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闲话上海》首先摘要朗读几天前【纽约时报】中文版的一则长篇报道《中国民族主义搅动澳大利亚学术自由》。
【读报补丁】
与美国的大学一样，澳大利亚的大学也在向富有的中国学生敞开大门，以获得大学急需的学费。但随着中国留学生人数的增加，一些像高崧这样的人站出来反对他们认为是对中国不敬的观念、抵制有冒犯行为的课程和讲师的意愿也在增加。
教授们被点名批评，还被偷偷地录了像；有些教授已经受到了大学的处罚。一位教授被迫道歉，因为他18个月前在课上用的一张地图在互联网上引发了抨击。
教授们说，在许多情况下，他们感受到的压力更为微妙。
悉尼麦考瑞大学(Macquarie University)研究中国问题的讲师凯大熊(Kevin Carrico)说，他在最近一次讲课时提到，2200年前的秦朝没有个人权利时，他得到的是冰冷的沉默。
他的学生大部分来自中国大陆，他们最初一言不发。后来有两个人大声说，人权与课堂讨论无关。
“让我觉得我在上一堂尴尬的解剖课，或其他类似的课程，”凯大熊说，他之前曾在斯坦福大学任教。“但实际上我们只是在讨论政治问题。”
教育工作者和其他专家说，在让教授有学术自由与避免冒犯中国学生、同时让他们有发表意见的权利之间找到平衡，是个挑战。
大学一直想努力搞清楚，哪些学生这样做只是由于对西方批判性的辩论缺乏经验；哪些学生提出要更敏感地对待问题的要求是对的；哪些是受了中国政府或共产党的操纵，或是出于对中国审查制度的担心。随着中国在海外施展软实力，其审查制度也延伸到了海外。
学生们的民族主义愤怒情绪大都是在社交媒体上发泄的，而且通常是匿名的，但这种情绪一旦被中国国内的新闻网站和互联网用户拿去发挥的话，就形成了雪球效应。正如高崧的例子那样，这种事情至少在很大程度上似乎是始于真实中国学生的真实愤怒，而且有时是基于真实的不满。
但在有些情况下，事态发展似乎得到了中国外交官和官方媒体的支持，官方有意扩大了学生的声音，并向学生领袖伸出援助之手。比如，高崧说，他现在经常被邀请到中国领事馆参加活动，中国领事馆要求他定期汇报校园里中国学生的情况。（领事馆的一名官员拒绝对此发表评论。）
这种来自当局的关注也会给中国学生制造压力，让他们自我审查，因为他们担心即使人在国外，仍会受到监视。
人权观察组织开展的关于中国对世界各地大学影响的为期两年的调查即将完成。据该组织的说法，来自中国政府的压力正在破坏学术自由，不仅在澳大利亚，也在美国和欧洲。
“我本人第一次去中国学习是在1989年的秋天，”人权观察的中国部主任芮莎菲(Sophie Richardson)说。“25年后，大陆学生来澳大利亚或美国学习已变得更容易，但在某些方面，他们在某些情况下或某些方面受到的限制，与他们在国内时的没有两样。这在我看来，这不是我们要走上的正确方向。”
学生的坚定自信不仅给澳大利亚的大学，而且给更广泛的社会带来了挑战，澳大利亚社会以包容和多民族的大熔炉为荣。澳大利亚的新闻媒体已对这些事件进行了密集、而且往往是负面的报道，报道把学生描绘为被洗脑、或受政府操纵的代理。校园里也出现了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反华涂鸦。
在这样的关注背后，是许多澳大利亚人对一个亚洲超级大国的崛起感到的深深焦虑。这个超级大国既是对他们国家安全的最大挑战，也是他们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这些事件加重了澳大利亚目前对中国影响力的担忧。
“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大学有可能受到外国的干预，”澳大利亚安全情报机构主管邓肯·刘易斯(Duncan Lewis)上月警告议会说。“干预可能会通过外国学生、或是外国领馆人员的行为表现出来。”
在外国学生成为澳大利亚经济一个重要驱动力后，16.4万在澳中国学生所扮演的角色，成为格外重大的问题。教育是该国第三大出口商品（位列铁矿石和煤之后）。现在，许多澳大利亚大学依靠着支付全额学费的国际学生来资助国内学生和学术研究，而这些国际学生30%来自中国。
教育工作者和其他专家表示，这样的结果就是，大学和教职工在面对来自中国学生的压力时尤其脆弱。
8月底发生的一次事件中，新南威尔士纽卡斯尔大学(University of Newcastle)国际市场营销班级的一群中国学生在他们的讲师尼麦·卡里亚尼(Nimay Kalyani)将台湾称为一个独立国家后与其发生争论。中国认为这个自治的岛屿是其领土的一部分。
学生暗中拍摄了与讲师的争吵，并在社交媒体上发起了对讲师和学校的羞辱。
澳大利亚墨尔本——这是澳大利亚一所大学商学课的定期测验，但其中一个问题的答案却令人惊讶：中国官员只是在不小心或喝醉酒时才说实话。
