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纪念刚刚辞世的陆铿先生，请听1998年11月20日“心灵之旅”播出的访谈节目“陆铿传奇”――
*十年前：陆铿采访汪辜会谈不成，自己却成了新闻人物*
（节目开始曲）。<嘉远音>：“回顾人生经历，诉说心灵渴求，分享省思感悟，在‘心灵之旅’中，让我们彼此相识，心灵相通！”
主持人：“听众朋友！又到了‘心灵之旅’节目时间，欢迎您收听！在这个节目里，我们要倾听一位又一位中国人亲身经历中最难忘的故事，追寻每个人的心路历程，分享各种人生体验，真情实感和思考领悟。
在前些天的‘心灵之旅’节目中，我们曾经谈到，新闻自由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公民有知道真相的权利，记者有报道事实的自由。每当重要历史事件发生，总会吸引很多记者前往采访。
前不久在上海举行的海峡两岸关注的的汪辜会谈，就吸引了众多海内外新闻记者。在申请到会采访的记者中，最年长的一位是刚刚欢度过八十寿辰的著名记者陆铿先生。他没有想到，手里拿着经中国国务院对台办公室新闻局同意发给的《记者采访审批书》，在香港申请入境签证时，竟被拒绝。这位秉持‘新闻第一’人生准则、享誉海内外的资深记者，采访汪辜会谈不成，自己却作了新闻人物。”
*《陆铿回忆与忏悔录》1997年出版*
在今天的‘心灵之旅’节目中，我们要认识的朋友就是陆铿先生。
陆铿，字大声。陆先生与我们的无线电广播还有着特别的关系。他是中国最早的广播记者，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担任中国驻欧洲战地记者。抗日战争胜利后，他担任南京《中央日报》副总编辑兼采访主任。
陆铿先生先后坐过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监狱，总共长达二十二年。出狱后，他到香港，与胡菊人先生共同创办《百姓》杂志，陆铿先生多年来活耀于港台和美国的新闻媒体。
可能有些听众朋友读过陆铿先生一年前出版的《陆铿回忆与忏悔录》，书中回忆了他自己富有传奇性的一生，记录了他与半个多世纪来中国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各种联系，并且忏悔自己在新闻生涯和个人生活中的错误与失当。
*陆铿先生：忏悔关于采访胡耀邦*
陆铿先生说，他特别要忏悔的是，一九八五年他在北京采访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成为胡耀邦下台的原因之一。
陆铿：“一九八五年（我）应邀到北京访问胡耀邦先生。胡耀邦在中国大陆当时的排名是第一，邓小平还是排名第二，访问之后，我就发表了《胡耀邦访问记》，轰动一时。到了一九八七年，中共方面要拉胡耀邦下台的时候，就成为胡耀邦的三大罪状之一。他们那个中共中央八号文件说，‘（胡耀邦）接受了包藏祸心的陆铿的访问，泄露了国家机密，并听任陆铿肆意攻击我党政治局委员胡乔木、书记处书记邓力群’。
为什么我写这个回忆录叫《陆铿回忆与忏悔录》呢？为什么要忏悔？在新闻方面，我觉得对不起胡耀邦，是我应该忏悔的，我当时没有想到作为一个记者，还需要在笔下来保护总书记！
*陆铿先生：胡耀邦之可爱*
我举个例子，胡耀邦这个人之可爱啊！
当时我说‘王震先生是你的湖南浏阳老乡吧？’
他怎么说？他说‘我是南湘的，他是北湘的。’
我就说：‘那么是南北呼应了？’
胡耀邦先生怎么说？他说：‘也许是南辕北辙！’
你看看，多么的可爱呀！他当时也只是一种幽默，后来王震就拿这句话来攻他，叫他交代有什么地方“南辕北辙”，成为胡耀邦下台的一个引爆点。作为记者来说，我确实到现在对胡耀邦先生还是思念不已，将来胡耀邦是可以受到尊敬的共产党人之一。”
*陆铿先生：早年被逼替父借钱，锻炼了说话*
主持人：“听众朋友，曾经在中共监狱中被囚禁二十二年的陆铿先生，何以能去采访中共中央总书记？被台湾国民党当局列入黑名单多年的陆铿先生，何以又上了大陆共产党当局的黑名单？陆铿先生与我们一起分享他宝贵的人生经验。
回忆走过的心路历程，自然还是要从童年说起。陆铿先生说，早年的家庭境况对他后来的人生道路有些影响。”
