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革史的研究中，文革期间非官方出版的大量被称为“文革小报”的报纸，特别受到研究者重视。在北京出版的《中学文革报》就是其中之一。《中学文革报》于1967年1月18日创刊。在创刊号上以大幅版面刊登了遇罗克撰写的《出身论》。由于《出身论》公开反对当时流行的“血统论”，而引起各界人士的注意。
《中学文革报》一共出了六期。每期都以刊登遇罗克撰写的文章为主。文章大都署名"北京市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
遇罗克当时是北京人民机器厂学徒工。一九七零年三月五日,他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处以死刑,年仅二十七岁。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告遇罗克无罪。
一九八零年中国的《光明日报》发表纪念遇罗克的长篇文章,题为《划破夜幕的殒星---记思想解放的先驱遇罗克》。
在文革史研究中,每当提到遇罗克,就会提到《中学文革报》,《中学文革报》是研究文革史,特别是研究遇罗克在文革中的思想与活动的重要史料。
《中学文革报》当初究竟是怎么办起来的？他是怎样一份报纸，后来为什么停刊？根据当事人回忆，《中学文革报》的主要创办者，是当时北京四中高中学生牟志京、王建复和遇罗克的弟弟、当时六十五中高中学生。
现在在北京的工程师遇罗文先生回忆当时创办《中学文革报》的情形——
遇罗文:当时可以说是"血统论"最猖獗的时候,1966年10月份左右,我和我弟弟都到了广州,发现一种很简单的油印方法,我就写信告诉了我哥哥遇罗克。他知道后也非常高兴,把连夜写的《出身论》寄给我们。我和弟弟就在广州用油印方式印了几百份,一半邮回北京给哥哥去散发,他和我姐姐遇罗锦在北京街头也贴了不少。我们在广州贴了不少,沿途一路上贴了不少,一直到十一月份,我们从广州回到北京。
在北京我们又接着印,接着贴。后来就被北京四中的牟志京和王建复两位同学发现了,就找到我。我们三人一商量,当时就认为应当办个铅印的报纸,这样影响面就更大。
他们就去借钱,我们就去买纸,然后找印刷厂,很快就印出来了。
1967年1月18日,我们就出了第一份叫《中学文革报》。
主持人：《中学文革报》三位创办者中的另一位，原北京四中高三学生王建复，现在是北方交通大学电力中心办公室干部。
王建复先生回忆说：遇罗文当时贴这个传单贴到我们学校，我和牟志京看见后，牟志京和我说这个事情。遇罗文当时在北京六十五中，我们找到他谈起来。我们感到，什么最有力量，什么才能表达我们自己的声音，那就是办个报纸。因为当时北京小报很多，学生都很胆大，说干脆咱们办个铅印的吧，我们就干起来了。
主持人问:那时候办报纸的经费从什么地方来?
王建复:当时我跟我们四中教导处比较有点联系,另外因为我们也是反对"血统论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老师们当时也比较同情我们。我就出了个借条,借了五百块钱。然后进行排版,
我们找了四中一个小屋子,在那里排版,排了三天三夜,主要就是《出身论》。
主持人:你们的报纸是在什么地方印刷的?
王建复:我记得非常清楚,是牟志京联系的《解放军画报》印刷厂,当时名字叫1201印刷厂,印的时候,工人一边印,一边往自己兜里揣,这我印象特别深。他们都觉得这报纸特别好。
主持人:你们那时有没有想到会惹什么麻烦?
王建复:说句老实话,我们也就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累到什么程度?我记得最清楚就是遇罗文接一个电话,居然睡着了。我们的第一期终于出来了。
我在第二期上写一篇社论,当时学校里都认为,我们是反对对联的英雄。
主持人：遇罗克的弟弟遇罗文回忆《中学文革报》的出版发行情况——
遇罗文：《中学文革报》共六期，主要文章都是遇罗克写的。
主持人问:每期印多少份?