墨尔本莫纳什大学(Monash University)的中国留学生高崧对这个答案如此之不满，以致于他上网对其进行了谴责。他的帖子在中国引起了轰动，还被当地的新闻媒体引用。中国驻墨尔本领事馆与他联系，要求他定期汇报情况。中国一家有影响力的官方报纸《环球时报》请他写有关这件事情的文章。
在强大的压力之下，校方认定该问题不合适，并暂时停止了教授的工作。
“随着中国越来越强大，我们即使在海外也有强大的后盾，”24岁的高崧说。“当别人找中国的茬子时，我们可以勇敢地面对他们，告诉他们，我们中国人很伟大。”
人权观察组织开展的关于中国对世界各地大学影响的为期两年的调查即将完成。据该组织的说法，来自中国政府的压力正在破坏学术自由，不仅在澳大利亚，也在美国和欧洲。
“我本人第一次去中国学习是在1989年的秋天，”人权观察的中国部主任芮莎菲(Sophie Richardson)说。“25年后，大陆学生来澳大利亚或美国学习已变得更容易，但在某些方面，他们在某些情况下或某些方面受到的限制，与他们在国内时的没有两样。这在我看来，这不是我们要走上的正确方向。”
学生的坚定自信不仅给澳大利亚的大学，而且给更广泛的社会带来了挑战，澳大利亚社会以包容和多民族的大熔炉为荣。澳大利亚的新闻媒体已对这些事件进行了密集、而且往往是负面的报道，报道把学生描绘为被洗脑、或受政府操纵的代理。校园里也出现了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反华涂鸦。
在这样的关注背后，是许多澳大利亚人对一个亚洲超级大国的崛起感到的深深焦虑。这个超级大国既是对他们国家安全的最大挑战，也是他们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这些事件加重了澳大利亚目前对中国影响力的担忧。
“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大学有可能受到外国的干预，”澳大利亚安全情报机构主管邓肯·刘易斯(Duncan Lewis)上月警告议会说。“干预可能会通过外国学生、或是外国领馆人员的行为表现出来。”
在外国学生成为澳大利亚经济一个重要驱动力后，16.4万在澳中国学生所扮演的角色，成为格外重大的问题。教育是该国第三大出口商品（位列铁矿石和煤之后）。现在，许多澳大利亚大学依靠着支付全额学费的国际学生来资助国内学生和学术研究，而这些国际学生30%来自中国。
教育工作者和其他专家表示，这样的结果就是，大学和教职工在面对来自中国学生的压力时尤其脆弱。
8月底发生的一次事件中，新南威尔士纽卡斯尔大学(University of Newcastle)国际市场营销班级的一群中国学生在他们的讲师尼麦·卡里亚尼(Nimay Kalyani)将台湾称为一个独立国家后与其发生争论。中国认为这个自治的岛屿是其领土的一部分。
学生暗中拍摄了与讲师的争吵，并在社交媒体上发起了对讲师和学校的羞辱。
在中文媒体公开的视频中，可以听到一名学生说：“中国学生占整个班级的三分之一，你让我们感到很不舒服。”
该高校最终代表卡里亚尼老师发声，表示他的言论在当时讨论的环境下是准确的。
但在其他时候，大学就没那么愿意为所涉教师辩护了。
悉尼大学(University of Sydney)一名计算机科学讲师科姆基·温格基安尼(Khimji Vaghjiani)被人发现他在18个月前的一次讲课中展示了一张地图，其中显示中印边界的争议地区受印度管辖。
中国学生将地图报告给了中文新闻媒体，称其有差错。温格基安尼随后道歉，解释说这幅地图有些过时。
这些事件中涉及的教授都拒绝或没有回应向他们发出的置评请求。悉尼大学在一则声明中表示，没有强迫任何教授为有关中国的言论道歉。
但一些教职工表示，澳大利亚的大学只是不知如何应对新一代中国学生这个棘手问题，这些学生的民族主义色彩更重，觉得自己比以前更有力量。
澳大利亚悉尼智库洛伊研究所(Lowy Institute)亚洲项目主任夏美林(Merriden Varrall)则说，许多出自中国教育体系的中国学生在近代史中学到的是“百年耻辱”，外国在19世纪的鸦片战争后一直压迫中国。
“对他们很多人来说，问题不在于要对有意思的话题进行公平的学术讨论，”夏美林说。“而像是有人在批评他们的家人。”
一些中国学生辩称，他们没有损害批判性的辩论，而是加入了新的观点。
“近来，中国学生和教师之间表现出来的矛盾，使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们有了了解中国人思维方式的机会，”今年六月毕业于昆士兰詹姆斯·库克大学(James Cook University)、现年38岁的中国作家王俊岭说。
这个观点得到了莫纳什大学高崧的认同。他说，澳大利亚大学教的一切都应该是“准确且得到官方认可的”。
“我想说，在国外，我们就代表着中国的形象，”高崧在一篇关于提问事件的文章中写道。“维护祖国利益是每个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许多高校教师说正是这样的死板限制了讨论的自由，也惹恼了教授们。
