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上篇文章《共产党内的“乡党政治”始于王瑞林》中向读者和听众们介绍了在当今中共整个官场内屁股上绝对干净的清官比大熊猫还要稀有的大环境里，胡锦涛痛下决心同意习近平替他“挥泪斩马谡”的首要原因，肯定不是与薄熙来在庭审过程中唯一承认的“教子失责，驯妻无方”和“婚外性关系”的同类“违纪行为”，而是被习近平怒斥“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拉派结派，结党营私”。
果不其然，令计划被宣布“正在接受组织调查”之后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就宣读了习近平关于“强化纪律刚性约束，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训令，严厉警告“党内决不容忍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
《中国经济周刊》的一篇关于令计划问题的综合报道《一个家族及其贪腐朋友圈的落幕》中说：“2014年1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的讲话中谈道，‘决不能搞封建依附那一套，决不能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那一套，决不能搞门客、门宦、门附那一套，搞这种东西总有一天会出事！有的案件一查处就是一串人，拔出萝卜带出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形成了事实上的人身依附关系。’若以这番话来回看令氏腐败窝案，颇有‘敲山震虎’的意味。”
但笔者更认为习近平当时的那番讲话，明显是在给周永康案作总结。中共政权日后对外发布的关于周永康案调查进程内容中说:” 2013年12月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会议，听取了中央纪委在查办案件中发现的周永康违纪线索情况的汇报，决定开展相应核查工作”。一个多月后，习近平就有感而发了党内不能搞“封建依附那一套”。
周永康问题调查结束政治局宣布开除他中共党籍的决定中说：“经查，周永康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保密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多人谋取非法利益，直接或通过家人收受巨额贿赂；滥用职权帮助亲属、情妇、朋友从事经营活动获取巨额利益，造成国有资产重大损失；泄露党和国家机密并进行权色、钱色交易。调查中还发现周永康其他涉嫌犯罪线索。”
从如上内容大致可以判定，周永康在位时与“石油帮”、“四川帮”、“政法帮”成员之间的关系，相当于封建帮会中的帮主与门客、门宦、门附”之间的关系，可以被形容成“结党营私”，但并不是中共政治词典中的那种政治和组织意义上的“拉帮结派”。而令计划则不同，从大体上已经被中共官方默认的令计划罪案内容看，他即犯有与周永康大同小异的“结党营私”，更犯有江青、林彪等人曾经犯下的“拉帮结派”。与周永康和其整个犯罪集团成员之间的关系全部都是纵向关系相比，令计划的“拉帮结派”即有纵向的，更有横向的。比如外界已经有所披露的他和“团派”死党李源潮和刘延东之间，与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之间曾经的“不正常的组织关系”，笔者日后会有文章陆续分析和介绍。这里还是接续上篇文章的话题“共产党内的‘乡党’政治始于王瑞林”。
今年年中令计划的手足兄弟令政策被宣布接受组织调查之后，新华社立刻发表了一篇题目为《朝里有人也不灵》的短评，引来网上一片赞扬声，但也有媒体不屑于新华社的这种“假大胆”行为，故意在转引新华社这篇短评时在它的原标题上加了一句(朝里那人都靠边了当然不行)。
相比于曾经担任过十三年时间的中办副主任、主任而后已经降格为统战部长的令计划，当年占据中办副主任位置长达十九年，出任总政治部（实权）副主任长达十年的王瑞林则是平安降落。当年他在位时，中共政权的军队系统内人人都信奉“朝里有人好作官”。
