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从修改教科书到修宪，近来个人崇拜与禁言打压愈演愈烈，令更多人忆“文革”*
今年5月16日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爆发52周年。在前面的“心灵之旅”节目中谈到，中国教育部推出新版八年级中国历史教科书送审本，其中删去原教科书中“文化大革命”一课，将有关“文革”的内容与“十年探索”合并归入第六课，题目是“艰辛探索与建设成就”。把以前课本中“毛泽东错误的认为”中“错误的”三个字删去，改为“毛泽东认为”。
前不久，又从修书到修宪。删除了中国国家主席、副主席的任期限制，并把所谓“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宪法序言。
近来中国各地个人崇拜和当局对不同意见的禁言打压也愈演愈烈。
这一切让越来越多中国人回忆起“文革”历史，回忆起毛泽东作为终身领袖时代自己的亲身经历。
*简介本访谈录前两部分内容和第三部分主线*
在本访谈录之一部分,现在在美国的退休专业人士郦曼茵女士谈了她对中国修改教科书和修宪的看法，又讲述了她在“文革”中因南京一起所谓“反革命集团案”被判刑十五年的经历。回顾了该案所谓“首犯”，俄文翻译王同竹和王同竹的妹夫、数学专才孙本桥，以及朋友、英语专才姚祖彝被判处死刑枪杀案件简况。
这一案件在当时的南京尽人皆知，但今天的人所知甚少。
在本访谈录第二部分，郦曼茵女士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相关记忆对现在网上不多的关于王同竹案的记述作了一些订正，郦曼茵女士也谈到自己艰难的求学之路。
她这位当年学习电器安装专业的技术学校毕业生，又是怎样与曾经在中共中央马列著作编译局（现中共中央编译局）工作的俄文翻译王同竹相遇的呢？
今天我们就听听郦曼茵女士讲述与王同竹相遇前前后后直到王同竹被判处死刑，她自己被作为同案判处十五年徒刑的经过。
*郦曼茵：技校二年级时三同学开会商讨办杂志《潮锋》未果，三年级“肃反”被追究 *
郦曼茵：“ 我的出身不好，共产党不让我上大学。 所以我是中等技术学校毕业的，上海电器制造学校，我学的是电器安装。
毕业那年正好是1955年‘反胡风’，扩大为全国性‘肃反运动’，因此大学毕业生也好，中技校的毕业生也好，我们统统必须参加这个‘肃反运动’。结果我在‘肃反运动’里第一次受到打击。因为我和班上另外两个同学曾经开过一次会，商讨过一次想要办一个杂志。商讨了半天，因为没有钱，结果也没办起来，那就算了。”
主持人：“杂志的名字起了没有，叫什么？”
郦曼茵：“起了。这个杂志的名字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罪名，因为我们想出的名字叫《潮锋》。这个名字可能也是受到去参观鲁迅纪念馆时候一些杂志名字的影响。那时候他们有《浙江潮》啊什么的。所以我们想叫《潮锋》。为什么要起这个名字？当然啦，它又是潮水，又是潮水的尖锋，像浪一样的。同时它也是‘嘲讽’的谐音，所以这个名字是一个很大的罪名。”
主持人：“在给你们定罪时，他们把这个谐音给破解了？是吗？”
郦曼茵：“对，对。”
主持人：“接下来怎么样？”
郦曼茵：“想要办杂志是二年级，1955年是三年级毕业，就因为这件事，把我们在‘肃反运动’里打成‘反动小集团’。”
主持人：“和您一起当时被处理的，有几个同学？”
郦曼茵：“一共三个。除了我还有两个男同学。那次运动以后，我们的档案里就是‘反动小集团成员’，成为‘内控’对象，我那时才18岁。”
*郦曼茵：“肃反”后被“内控”，我后来的工作、生活、甚至婚姻问题上都受到影响*
郦曼茵：“‘肃反’肃了半年，然后又把我们送到上海市高教局举办的政治学习班学习了四个月，最后才分配工作。我和另外一个男同学被分配到四川绵阳，到技工学校当老师，还有一个同学被分配到陕西咸阳一个技工学校当老师。