遇罗文:第一期只出了三万份,第二期大概出到五万份,第三期就开始大量出,因为那时我们报纸非常受欢迎,卖报纸的场面简直热闹极了。报纸身价也非常高。我们卖是二分钱一份,但黑市交换是别的报纸几十倍的售价。
主持人:遇罗克的小弟弟遇罗勉文革的时候是初中学生,他当年也参与了《中学文革报》的工作。
现在在北京的工程师遇罗勉先生说:我主要是卖卖报纸,看看读者来信,收一下读者来信。我印象深的就是我卖报纸的时候,那些人追着我买这报纸,为了卖得快,那时候是二分钱一份,可能也是小孩子幼稚的作法,一个人只许买五份,为的他给我一毛,我给他五份报纸非常快。
记得有一回我卖报纸的时候,人太多了,我不敢卖了。我在前头跑,后边排着队追,不愿意把队弄乱。
追得实在不行了,我就躲到一个院子里。给我印像特别深就是我进了大门,外面的人还排队在外面等着,还对我说"我们都排好队了,你别害怕,你再卖吧"。很快就把那期几万份卖光了。
那时候找我们的人特别多,那时毛泽东的像章就算是特别珍贵的,沈阳高中生孙钢当时买了报纸,那天就要回沈阳,临走之前在北京站买了《中学文革报》,然后把一个毛泽东像章给了我们那儿卖报的人,说让他带给《出身论》的作者。
遇罗勉先生这里所说的沈阳的高中生孙钢,后来结识了遇罗克,在遇罗克被捕那天,警察搜查遇罗克家的时候,孙钢正好走了进去。
孙钢被判刑十五年,坐牢十年后出狱。现在在美国北加州担任一家保安公司总裁的孙钢先生,谈他是怎样通过《中学文革报》认识遇罗克的——
孙钢:我原来跟遇罗克根本不认识,就是因为看了《中学文革报》看了《出身论》,我才决定去找他。我想很多人都是这样。因为我那时经常去北京,我好多亲属在北京。那天我在北京车站上火车的时候,在那儿买了一份《中学文革报》。
看完这份报纸,给我的震动非常大。文章实质讲出一个最根本的东西"社会影响大于家庭影响"。我对他这个出发点非常赞成。虽然他有些话说的比较激烈,就说"中国讲的有成分,说穿了是一种歧视"。而且他比喻"这种歧视不亚于像印度的种姓歧视"。
这种话现在看来,说得恰如其分,在当时好多人都接受不了,好像说的有点太过分。那个年代有这样的人,能够疾呼出这样严重的社会问题,这真是不得了的。所以我由衷敬佩。
当时文章署名是"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我也不知道是遇罗克写的,所以一直想找到这个人。几次到北京,按照报纸上的地址,去了好多学校,没找到任何人。等我后来去的时候,《中学文革报》连出了几期,被人打得到处跑。特别是有一次实在找不到,我动身就回沈阳去了。
就在回沈阳那天,好像出现了奇迹,又是在火车站,有人卖《中学文革报》最后一期。当时卖报的有四个女生,后来他们才跟我讲,是李金环、张富英、张君若,还有一位好像叫王玲(音)。他们说卖我报纸的是张君若。
我当时看报纸太激动了,我说"你能不能让我见作者?我这次就是为这事来的"她们说"现在不好找"。我说"那你们给我转个纸条,希望他给我回封信"。我当时在火车站写了一封信请她们转。她们就把这封信转给遇罗克了。
遇罗克给我回了一封信,我就知道他是这篇文章的作者,也知道他住在什么地方。但是我还不知道他是这篇文章唯一的作者。
接到这封信,我马上回信,再次上北京,认识了遇罗克。
主持人:您后来以什么罪名被判刑十五年的?