王瑞林利用自己服侍邓小平的有利条件在军内拉帮结派的典型代表作当然是说服邓小平重用自己的儿童团“发小”迟浩田。
王瑞林与迟浩田同乡,当“儿童团”员和在八路军“敌后抗日小学”读书的时候,即已结下“少小无猜”之谊。 “参加革命”后,两人又同在家乡的山东省召远县独立营开始军人生涯,而且都是担任文书工作。
中共建国后,王瑞林转业地方,迟浩田则长期在二十七军服役。据说当时迟浩田每次进京,都要前往邓府与王瑞林叙旧。
“文革”开始后,王瑞林也是被迫接受审查,据说后来也被下放劳动过一阵。周恩来下令后,他因为忠心护主而去了江西,迟浩田则荣升九大代表、北京军区副政委等职。
但是,因为迟在军中始终没有上“林彪的贼船”,而且在粉碎“四人帮”时又因为奉命进驻《人民日报》,同当时进驻中央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的耿飚一起,在关键时刻从“四人帮”手里抢回了至关重要的“喉舌”部门,被叶剑英和华国锋给以很高的评价。
一九七七年七月,邓小平恢复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和总参谋长职务,三个月后,就在王瑞林的强力推荐下将迟浩田调到身边任副总参谋长,主持总参的政治工作。
华国锋下台，叶剑英卧病不起之后，邓小平将粉碎“四人帮”的有功之臣一个个废除武功，包括习近平曾经效命的时任军委会议主持人耿飚，但迟浩田却不降而升，一九八五年,迟浩田在中共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作为“军内第三梯队人选”,被增补为中央委员。这证明当时中共高层即已经准备好让他在“十三大”上接任总参谋长职务。
一九八七年,迟浩田顺利接任总参谋长,并于次年被册封为上将,王瑞林同时被册封中将。所以,当时中共高层有熟悉王瑞林和迟浩田关系的人士说,如今是王瑞林中将提拔迟浩田当上将。
一九八九年“六四”镇压前,北京城内盛传迟浩田是杨尚昆女婿,殊不知他的“朝里有人好作官”不是因为“裙带”，而是因为“乡亲”。
中共十四大召开前,杨家兄弟主持的军委换届名单中，时年六十三岁的迟浩田的总参谋长职务被安排了接班人选，而迟浩田则被安排了国防部长虚职。
十四大前夜王瑞林助江泽民倒杨成功之后，王瑞林正是在和迟浩田商量之后，才将总参谋长的接班人选临时换成迟浩田推荐的时任济南军区司令员张万年。
自从香港媒体披露了徐才厚当年进“总部”的“伯乐”并不是当时根本不认识他的（军委领导人）江泽民，而是一个山东籍的政工高官之后，外界媒体纷纷猜测，把中共十四大之后身居军内高位的山东籍高官“摸底排队”，山东龙口人张万年也成了提拔徐才厚的“伯乐”之一，殊不知张万年和徐才厚进“总部”几乎是同时，当然不存在一个提拔和被提拔的关系。而恰恰是王瑞林，即是徐才厚的“伯乐”，也是山东老乡张万年的政治恩人。
近几年来，包括张万年在内的一大票前中共军内高级将领们的惊人腐败罪行被越揭也多，越揭触目惊心，而这批“军内大贪巨蠹”们的共同“神秘后台”就是王瑞林。
当年“倒杨”之后，狡猾的邓小平考虑到了如果能够安排王瑞林和迟浩田在“过问”军委工作的前提下统揽中共军队实权的话,此二人势必合作默契。笔者当时已有分析文章说：如果是考虑到了公开给王瑞林安排一个中央军委委员以上的职务难浮众望这一层，邓小平也许会设计出让迟浩田在台前，王瑞林在幕后的办法，原因是迟浩田早在担任基层指挥官时即立下赫赫战功，与同龄人比资历，无人不服。
果不其然，十四大召开三年之后，当时的军委主席江泽民宣布了增补王瑞林为军委委员，迟浩田为军委副主席的决定。
到此为止，当时的中共党内、军内都还有人想当然地认为这一安排只是“过度”，但没想到中共十五大上此二人居然能够继任军委副主席和军委委员，而且迟浩田的党内职务还被晋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由此可见，外部评论界对十四大之后江泽民对军权的掌控程度实在过于高估了。远不如现在的习近平是可以肯定的。更多的分析内容，留待下篇文章继续进行。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江泽民当年的军权掌控力远不如当今习近平（高新）
