不安，因为S女士确确实实自始至终是被蒙在鼓里的，而我却背着她干了一些事，应该说是侵犯了她的人权。
我也暗自替S女士庆幸,因为我给张春桥"找伴"这件事,亏得没有成功……
题外的话
文革结束以后，张春桥的离婚及“找伴”也随之而结束。一九八一年，张春桥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二年后，改为无期徒刑，张春桥在北京秦城监狱关了二十多年，获释以后，文静仍和他生活在一起，共度晚年。文静和张春桥的婚姻关系又延续了下去，但这已经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