陆铿：“我是云南人，生长在一个封建气味非常浓厚的大家庭里，祖父是个画家，但是，他又是个跟政治联系得很紧的人。他曾经跟湖北的督军结成拜把兄弟，拿到了湖北省当时最肥的缺，叫厘金局的局长，收入每年差不多十万银圆，那是不得了的数字。而后来，这个家里破败到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
父亲就常常逼着我们去借钱。一次两次可以借到，第三次人家就不肯借了嘛，因为知道这钱是有借无还的。父亲就逼着你非去借不可，自然而然地就要考虑这个话怎么说，才能得够到对方的同情，相信你的话不是假话，能够把这个钱借给你。
后来我自己作记者以后，我就感觉到说话的锻炼、作记者提问的锻炼，与当时在十几岁的时候，被我父亲逼着去向长辈借钱多少有些关系，要讲究话怎么开始，然後要达到什么效果。”
*陆铿先生：想好好作一辈子记者，人生进入另一种情境*
主持人：“您后来是怎么进入新闻界的呢？”
陆铿：“当时在学生时代，目的就是要多得一点知识，因为家庭教育的关系，叫你读《史记》、《资治通鉴》、《汉书》啦，从小就受一些中国的儒家教育，‘吾养吾浩然之气’。我受的小学、中学教育，是比较完整的。到了重庆之後，考什么东西都考不取。最後没有办法去当兵，在当兵的时候看到中央政治学校新闻班要招考学生，来试一试吧，居然考上了这个新闻事业专修班。
进了政治学校之後，上过于佑任先生的课。于佑任先生是中国元老记者，作过国民党的监察院长，而且是被毛泽东称为老师的人。于先生当时有一句话，给我印象太深了，叫‘新闻记者是时代最快活的人’。他自己是老记者，当时在上海办《神州日报》，后来办《三民》，是民呼、民需、民立。
在这种情况之下，好，要作记者就好好地作吧，就一辈子作记者！因为太难得了，像我们这种情况，怎么可能进到这种高等学府，而且是接受像于佑任先生、张季鸾先生、赵敏恒先生、马星野先生他们这一辈人的教育！那么就奠定了（我）一生要从事记者的基础，（我的）整个的人生进入另外一种情境了”。
*陆铿先生：我访宋美龄，中国最早的广播记者采访*
主持人：“听众朋友，陆铿先生说的是怎样一种‘情境’呢？当时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在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那个时候，已经有了无线电广播，但是只有朗读稿件的播音员，还没有广播记者。年轻的陆铿先生就在这个时期进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工作，又在一次采访中，成为中国最早的广播记者”。
陆铿：“我一九四零年进入新闻界，当时进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一九四二年，写《天下一家的》的威尔基先生，他给我们带来了好运。他到了重庆以后，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一九四二年的十月三日，宋氏三姊妹在重庆饭庄举行了游园会来欢迎他。
我呢，太冲了，年纪太轻了，在会议开始之前就拿到一个麦克风‘啪嚓’一下子就放在了蒋夫人面前，马上遇到了警卫、保卫人员的干扰，说：‘干什么？’
蒋夫人习惯於说英语，我就用英语说： ‘我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记者。’
蒋夫人一听，就说：‘让他，让他！’
因此，我就开始讲话了，我说：‘今天是蒋夫人宋美龄女士、孙夫人宋庆龄女士，孔夫人宋霭龄女士欢迎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威尔基先生来到重庆，现在由蒋夫人跟大家讲话。’
这一下不得了了，哈，看到这个场面，原来还有这么回事，原来还可以有广播来现场播新闻的！这一下，我就走上了广播记者之路。”
*陆铿先生：二战欧洲采访，庆胜利受教皇接见*