我以为没事了。我想强调一下，这个运动看起来不像后来那些运动那么残酷，因为第一，我们也没挨打，也没挨饿，也没有受到任何处分，也没有送去劳教，可是这个‘内控’是非常严厉的一个问题。因为从此以后我们就是被不信任、被注意、被监视的人。实际上这影响了我的一生。我在后来的工作和生活，甚至婚姻问题上都受到它的影响。所以到了‘文化大革命’前，我就没有一个正式的工作了，不在‘编制’之内了。
在‘文化大革命’前，我的工作就是南京市一个区的职工业余学校的代课老师，不算正式编制。
等到‘文化大革命’一来，所有学校，包括职工业余学校全都停止了，我就没工作了。”
主持人：“‘文革’学校都停课了，老师还是有工资的，但是因为您不是正式编制，所以没工资，是这个意思吗？”
郦曼茵：“是的，是的。
主持人：“公职怎么就没有了呢？”
郦曼茵：“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好像一旦有了公职都是‘铁饭碗’，除非你成为‘右派’了，或者怎么了。我之所以没成为‘右派’，我认为完全因为是1955年我刚刚经历过‘肃反’，完全知道这种运动是怎么回事。所以等到‘鸣放运动’时，我根本就不发言。因此我就没成为‘右派’，要不然我绝对是个‘右派’，因为这个教训我没成为‘右派’。
这时候我在四川工作了两年。你知道共产党的政策经常改来改去，他们忽然又说这个学校不办了，所有的教职员工都要上山下乡去作农民。我当时因为有肺结核病，实际上就是在毕业时体检查出来的，我还是被‘肃反’整了半年多。我后来去工作，那时我的结核病稍微好一点，所以我可以8小时工作，但是不能超过8小时的劳累。”
*郦曼茵：我的恋爱与结婚*
郦曼茵：“这种情况下碰到一个问题，我谈恋爱了，我有一个未婚夫，他被打成‘右派’了。所以这个事情对我的打击非常非常大，因此我的结核病就恶化了。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学校不办了，他们把所有的教职员工都弄到山里去。我的身体不好不能去，因此就动员我回家，我从此以后就没有公职了。”
主持人：“当时您的男朋友被打成‘右派’，后来情况怎么样？”
郦曼茵：“我这个人就是……人家好多……被打成‘右派’了，就都跟他‘划清界限’啦，离开他啦，这种事太多了，可是我就不是这么个人。打成‘右派’以后，他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我不能离开他，所以我们还是保持著这个关系。
但是，他本来在陕西的西北工业大学当助教，后来因为打成‘右派’，好像是‘四级右派’处理吧，也就是说不能在原来的工作岗位上了，就把他调到天津的一个什么工厂去当工人，所以我们两个人就离得很远了。但是我们又不能结婚，因为他的这种处境，这样就拖了有四、五年。
因为我的被内控的状态，我住在南京，没有正式的工作。派出所的那个警察他就处处刁难我。后来我就到街道办事处办的一个写钢板蜡纸的誊印社去工作，我在里头工作得挺好的。可是派出所跟那个誊印社的领导处处找我麻烦，搞得我好一个‘四类份子’那样。
有一次他就把我找去了，说‘你是从四川回来的？’
我说‘是啊’。
他说‘你到四川干什么去了？’
我说‘我到四川是分配工作去的。’
他说‘不是吧。根据我们的纪录，你是到四川劳动改造的。’
我就跑回家，把我的《退职证明书》拿来，我说‘我要是劳动改造的话，我有退职证明吗？我不会有吧？’
我在当时这种被他们像‘四类份子’那样的监视和对待，我觉得非常屈辱，呆不下去。第二是我的肺病始终没好，反反覆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当时觉得必须离开这个环境，不能再呆在我母亲家里，在母亲家就是这个派出所。后来我就跟别人结婚了。”
主持人：“您跟原来的那个未婚夫就分手了是吧？”
郦曼茵：“嗯。”
主持人：“您结婚时多大年纪？”
郦曼茵：“我那时已经25岁了。我当时跟这个人结婚完全是在一种逃避现实、走投无路情况下。因为他的身分是南京一个非常有名的水泥厂（公私合营后）的‘私方人员’。他父辈是创建了这个水泥厂的，所以他就作为资方人员在这个水泥厂里工作。算被‘统战’对象的，参加工商联啊，什么学习呀，开会啊……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因为他当时很追求我，他说‘你嫁给我以后，他们看你就是我的老婆了，你以前那些事他们就不会再找你的麻烦了，我觉得好像也是这样。所以我们就过了几年太平日子，然后就‘文化大革命’了。