孙钢:我曾经看过大量的《中学文革报》读者给该报写的信,我入罪的主要"依据"就是在这里,因为我读了这些信,我拿走了好多信,他们在搜查我家的时候,把这些东西翻出来了。而且我定了计划要给这些人写信。他们就以这为根据说我"参加反革命集团"。
谈到《中学文革报》当年收到的读者来信，遇罗勉先生回忆说：看信主要是纪亚琴和李金环两人负责回信。
主持人：遇罗勉和孙钢二位先生回忆中都提到在《中学文革报》负责处理读者来信并且参与卖报纸的当时北京气象学校学生李金环。李金环现在是北京一家足球特长学校主任。
我通过越洋电话采访她，请她先谈谈当年是怎么加入《中学文革报》工作的。
李金环:文革的时候,我感到有一股风从对联开始,让我觉得特别不舒服。不论在任何学校,都是搞"血统论",连你吃饭都得念"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些东西,第一次毛泽东接见红卫兵(1966年8月18日)以后,这种势头更严重了。我觉得好像这股风不对。
后来看到《出身论》,我觉得像一股"五四"时候的清风,具有民主思想,让你眼前一亮。我觉得,我得看看这个组织是干什么的,我觉得他的观点是正确的。当时就觉得豁出命去,我也要跟着他们干。我和我那同学两人到四中看大字报去了,正好看见门口有,我们就跟人家聊上了。从此以后,我们就帮人家卖报纸、搞印刷什么的,就干起来了。
一麻袋一麻袋的读者来信,有时候来信让我流出眼泪。一开始我们看得特别认真,后来看也看不过来了。
主持人:可否请问,您在那个时代算不算是"出身不好"的呢?
李金环:我的家庭倒不是。我父亲是老师,就是给我定出身我也是个职员。
主持人:那您当时为什么会抱着"豁出命也要跟着他们干"这样的态度呢?
李金环:我觉得《出身论》给人一种向上和民主的思想,我只觉得他坚持的是一种真理,我认为没犯错,就坚持这么干下来。按我现在看,当时那种工作真是自发性和创意性的,又管处理来信,又管卖报,要是开辩论会,我们还去维持会场,什么都干。我们是女孩子,当时也没管男的女的,就是觉得好像是自己应该干的,把它当成一个事业来干,其实谁也没给一分钱。
主持人:您也参与了当时卖报纸的工作,卖报纸的情形怎样?
李金环:哎呀,卖报纸特别热烈。老百姓特别能接受这些东西,反对的也有,有时反对的人不许可我们卖,追得我们满处跑。没辙了,我们就到小胡同里卖去。
主持人：当时也参与了卖报纸和处理读者来信的遇罗克的小弟弟遇罗勉回忆说——
遇罗勉：信太多了，最后邮局都不给送了，说太多，邮递员骑自行车送不了，让我们去取。通过那些信，我大哥也结交了全国各地很多读者。
主持人:这些信后来怎么处理了?
遇罗勉: 我们那时把所有的信都留着,等到我大哥被捕的时候,有一部分信是被公安局抄走了,有些信我大哥可能都自己处理了。
主持人：这份《中学文革报》为什么只出了六期，后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当年三位创办者中的另一位，当时北京四中高中学生牟志京。现在在美国西雅图一家公司工作的牟志京博士谈到《中学文革报》在文革中的命运——
牟志京:如果说我在办第一到第三期之间处于幼稚,我曾经坚信中央文革会支持我们。到了第三期的时候,中央文革特地派了信使 特地来告诉我们,用的这个成语"悬崖勒马,大方向错了",说的很清楚,而且是说"关锋(当时的军委文革小组副组长,总政副主任)同志让我们告诉你们"。
当然,这对我是个打击。我召集了一个会,直到现在,我觉得是很让我感动的一件事。在会上我说"从现在看,咱们接着办,就是鸡蛋碰石头,如果说以前咱们有幻想,现在是重新思索的时候了,每个人都有权利重新作出选择。这时候如果谁说退出这个报纸,别人都不应该抱怨。让我很感动就是没有一个人退出。大家都是抱着一种牺牲精神去继续办,明明知道没有好结果,也去继续做。
主持人：关于《中学文革报》到底发行了多少份，遇罗文先生说——
遇罗文:第三期以后,印的就非常多了。首先印了个专刊,印了九万份,专门登了《出身论》。到第三期以后就开始印十万份,到第四期印得就更多,大概十二万份。但到第五期就少了,因为经常受到反对者的责难,老红卫兵反对我们的经常去抄砸我们。第六期出完以后,中央文革的戚本禹就说话了,说我们报纸"是毒草,反动的"。这时候抄砸我们的就更多了,有恃无恐,只要一出来就抢走,把版都砸坏。特别要出第七期的时候,不能再出了,所以出到第六期。
总的发行量大约是四十万份左右。
主持人:遇罗克在《中学文革报》上发表的文章大多署名"北京市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或者用笔名,这是怎么一回事?