后来，我到了欧洲。BBC请我，介绍我的时候就说‘这是中国的第一位广播记者’。实际上，是我和乐恕人两个人，谁是第一，谁第二也分不清，反正中国最早的广播记者就是我们两个。所以，当时在艾森豪威尔总部中国有八个记者，我是唯一的一个广播记者，在这种情形下呢，就奠定了我的国际新闻观，视野就非常开阔了，新闻之窗就全部打开了！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那一天，突然日本宣布投降，教皇为了庆祝中国抗战胜利，决定明天用私见礼接见两个中国记者（我和毛树清）。我们清除了互相拥抱之外还能做什么呢？我们都穿著战地记者服，在（凡蒂冈教廷）上书房跟教皇对谈，确实是人生的奇遇啊！”
*陆铿先生：揭孔宋贪污，当蒋介石面进谏，大难不死*
主持人：“听众朋友，听到这里，我们会觉得陆铿先生实在是个非常幸运的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么危险的环境中作战地记者，他不但迎来了胜利，而且得到这样高的荣誉，他的记者之路似乎格外平坦。陆铿先生如果真能这么一帆风顺地走下去，新闻记者也许就不会被人们列入‘最危险的职业’之一了。
抗日战争结束之後，陆铿先生担任南京《中央日报》副总编辑，兼采访主任。以维护新闻自由为己任的他，在这份国民党的机关报上公开揭发孔、宋贪污案。
人所共知，孔祥熙、宋子文都是当时最高当权者蒋介石的亲戚。揭露孔、宋贪污案引起一场大风暴。陆铿先生不得不作好进监狱的准备，甚至性命能不能保住都成了问题。就在这个时候，蒋介石召见他问话”。
陆铿：“我走进去一看，蒋先生在最里边的一个会客室，穿著白布大褂。我看他从他旁边的一个白色瓷缸里面把他的假牙拿起来、戴上，不说话，走出来接见中宣部长李惟果和我，他把手一摆，意思是说，‘坐下吧！’
蒋先生第一句话就说‘什么人告诉你的？’
我就说‘报告校长’，因为我是政校出身嘛，‘能不能准许我多说几句？’
‘不需要！什么人告诉你的，说出来！’
我不管他。我想，反正就是这么一回事了，一口气就讲了将近四十分钟。我就从我到前线看，士兵说连水壶都没有……然後我讲後方怎么腐败，怎么贪污。
我说‘孔先生、宋先生，全国家外汇只有五亿美金，他们两家弄了三亿多。陈立夫先生他们是把党派利益置於国家利益之上，心地窄狭，眼光如豆，造成这种局面。”
蒋一听呀，他整个的面部表情有了很大的变化。最後，我再讲的话，他微微点头。哈！我想，这下大概是不会杀我头了。这时候，李惟果先生站起来了，那真是了不起，他就说：“惟果身负宣传重任，平日监督无方，大声（陆铿）年幼冲动，整个的事情惟果应当承担责任。因此，请求给惟果以最严厉之处分。”
蒋先生突然一下子站起来了，把手一摆‘我什么人也不处分，我什么人也不处分！’这个大难过去了”。
*陆铿先生：自己办报，坐国民党牢险被杀*
我从南京《中央日报》出来之后呢，已经看到国民党确实是不行了。我们就决定自己去办报。在广州办报，办的是《天地新闻日报》。头一天出报，有一篇文章，龚选舞写的，是他从台湾寄给我们的，（题目是）《台湾难官百态》。结果呢，我们在处理的过程中就用《桃花扇》做了个引子：“当年气焰掀天转，如今逃奔亦可怜。养文臣帷幄无谋，养武夫疆场不保，到如今水剩山残。”登出来了。哎呀，国民党气极了。那时候，国民党已经退到广州了。党政军联席汇报就决定把我的报纸封掉，同时，我就被捕，非常危险，原本是要杀的。当时是一九四九年的四月间。”
主持人：“听众朋友！中国著名老报人张季鸾说：‘记者不坐牢，不是好记者’，陆铿先生的经历似乎应了这句话。一九四九年夏天才走出国民党监狱的陆铿先生，同年十二月又进了共产党的监狱。此後等待他的先後共有二十二年牢狱生活”。
*陆铿先生：大陆‘镇反’，坐共产党牢险被杀*
陆铿：“我一生遇到两次大祸临头，有杀头的危险。一次是在广州坐国民党牢的时候；一次是在昆明，是在大陆镇压反革命的时候，一九五一年三月开始嘛。
那个时候，我们那个监狱，每个星期杀一次人，每次杀三十六个。半夜里三点钟，要来喊人的。他当时不准叫名字的，比方说我的号码是‘四零六’。‘四零六！收行李！’就这样，叫自己把行李卷起来，背上，去挨杀。我突然遇到一个情况，在杀“四零九”的时候，阴错阳差地喊到‘四零六’。
三点钟突然喊：‘四零六！收行李！’
嗨呀！第一次我感觉到什么叫五雷轰顶，‘哗’一下子！我就想，难道就此完了？不。于是大喊一声，他们规定，你喊的时候一定要喊：‘报告大军！’反正要死了嘛。来了一个警卫问什么事，我就大声说了一句‘我的案子还没结呢！’