“我不想明早起来看见微信上有个链接，说我在一年前的某节课上说的什么话伤了谁的感情，”凯大熊在谈及悉尼大学事件时说。“但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处于的现实。”
《十年一梦》
徐景贤
朗读之八十六
确定液态和气态相结合的保存方法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日， 刘湘屏通知我，北京的吊唁，追悼活动巳经结束，遗体准备转移，中央的遗体保存领导小组决定召集各地科学家开一次会，对遗体保存的方法作出决策，再报中央政 治局决定。她要我带领上海的专家前去参加会议，以便协商一致。我觉得这个会很重要，但是否要我自己带队，难以决定；我打电话请示张春桥，张春桥同意我前去。因时间紧迫，我从上海民航局调了一架“三叉戟”专机，带了一批上海的专家直飞北京，到达时已是二十日的深夜了。
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小会议厅举行，由刘湘屏主持，黄树则、吴阶平，林均才、徐静、李志绥等北京的专家都在场，大家各抒己见，会上除了对液态保存、气态保存 的利弊得失展开讨论以外，上海的专家还提出了固相保护的设想，即运用虫子掉在松脂里形成琥珀的原埋，把遗体固相保存起来，可以传之永恒，但很多人认为这种设想在技术上不能过关，难以成为现实。
我在会上向刘湘屏个别询问了一下中国代表团去越南学习的情况，她把苏联和越南保存领袖遗体的经验向我作了介绍。她还告诉我：采用气态保存的话，氨气要比氮气更好，但是这种惰性气体制造困难，价格昂贵，前几天曾经用许多气球充了保护性气体，运到安放毛泽东遗体的房间里，还指挥一批医护人员和警卫人员，集体拍打，击碎气球，放出气体，作为保护遗体的临时措施。
会议开了一个通宵，直到天色微明，刘湘屏最后征求我的意见，我说主席遗体要长期保护供群众瞻仰，所以对他的面容、神态以至面部颜色的保护要求非常高，还要能接受光线的照射，经受湿度，温度的影响而不变形，必须采取最安全、稳妥的措施，根据国外的经验和国内各方专家的意见，还是采用液态和气态相结合的方法为好，将来供群众瞻仰时， 遗体的头部和手部在气态中，而身体在液态中；平时在气态中，每年一次的大保护时在液态中，遗容要保持自然状态，不能化妆。我发言完后，刘湘屏征求大家的意 见，大家都同意采取液态和气态相结合的保存原则，向中央请示，会议就结束了。会后，天光大明，我略事休息，就赶到钓鱼台去，把这件重要事情向张春桥、王洪文分别作了汇报。
关于遗体保存的反思
以后在天安门广场建造了 “毛主席纪念堂”，代号叫做“一号工程”，国家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形成了一个遗体保存的规范化系统工程，并且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科研基地。至于我所经历的遗体保存工作，只是极其短暂的一段和冰山的一角。但是，这段短暂的经历，使我知道了过去所不知道的一些事，也促使我思考了一些过去不敢思考的问题，比如：我知道了除了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遗体长期保存以外，世界上还有这样一些党和国家的领袖，做过遗体的长期保存，他们是：
季来特洛夫 曾任保加利亚共产党总书记，部长会议主席，第三国际执委会总书记；
哥特瓦尔德 曾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主席、总统；
苏赫巴托尔 曾任蒙古人民党领导人，人民军总司令；
胡志明 曾任越南劳动党主席，共和国主席；
金日成 曾任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共和国主席；
福布斯.伯纳姆 曾任圭亚那共产党领导人；
阿戈斯韦诺.内图 曾任安哥拉共产党领导人。
当然，也许还有其它我所不知道的。以上这些人的遗体处理情况，不禁引起我的深思：为什么这些被长期保存遗体的领袖，都是共产党人？共产党是最讲唯物主义的，长期保存遗体，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吗？缅怀自己民族和国家的杰出领袖，是人类的共性，那么，那些在科学技术和医药研究方面都要先进和发达得多的国家，为什么不搞领袖遗体的长期保存呢？
以上，并非我当时的想法，而是后来的思考。所以，现在如果问我对领袖遗体长期保存的态度，我的回答是：一，不赞成；二，已经保存的，由各国人民自己去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