遇罗文:背景是这样,你的文章说得再合情合理,再有道理,那时的思考方法是先查你这个人有没有问题。罗克这个人曾经因为所谓"反动日记"被工厂那边关押过。反对你的人可以不说你的文章,而是说你这段经历,否定你的文章,所以他认为不适合以他的名义发表这篇文章。
当时我跟办《中学文革报》的那两位同学都不敢说这是我哥哥写的。到第二期以后,到我们报纸来找作者和谈感想的人太多了,有的是非常感动人的。比如自己深受迫害,看了报纸,就拿我们当亲人一样。
我每天都回去跟遇罗克说这些,他也非常激动。这样,就派了一个他的同学,也是他好朋友郝治,这人非常勇敢,说话又幽默又有水平,遇罗克派他以"北京市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成员身份到我们《中学文革报》编辑部,让他去接待那些想拜访作者的人。
主持人：当年代替遇罗克接待读者的郝治，那时候是北京轻工业学院学生，他是参与《中学文革报》工作的唯一大学生。郝治先生近年曾经担任北京造纸十一厂厂长，现在是北京造纸包装公司干部。
郝治先生回想起三十多年前受遇罗克之托，接待《中学文革报》读者的往事——
郝治:罗克来找到我说,第一期已经出了,反响非常强烈。最主要的是当时办报这些人都是中学生,他们最大的不过十八岁。我比他们最大的也要大六、七岁。时间一长,既然大家都在为这个事办报,连遇罗文都说他也不知道这小组是谁,那么在办报的这些人里会产生信任危机。在这种情况下,罗克又不能自己登上前台,他就来找我,把我推上前台。
我年长一点,接待来访者、处理一些其它问题,可能罗克就会更放心一点。
主持人:后来遇罗克的名字是怎样被外界知道的呢?
遇罗文:当时中共中央《红旗》杂志社也派人到我们那儿去采访,刚开始态度非常友善,也问到,到底是谁写的文章。我们当时没告诉他,因为必须经过罗克同意。
我们回去跟罗克一商量,他认为"我写这篇文章也没有任何问题,我不怕别人知道,既然已经影响这么大了,我愿意公开我的身份"。
这样,我们就把情况告诉了《红旗》杂志社的,等于被官方知道了是谁写的。
他们知道后不太长时间态度就转变了,跟我们报社其他成员说"《出身论》这篇文章有问题"。这个报纸就解散了。
遇罗克这时就发现老有人跟踪他,越来越感觉形势比较紧张,就跟家里人说"我有预感,有可能我很危险"。家人此后就很担心他,老有大祸要临头的感觉。
1968年1月5日,他早晨像往常一样去上班,带着他简单的饭,骑车走了,就再也没有回来。
《中学文革报》的创始人之一牟志京先生说:当时《中学文革报》很多人, 遇罗克是付出了什么的代价,(参与)报纸的很多人都付出极大的代价,很多人被关押、在学校里被殴打等等。
1967年4月13日戚本禹讲完话以后,说《中学文革报》是反动报纸,《出身论》是大毒草,公安局没有马上插手,但后来慢慢就进来了。
1980年以王晨的《划破夜幕的陨星》这篇文章开始,各大报刊都登出关于遇罗克的文章,当正面的英雄来宣传。那时候我曾经把大家召集在一起,在那个会上才了解到一些具体情况,就是报纸成员所受到的打击迫害。
其中让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报纸的一个成员,也是遇罗克多年的一个老朋友郝治。他被关押了很久,而且受到很多殴打。
遇罗文先生也谈到郝治的情况:他非常惨,不让他回家,把他关在一个楼梯间。当时除了他身上穿的衣服以外,屋里只有一个草帘子是他睡觉的地方。每天早上他的同学来都要毒打他一顿。有时因为有的同学没赶上汽车来晚了,还会很遗憾"今天我怎么没伸上手呢"。以打他作为取乐的方式,吃的每天只有四两窝头和咸菜。一点青菜都没有。这样折磨他整整半年, 如果这样下去非死不可,郝治就提出说"你们如果再这样对待我,我就从现在开始宣布绝食,又遭到一顿毒打。他就再也不吃东西,一直到七天。当时公安局并不希望他死,所以最后才答应不打他了,而且允许他从小黑屋子里出来,走到阳光下。这时候他才发现,他穿着的一件棉袄。。。因为进去的时候还是冬天,出来时已经是夏天了。。。穿的棉袄前面已经被血凝成硬壳,跟盔甲一样。他是一米八以上身材,称了一下,只剩九十斤。