他就走了，他也不理。过了将近二十分钟，他又‘啪蹋啪蹋’进来了，又喊：‘四零六！把你的行李打开，你继续睡觉！”
*陆铿先生：狱友沈焕章的最後时刻和托咐*
陆铿回忆：“接着，监狱警卫喊：‘四零九！收行李！’
嗨呀！这‘四零九’啊，马上指着我说：‘你你你…’意思就是说，‘你怎么可以叫我代你死呀？’
我说‘我没有这个意思啊，我是说我，我没有说你呀！’
他说：‘报告大军，我也恐怕是错的吧？’
‘错什么呀，’看守这时情不自禁地说出来了‘你不是叫沈焕章嘛，没错！’
我看着沈焕章，他坐在地上慢慢地就瘫下来了。然後，他跟我说‘黄泉路上不好走的啊，我没有袜子，你的袜子能不能给我一双？’我就给他一双。
他临走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在一起的朋友，今後哪一位要是到了台北，有机会告诉我太太，我是哪一天不在的。’”
主持人：“过了三十多年以后，陆铿先生终於在台北见到了沈焕章先生的太太。
陆铿：“我约了《新新闻》的一个女记者到医院去看她，我就告诉她，沈焕章先生是哪一天不在的、怎么个情况。
她说‘当然知道丈夫死是个非常难过的事情，不过，起码解除了我心中的一个悬案。’她说‘我日夜都挂念他究竟是活还是死，心里不安呐。’
很惨啊，多少人冤死！”
*陆铿先生：被‘三请’後，提三个意见，全场鼓掌，十八年牢狱之灾*
主持人：“听众朋友，资深记者陆铿先生在‘镇反运动’中坐牢四年。以后又因为‘反右’再度入狱，一关就是十八年。而这后十八年的牢狱之灾，是因为一再被请去发表意见，才招来的。”
陆铿：“（我）一直到一九五四年一月四日才被放出来，离开了监狱。共产党说，你不能做事情，只能在家里。到了一九五五年，周恩来通知云南方面，叫我参加统战。我一下子又从劳改犯变成了民主人士，参加了政协活动。
到了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开始时候是大鸣大放。最初我本来是不想讲的。
第一次拒绝了，第二次又来找，说‘无论如何请你讲一讲。因为我们查了你的档案，你走过三十四个国家，见多识广，一定有很好的意见给我们提。’我还是没有讲。第三次他又来，我说：‘万一我讲了之後，你们认为我讲错了，再跟我算帐，那怎么得了啊？’
他们说‘你放心吧，陆先生，毛主席早就提出来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我说‘好吧，跟你们讲’，我答应讲了。
开一千人的大会，我就提出了三个意见：第一个意见‘建议中共考虑改变对美国的态度，化敌为友’。噢，全场鼓掌。请注意那是一九五七年。
然後，（我）‘建议中共各大学改学英文，学俄文是不可能现代化的’。噢，又是热烈鼓掌。
第三个，‘建议中共准许我们老记者办民间报，唱唱对台戏也不妨’。那个主持的人是共产党，他说‘嗯？这个有点问题，不过，能够讲出来，还是好。’又是全场热烈鼓掌。
嗨呀！然後叫所有的民主党派人士，人民团体的负责人讨论陆铿的讲话，一片赞好声。很多人说‘这是有国际水平的呀！’
嘿！我这个家伙也昏了头，觉得大概是有国际水平吧。
十天以后，大幅横标拉出来了‘把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极右分子陆铿揪出来！’嗷嗬，完喽！斗争了九个月啊，非要说我是‘意图推翻人民政府’。
‘我说几句话就推翻了？你们请我来讲的！’
‘不错，是我们请你来讲的。但你为什么不讲好话？要讲坏话。’
我说‘这对你们来说，就是最好的话。’
秀才遇上兵，有理也说不清。判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投入劳改，以观后效。这一下子坐了十年。
十年期满了，监狱里面的总部通知我去谈话，很多人就恭贺我了‘要回家了，时间满了，家人团聚啦！’
结果呢，监狱总部却是说‘陆铿，你听着，现在中央有个指示，查陆铿，此人反动能量极大，不适宜于在社会上生活，应该继续控制在监狱里！’
噢嗬！这一下子又‘控制’了多久？又控制了八年！（我）坐共产党的牢，坐了二十二年。”