主持人：“您有孩子吗？”
郦曼茵：“没有。”
*郦曼茵：“文革”爆发后被抄家、批斗，家庭经济状况骤变*
主持人：“后来怎么样？”
郦曼茵：“本来我先生的工资是比较高的，我们日子过得相当不错。可是‘文革’来了，首先我们就遭到抄家，以后被带到厂里批斗，连我也带去了。接下来就不给工资了，每月只给他40块钱生活费，我们两个人就靠这40块钱过日子。我这个先生从小是养尊处优长大的，从来没过过那么穷的日子。其实本来的话，40块钱两个人过日子也是过得去的，中国大陆好多人五、六十块一个月的工资，还要养大五、六个小孩儿呢。
但我的那个先生一辈子没过过这种40块钱两个人的日子，所以希望我能够再找到一点什么工作，有一点收入。因为我喜欢唱京剧，我在南京也是个小小有名的‘票友’吧。‘文化大革命’以前当然各种戏都唱。‘文化大革命’以后就光唱‘样板戏’了。我就唱《沙家浜》的那个阿庆嫂，在南京还是小有名气。
这样就认识了几个朋友，其中有一个朋友叫郝云鹏。他好像没工作，他怎么日子过得挺好？好像比别人都好，我们都觉得奇怪。当然他太太是中学教师有收入，后来了解他实际上是在做一些包括投机倒把的买卖，什么香烟，或者什么比较短缺的商品啊。还有一个就是到乡下去‘包工’，干一些什么活儿。
投机倒把的事我是不会做啦，但是我想‘包工’的事……他们去给乡下装电灯，于是我就跟著这个朋友去做这事情，因为电的事情我还是会的嘛，我就是学这个的嘛。”
*郦曼茵：从听说“老黄”（真名王同竹）到读其诗、见其人，对他有进一步了解*
郦曼茵：“但是在这之前，这个朋友就提到王同竹，那时候他告诉我们，他认识了一个新朋友，他们都叫他‘老黄’。说这个人是很了不得的人，是武汉大学俄文系毕业，分配到中共中央马列主义编译局工作，可是他因为写文章，就变成‘右派份子’。先被送到河北省的茶淀农场去劳动教养，以后因为说他‘表现不好’，不认罪，于是又把他送到新疆一个劳改农场（搞不清还是劳教农场？）。那个时候很有名的诗人艾青也是在同一个地方劳动教养。
到了‘文化大革命’以后就比较乱了，领导也被当成‘走资派’打倒了，所以就比较没人管了。这个‘老黄’就从新疆跑出来了。
他为什么会跑到南京，这事我也有点不懂。他一没有粮票，二没有户口，什么都没有，他怎么生存呢？他也是去做这种‘包工’，这样就认识了我的那个朋友郝云鹏。郝云鹏就跟我们介绍这个‘老黄’，说他的文采好得不得了。
我这个人对‘右派’份子向来特别钦佩，特别有一种‘情结’。我一听‘右派’份子，我首先就同情了，再加上他说这个人非常有才学，我说‘你能不能把他写的东西带给我们看看，到底有多好？’
后来他就带了几首他写的诗给我们看。哎呀！我觉得真是了不起，真是非常非常好的诗。因为我也懂一点诗，我学过格律诗，对于怎么样才称为格律诗，怎么样才是好的格律诗我也懂一点。我觉得，这个人不但格律诗写得好，也写新诗，我觉得耳目一新，跟一般人在报纸上发表的什么新诗都不同。
有一次我跟着郝云鹏到农村去安装电灯，就有这个‘老黄’，后来才知道‘老黄’其实是他的假名，他真实的姓名叫王同竹。他喜欢郑板桥的话‘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
因为我们在农村装电灯，还可以呆那么几天，所以白天晚上都有时间在一道聊天，甚至对他比较有进一步的了解。”
*郦曼茵：我曾带他和他的女友到我家坐坐，我帮他抄写过诗作，并无太多进一步来往*
郦曼茵：“他到南京就有过一些接触，这事情得从他打成‘右派’开始。他在中共中央马列编译局工作时结婚了，太太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藏语播音员，也是个很漂亮的藏族姑娘。可是他被打成‘右派’后，就跟他离婚了。他到南京后认识了一个年轻姑娘，那时王同竹大概近40岁。那个年轻姑娘是个插队落户‘知青’，他们两人就谈恋爱了。”
主持人：“这是哪一年的事情？”
郦曼茵：“大概是1968年吧。”
主持人：“那个姑娘插队还在农村吗？还是回城了？”