笔者在上篇文章《共产党内的“乡党政治”始于王瑞林》中向读者和听众们介绍了在当今中共整个官场内屁股上绝对干净的清官比大熊猫还要稀有的大环境里，胡锦涛痛下决心同意习近平替他“挥泪斩马谡”的首要原因，肯定不是与薄熙来在庭审过程中唯一承认的“教子失责，驯妻无方”和“婚外性关系”的同类“违纪行为”，而是被习近平怒斥“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拉派结派，结党营私”。
果不其然，令计划被宣布“正在接受组织调查”之后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就宣读了习近平关于“强化纪律刚性约束，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训令，严厉警告“党内决不容忍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
《中国经济周刊》的一篇关于令计划问题的综合报道《一个家族及其贪腐朋友圈的落幕》中说：“2014年1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的讲话中谈道，‘决不能搞封建依附那一套，决不能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那一套，决不能搞门客、门宦、门附那一套，搞这种东西总有一天会出事！有的案件一查处就是一串人，拔出萝卜带出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形成了事实上的人身依附关系。’若以这番话来回看令氏腐败窝案，颇有‘敲山震虎’的意味。”
但笔者更认为习近平当时的那番讲话，明显是在给周永康案作总结。中共政权日后对外发布的关于周永康案调查进程内容中说:” 2013年12月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会议，听取了中央纪委在查办案件中发现的周永康违纪线索情况的汇报，决定开展相应核查工作”。一个多月后，习近平就有感而发了党内不能搞“封建依附那一套”。
周永康问题调查结束政治局宣布开除他中共党籍的决定中说：“经查，周永康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保密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多人谋取非法利益，直接或通过家人收受巨额贿赂；滥用职权帮助亲属、情妇、朋友从事经营活动获取巨额利益，造成国有资产重大损失；泄露党和国家机密并进行权色、钱色交易。调查中还发现周永康其他涉嫌犯罪线索。”
从如上内容大致可以判定，周永康在位时与“石油帮”、“四川帮”、“政法帮”成员之间的关系，相当于封建帮会中的帮主与门客、门宦、门附”之间的关系，可以被形容成“结党营私”，但并不是中共政治词典中的那种政治和组织意义上的“拉帮结派”。而令计划则不同，从大体上已经被中共官方默认的令计划罪案内容看，他即犯有与周永康大同小异的“结党营私”，更犯有江青、林彪等人曾经犯下的“拉帮结派”。与周永康和其整个犯罪集团成员之间的关系全部都是纵向关系相比，令计划的“拉帮结派”即有纵向的，更有横向的。比如外界已经有所披露的他和“团派”死党李源潮和刘延东之间，与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之间曾经的“不正常的组织关系”，笔者日后会有文章陆续分析和介绍。这里还是接续上篇文章的话题“共产党内的‘乡党’政治始于王瑞林”。
今年年中令计划的手足兄弟令政策被宣布接受组织调查之后，新华社立刻发表了一篇题目为《朝里有人也不灵》的短评，引来网上一片赞扬声，但也有媒体不屑于新华社的这种“假大胆”行为，故意在转引新华社这篇短评时在它的原标题上加了一句(朝里那人都靠边了当然不行)。
相比于曾经担任过十三年时间的中办副主任、主任而后已经降格为统战部长的令计划，当年占据中办副主任位置长达十九年，出任总政治部（实权）副主任长达十年的王瑞林则是平安降落。当年他在位时，中共政权的军队系统内人人都信奉“朝里有人好作官”。