*陆铿先生：给自己一个任务――要比毛泽东活得长*
主持人：“听众朋友，二十二年牢狱生活是多么漫长的日子，陆铿先生是怎样熬过来的呢？他引用一位作家的话说‘意外的灾难正是塑造生命的泥土’”。
陆铿：“我在监狱里边虽然很痛苦，但是，有一个信心‘这个情况，不会永远持续的’。特别是我给自己一个任务‘你呢，一定要比毛泽东活得长。陆铿，你听到，不准死！’有时候确实是在死的边缘哪！而且痛苦不堪哪！但是想想，明天会好啊，自我调节。二十二年的牢狱生活当中，有四年是单独监禁。
单独监禁是可怕极了！有的人就忧郁而死、或饥饿而死了。我自己呢，想起宋朝的一位词家的两句词‘重门不锁相思梦，随意绕天涯’。我人身体确实被你关了，但是我的思想可以飞出墙外去。自己单独在一个小房子里面，连站起来散步，走几步路都不行，他要叫你坐下，也不准你睡觉，他要吹哨子，晚上时间到了，才让你睡觉。
在这种情形之下，我就想，中国人造字啊，他不叫‘站牢’，也不叫‘卧牢’，偏偏叫‘坐监、坐牢’。嗨，我说，真是妙！所以在这种被强迫‘坐’的极端痛苦的状态之下，自我排遣。”
*陆铿先生：见字愉快，接待阳光，抱着马桶跳华尔兹*
我是三十多岁开始坐牢的，大概坐到六十岁。特别是饥饿状态，饿得不得了啊！在监狱那个情况之下，经常会有人被放在门板上抬走了。那时，要活过来很不容易。这是要有一股力量，而这股力量是精神力量，来支持你。
我举个例子，我看不到字，那么有一天，突然，家里送来鱼肝油。每个月规定可以送一次东西。嗨呀，我眼睛一亮！为什么呢？已经好久好久没有看到字了。鱼肝油瓶上的字，大家都知道是非常枯燥的字对不对？但是感觉到眼睛一亮，真是非常之愉快！
因为不跟外界接触，只有看太阳。最初是看到它从窗缝里进来了，非常细的，慢慢、慢慢地放大。中午以后，又慢慢、慢慢地缩小。迎接它进来，又送它出去。觉得这也不错啊，把太阳看成一个来访问自己的朋友一样地接待。那与正常的生活是完全不同的。
每个人每天只能有二十分钟出来涮马捅，自己倒掉，然後刷掉，那是刷得干净的不得了。然後，甚至抱著这个马桶，在院子里散步。趁着看守不太注意的时候，跳起了华尔兹‘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看起来自己好像发疯一样的，否则的话就活不下去嘛。”
*陆铿先生：我拥有的最大财富是友谊*
主持人：“陆铿先生的整个中年时代，几乎都是在监狱里度过的。熬过漫长岁月，终於活到被释放的一天。陆铿先生说，当他两手空空走出监狱的时候，所拥有的最大财富是朋友的友谊。”
陆铿：“我应该说‘友谊万岁’。当我从大陆出来的时候，共产党说‘你必须在香港找到保人，保证你在香港的生活’。我就想到了左右开攻。左边呢，香港《大公报》的社长费彝民，是我的老友。右面呢，《新闻天地》的社长卜少夫，总经理黄绵龄，是我的弟兄，我们共同创办《新闻天地》的。我就说‘我找这三个人，也就是两边的人，来替我作保’。共产党的一位干部就跟我讲，他说‘你跟这些人都分开将近三十年了，他还会认你嘛？’我说‘我有把握。’
嗨！很快两边都回电了，都愿意担保我。而费彝民很客气‘欢迎命驾来港’。
到现在为止，我认为我陆铿最大的财富还是朋友。
这个广播，我告诉你很妙啊，每次广播以後，大陆都有反应，有的呢，还是从劳改矿山上写信来给我，是我过去的同窗之友，铁窗的‘同窗之友’。当然，不认识我的人写信来的也有。我就感觉到，接受一次广播采访，认认真真地讲，也会得到友谊的温暖。
过去在监狱里面管我的人，他是执行专政的，而我是被专政的对象，竟然到现在变成了好朋友，互相之间还通信、来往。确确实实心灵相通。当时管要犯队的指导员，我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颜大人’。到现在，我跟他通电话的时候，还照样喊他‘颜大人’。这位先生现在在昆明，他叫颜惠珊。”
最重要的一个例子就是我跟星云大师的朋友关系。星云他是佛教徒，我呢，是基督徒。我跟他两个人变成非常好的朋友。”
*龚选舞先生：陆铿先生是我看到的最大胆、最心细的记者*
主持人：“陆铿先生在全世界拥有太多的朋友，在他八十岁寿辰的时候，朋友们前来庆贺。现在，我们就来听听朋友们谈他们心目中的陆铿先生。
现在住在美国的原台湾的《中央日报》驻欧洲、美洲特派员龚选舞先生说，陆铿先生是一位无所畏惧的记者”。