郦曼茵：“她当时在农村，那时还谈不到回城。但是她插队落户就在南京近郊，所以经常回家。可是这个姑娘的父亲是个工人，他晓得他女儿谈恋爱是这么一个年龄比较大又搞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来历的这么一个人，他父亲就反对，不让她跟他在一道。
可是你想，年轻姑娘嘛，你越不让，她就越要叛逆，越要跟他在一道。可是他不能上她家去，因为她家不让他去。他们两人等于就没地方去，要不就整天在外头逛。
所以有一次就想到我家来坐坐，我也挺同情他们的，就把他们带到我家来坐坐。这样也认识了我的先生。
我先生根据王同竹的谈吐……也看过王同竹写的诗，觉得这人是个很罕见的才子，也蛮同情他们的。但是后来在稍微多接触以后，我先生就觉得他在政治上好像有些观点太危险。我先生是个很胆小怕事的人，他说 ‘哎呀！我们不能够再请他到我们家来了。他的这个观点有点太危险，我们还是不要跟他太近乎吧’。就这样，他也就到我们家来过一、两次吧。
另外我对他还有一个帮助，就是他还在不断地写诗，但是他因为居无定所，有时候就在什么车站过一夜啊，有时候也不知道在谁的家里过一夜。他也没个很好的本子来写诗，抓到什么纸就写在什么纸上，什么香烟盒的皮啊，都写在上面。我就做了一件事，用一个本子把他的那些诗都抄录整理起来，我就给了他。我没有留著，基本上来往也就这么多，没有太多更进一步的来往。”
*郦曼茵：我和前夫离婚是在我被捕前不久*
郦曼茵:我和我的前夫……就是那位统战对象,我和他离婚是在我被捕前不久,原因也纯粹是因经济方面的。我们两个人在经济上受到很大的压力,我又找不到工作,他就认为,如果他和我离婚,我就不再是什么资产阶级的、资方人员的家属,我就可以找到工作。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办了离婚。实际上我们仍然还是很好的朋友,只不过是为了生活而不得不这样做。
可是不久以后,我就被捕什么了嘛。"
*郦曼茵：忆我被捕的经过——公安警察用“黄鱼车”驮着我从苏北农村到扬州*
主持人：“您被捕的淮确日期是……”
郦曼茵：“ 1970年5月10日，我记得这一天。我那时候有一段时间已经跟他们都没有什么来往，因为我这时在苏北农村一个生产队的工厂找到一个工作，在那儿待了几个月，这样我就跟他们没什么接触联繫，什么都没有。
1970年5月10日是我被捕的日子。那天早晨也不知是休息没上班呢……反正是早晨，春天嘛田野里都是开的油菜花，很漂亮。我就在田野里散步，欣赏那个油菜花。然后就往回走，我住在一个老乡的家里。
走到半路上就遇到大队支部书记，他说‘你跑哪儿去了？快来！快来！跟我走。’
我也不知道有什么事，就跟他走。走到我寄宿的那家人家，就看到南京市两个公安人员，他们叫我带着牙膏、牙刷、毛巾这些东西，叫我跟他们走，然后就把我带到扬州。
因为我是在苏北，离扬州还要北面一点的地方。当时他们是用什么带呢，那时候他们公安都没汽车，就是用自行车……我们叫‘黄鱼车’，就是后头加一块板，一个人踩自行车，后面就可以坐一个人。
两个公安，一个警察载着我，还有个警察就跟在后头，也是骑这个车。我也是坐这个车。不过他们一前一后，我夹在当中就是了。自行车走得很慢，等到了扬州已经是傍晚了。
*郦曼茵：没逃过公安的眼睛——我随身带的朋友的信被收缴，我又被从扬州送到南京*
郦曼茵：“路上还发生了一件事。当时我口袋里有一个朋友的一封信。这个朋友是被迫下乡去的，那是他从乡下写来的一封信，里头当然就有一些不满的言论。我觉得我（自己的处境）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不能让公安看到这封信，所以我就想把这封信毁掉。
可是我在路上我完全没法把这封信掏出来撕掉，因为后面有一个公安盯着我。后来我说‘我要小解’，他们就停下来。两个公安是男的，也不能跟我进去，所以我心想，我到了公厕就可以把这信毁了。
其实因为我在车上已经用手摸摸口袋，后面那个公安已经盯上我，他们毕竟是专业嘛。当时我要进公厕前，他们就说让我把口袋里所有的东西都拿出来，不然的话他们就要搜身。在这种情况下，就没办法了。我斗不过他们，所以那封信就落到他们手里了。
因为这事情，他们就认为我不老实，所以他们当天晚上就把我送到扬州市的看守所关了一夜。到第二天早晨，他们来带我继续回南京。