王瑞林利用自己服侍邓小平的有利条件在军内拉帮结派的典型代表作当然是说服邓小平重用自己的儿童团“发小”迟浩田。
王瑞林与迟浩田同乡,当“儿童团”员和在八路军“敌后抗日小学”读书的时候,即已结下“少小无猜”之谊。 “参加革命”后,两人又同在家乡的山东省召远县独立营开始军人生涯,而且都是担任文书工作。
中共建国后,王瑞林转业地方,迟浩田则长期在二十七军服役。据说当时迟浩田每次进京,都要前往邓府与王瑞林叙旧。
“文革”开始后,王瑞林也是被迫接受审查,据说后来也被下放劳动过一阵。周恩来下令后,他因为忠心护主而去了江西,迟浩田则荣升九大代表、北京军区副政委等职。
但是,因为迟在军中始终没有上“林彪的贼船”,而且在粉碎“四人帮”时又因为奉命进驻《人民日报》,同当时进驻中央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的耿飚一起,在关键时刻从“四人帮”手里抢回了至关重要的“喉舌”部门,被叶剑英和华国锋给以很高的评价。
一九七七年七月,邓小平恢复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和总参谋长职务,三个月后,就在王瑞林的强力推荐下将迟浩田调到身边任副总参谋长,主持总参的政治工作。
华国锋下台，叶剑英卧病不起之后，邓小平将粉碎“四人帮”的有功之臣一个个废除武功，包括习近平曾经效命的时任军委会议主持人耿飚，但迟浩田却不降而升，一九八五年,迟浩田在中共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作为“军内第三梯队人选”,被增补为中央委员。这证明当时中共高层即已经准备好让他在“十三大”上接任总参谋长职务。
一九八七年,迟浩田顺利接任总参谋长,并于次年被册封为上将,王瑞林同时被册封中将。所以,当时中共高层有熟悉王瑞林和迟浩田关系的人士说,如今是王瑞林中将提拔迟浩田当上将。
一九八九年“六四”镇压前,北京城内盛传迟浩田是杨尚昆女婿,殊不知他的“朝里有人好作官”不是因为“裙带”，而是因为“乡亲”。
中共十四大召开前,杨家兄弟主持的军委换届名单中，时年六十三岁的迟浩田的总参谋长职务被安排了接班人选，而迟浩田则被安排了国防部长虚职。
十四大前夜王瑞林助江泽民倒杨成功之后，王瑞林正是在和迟浩田商量之后，才将总参谋长的接班人选临时换成迟浩田推荐的时任济南军区司令员张万年。
自从香港媒体披露了徐才厚当年进“总部”的“伯乐”并不是当时根本不认识他的（军委领导人）江泽民，而是一个山东籍的政工高官之后，外界媒体纷纷猜测，把中共十四大之后身居军内高位的山东籍高官“摸底排队”，山东龙口人张万年也成了提拔徐才厚的“伯乐”之一，殊不知张万年和徐才厚进“总部”几乎是同时，当然不存在一个提拔和被提拔的关系。而恰恰是王瑞林，即是徐才厚的“伯乐”，也是山东老乡张万年的政治恩人。
近几年来，包括张万年在内的一大票前中共军内高级将领们的惊人腐败罪行被越揭也多，越揭触目惊心，而这批“军内大贪巨蠹”们的共同“神秘后台”就是王瑞林。
当年“倒杨”之后，狡猾的邓小平考虑到了如果能够安排王瑞林和迟浩田在“过问”军委工作的前提下统揽中共军队实权的话,此二人势必合作默契。笔者当时已有分析文章说：如果是考虑到了公开给王瑞林安排一个中央军委委员以上的职务难浮众望这一层，邓小平也许会设计出让迟浩田在台前，王瑞林在幕后的办法，原因是迟浩田早在担任基层指挥官时即立下赫赫战功，与同龄人比资历，无人不服。
果不其然，十四大召开三年之后，当时的军委主席江泽民宣布了增补王瑞林为军委委员，迟浩田为军委副主席的决定。
到此为止，当时的中共党内、军内都还有人想当然地认为这一安排只是“过度”，但没想到中共十五大上此二人居然能够继任军委副主席和军委委员，而且迟浩田的党内职务还被晋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由此可见，外部评论界对十四大之后江泽民对军权的掌控程度实在过于高估了。远不如现在的习近平是可以肯定的。更多的分析内容，留待下篇文章继续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