龚选舞：“陆先生对任何人一点怕惧都没有。上至总统，下至司机，他都能把他们看作一样的采访对象。我们在南京采访，共产党的周恩来啦，青年党的曾琦啦、左舜生啦，他都是把他们当作是新闻采访对象。他不仅能够从要人那里直接得来消息，往往他的消息得自司机、副官，上上下下，只要有新闻的地方，他就去。
那个时候，有一个说法是，南京《中央日报》的采访组他是主任，那时候消息的集中就像是股票市场一样。那个时候他是我看到的最大胆、也最心细的记者”。
*卜大中先生：陆铿先生――“永远的记者”*
卜大中：“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卜大中，我是台北《中国时报》的副总主笔，负责写评论和社论。陆先生是很有趣的人，我认识他很久，也很佩服这位老人家。
我就发现他有几点很特别，跟一般的老人家不太一样。他的童心很旺盛，对事情很好奇。他对风景、电影、戏剧毫无兴趣，他就对人有兴趣。古道热肠，有话就直讲，因为这样，他也得罪了这个政权。好的他也说，坏的也说，这是非常可爱的德行。他到了七十多岁，还随着新闻到处跑。他今年已经八十岁了，还在作采访，所以在台湾被称为‘永远的记者’。
卜大中先生应邀朗读了他《和陆铿先生八十寿诞赋》的片断：“夫为陆公，高寿八十，文字铿锵，隐含丝竹之声，仿佛麝兰之气，遥想当年遂颈而立，仗笔如风雷之猛，发坚敌夫，喝斥有狮吼之威。当其乱世，纵横于纸上风云，。。。随大军北上柏林，声如洪钟，华夏广播之先锋，囹圄多年，不减青云之雄志，倏忽至今，年仅八十，风华正茂，意气风发如长安少年。嗟夫！山之妙哉，峰回路转；水之妙哉，风起波声。陆公之高，端在峰转生波。诚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也。”
*陆铿先生：解除报禁党禁，办张自由的报纸――我最后的希望*
主持人：“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听听‘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陆铿先生这位在台湾被称为‘永远的记者’谈谈他目前的工作和未来的心愿”。
陆铿：“假如说你要让我给听众朋友送个礼物，我就建议能够听到我这个讲话的朋友‘永葆乐观，拒绝死亡’，八个字，奉送给大家。我现在主要每个星期在香港《信报》上写陆铿专栏，专栏名叫‘百姓为念’，念念不忘老百姓。《信报》是朱鎔基先生每天必读的报纸。除此之外，还要给台北的《财讯》杂志写陆铿专栏，专门探讨两岸三地的事情。
除了《陆铿回忆与忏悔录》之外，还出了两本书，《陆铿看两岸》、《李登辉的最后决策》。我是作为一个记者，该怎样批评就怎样批评，该怎么认定就怎么认定，实事求是谈出自己心灵的感受。如果你们听众有这个兴趣，也可以通过自由亚洲电台，你写个信给我，我想办法寄给你也是有可能的。
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有一天开放报禁了，我准备不管是八十五岁也好，九十也好，到大陆去办个报。
我曾经在一九八五年五月十日在中南海跟胡耀邦先生谈的时候，我跟他说‘我有这个愿望’，耀邦说‘有希望，有希望’，所以，这个‘有希望’始终在我心里存着个希望。到大陆解除报禁了，解除党禁了，能够允许办一张自由的报纸，这就是我最后的希望。不是不可能哦！”
以上是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对陆铿先生的访谈。
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节目由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采访编辑、主持制作。声音文件存在自由亚洲电台普通话网页“心灵之旅”栏目中，可链接後在“工具栏”点击“收听节目”，听访谈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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