我为什么知道他们是因为路上的这个事情把我送到扬州市的看守所？第一，他们进看守所时办手续办了半天，不像是事先讲好的样子；第二，第二天早晨我们不是直接回南京，先到一个很漂亮的……扬州有很多古时候传下来的私家花园，后来就作为招待所什么的，到这个招待所里接两个人，就是王同竹的‘知青’女朋友和她的同学。也不晓得她们两个人是从什么地方被带到扬州的，然后就在那个招待所里住了一夜。”
主持人：“在您被捕的时候，您有没有听到王同竹的信息，他是不是被捕了？”
郦曼茵：“我没有听到信息，因为我有一段时间跟他们没有什么来往。但是我一被捕，就清楚一定是王同竹那边出事了。以后把我们带到南京，把我带到雨花台的公安分局里关押了半天，傍晚就把我送到南京市娃娃桥看守所。
*郦曼茵：我被捕后第二天的提审。我抄诗的小本子和公安手中的大提箱*
郦曼茵：“第二天就对我提审了。到底为什么逮捕我，我也不清楚，我就让他们问我吧。
他们首先问我‘你知道你为什么被捕吗？’
我说‘我不知道。’
‘你有没有做过什么犯法的事？’
我说‘我没有。’
‘你有没有做过什么违反毛泽东思想的事？’
我说‘这个就难说了，谁也不敢说没做过违反毛泽东思想的事。不过我好像没有有意去做’。
然后他们就开始一个劲问我都认识些什么人，在南京有些什么朋友，然后就问到郝云鹏，然后问到‘老黄’。这时我就知道了，问题就出在他们那里。但不是王同竹把我供出来的，一定是那个郝云鹏。
然后重点就问‘老黄’，‘老黄叫什么名字啊？’
我没说，我说‘我们就知道他叫老黄。’
其实我知道他本名叫王同竹，但是我觉得我不要说出来比较好，说明我跟他的关系不是很密切，这样我就保护我自己。
‘你见过他写的诗没有？’
我这个人也是不大会说谎，我就说‘我是见过的。’
然后他们就说我不老实。他们就把我给王同竹整理诗的那个小本子拿出来了，我就明白他们什么都知道，我就承认了。
这时我就想起来，头天早晨在扬州看守所去接那两个女孩子的时候，同时有两个皮箱。公安人员还叫我过去提那个皮箱，我是他们逮起来的犯人，所以就让我劳动，把那个皮箱从门口提到车上。皮箱重得不得了，当然是叫我提一个了。我这个人最没力气，我的臂力最差，根本提不起来。非常困难才能离地一点点，马上又要放下去。这个公安人员还笑，就不让我提了。
我想起来，那个箱子里是什么？全是王同竹的作品，都是纸啊，所以特别重。我就晓得，所有东西已经都落到他们手里了。我也没有进一步可交代的。”
*郦曼茵：从被捕到公判不满两个月，王同竹、孙本桥等被判处死刑，我被判刑十五年*
郦曼茵： “然后就批斗。把我们带到全南京各个区、各个县，甚至农村去批斗。大热天，被批斗了多少场我都记不得了。
到7月……几号我忘了。最后那天是在南京市‘五台山万人体育场’开公判大会。我们被公审已经习以为常了，从五月份被捕以后，两个月不到的时间当中已经公审至少有十几场。但是那天……要么就是7月24日，要么就是7月30日。
公判大会把我们五花大绑，绑得紧紧的，根本身子就不能动。两边还有两个公安人员押着我们，把我们的头摁下来。除了看到地上，根本什么都看不到。
站在台上，经过了很长时间的所谓‘公判’，然后就是一个一个读名字，从王同竹读起。谁谁谁判死刑，谁谁谁判死刑……唉呦，好几个人判死刑啊，包括他的妹夫孙本桥。孙本桥这个人我当时就知道他是个数学天才，现在网络上也有很多人提到孙本桥是个数学天才，而且年纪也比较轻，人长得很高大、很强壮的样子，实在是太可惜了！活生生的。
还有几个我根本不认识的人，是王同竹的朋友，好几个人都被枪毙了。我当时真的是觉得我脑袋上……每报出一个人来，就好像有一个大棍子在我的头顶上砸一下似的。我真的是不能相信，就为写了几句诗，就这样随便的枪毙掉了。
给我判了15年刑。”
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对现在在美国的郦曼茵女士专访的第三部分，在以后的节目里请继续收听其后部分。
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由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采访编辑、主持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