但是,郝治从来不对别人说遇罗克和我都说过什么反对毛泽东啊这样的言论。所以我认为他是我见到的最勇敢、最坚强、最值得我佩服的一个人。
郝治：从平反到今天，也已经二十多年了。这二十多年里，刚刚平反的时候，像《光明日报》《中国妇女》、《中国青年报》还有其他一些，曾经有人以记者、报社的名义找过我，让我回忆这一段经历，因为我是所谓唯一的一个大学生。在1980、1981年，我统统都拒绝了。现在回答您的问题（指2001年接受“心灵之旅”主持人张敏采访），这是我第一次，以前没和采访我的人谈过这方面事情。
主持人: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我也想知道以前您为什么不接受记者采访?
郝治:为什么?并不是因为我害怕什么,在那种情况下,我都不害怕,现在平反了,我还怕什么呢?我说"这是我对遇罗克的一个纪念"。
在当初,因为《出身论》,我受了那么多苦,我被审查的时候、专政的时候、挨打的时候,不论吃了多少苦,我不是叛徒,我没有揭发遇罗克一条,那个时候我可以非常骄傲地说,我不是狗熊。
现在遇罗克平反了,但是遇罗克死了。今天我不想当英雄,我就是这么一个性格的人。
主持人:谈到由于《中学文革报》而受到迫害的人——
牟志京:还有另外两个立下汗马功劳的成员,一个是李金环,一个是纪亚琴,这两位女士当时负责我们报纸的对外通信。她们同时是北京气象学校学生,也被关押得很厉害。
李金环：因为我参加《中学文革报》，我们全学校都知道了，因为公安局可能跟学校说了，就开始批斗我。
牟志京:被关押的我们报纸的成员还有一些,遇罗文自己是一个。我和王建复都是《中学文革报》成员,公安局对我和王建复都进行了多次盘查。也许我还应该讲到我的一个小学同学叫朱大年。第一期《中学文革报》的出版所用的介绍信,是他帮我在"三司"开的。他也受到一定程度关押。
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就是《中学文革报》的读者很多人受到迫害,付出很大代价,而且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所显示的精神现在回想起来,很值得钦佩。
《中学文革报》读者孙钢,因遇罗克案被判刑十五年,坐牢十年。
孙钢说:为《中学文革报》献身的人太多了,像郝治。我还是太平凡,因为我这人没什么惊天动地的事。
主持人:您说为《中学文革报》这事献身的人多,被判刑期最长的就是您吧?
孙钢:不见得。丁广武(音)被判二十年吧。
主持人:您后来见过丁广武吗?
孙钢:没有。
主持人:我问李金环当初有没有想到遇罗克会被判死刑处决——
李金环:我想到了。
主持人:为什么?
李金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有这种预感,觉得可能就是这个结局。也可能比我想的来得还晚呢。
主持人:您为什么会这么想?
李金环:我讲不清楚。
主持人:您现在回忆参与《中学文革报》那段日子,是什么样的心情?
李金环:你的节目既然是"心灵之旅",我觉得又是震撼人心的。因为这件事从开始发生一直到它结束,非常暂短。但是这里所反映的思想内涵,它给你以后所带来的影响,在这里的收获,真是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
我已经五十多岁了,我回想在我一生中遇见改变我一生命运的两个人,其中第一个人就是遇罗克,是我终生的老师。
主持人:您希望年轻一代知道关于《中学文革报》、关于文革的那些事情吗?
李金环:我希望。
以上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由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采访编辑、主持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