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本专栏播出的上篇文章《习近平与李克强"比选"的两大优势》中已经向听众和读者们回顾了一九八七年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倒台后,推出了一个烈士后代李鹏;一九八九年赵紫阳倒台时,又推出了一个“烈士遗孤”江泽民,从此形成了外界所说的“江、李体制”。从一九八九年六月江泽民接替赵紫阳总书记职务到他二零零四年十月把中央军委主席职务也让给胡锦涛，实际在位长达十五年，而胡锦涛全面接班之后实际在位时间只有八年，中共最高领导权即又交回到“红色后代”手里。而胡锦涛在位时间的两个时段，即十六大至十七大这第一时段和十七大至十八大这第二时段，又是分别是由两个“太子党”成员“辅佐”，前一个是曾庆红，后一个是习近平。而这两个时段，就是所谓中南海里的“青红帮”时代。
回想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大之后，因为胡锦涛的接替了江泽民的党总书记职务和曾庆红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实际充当的“副总书记”角色，京城内便开始有人用“胡青帮”和“曾红帮”来形容中共政坛中分别由胡锦涛和曾庆红所代表的的共青团背景者和红色后代出身者，二者又被统一戏称为“青红帮”。
分别于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大和二零零三年三月召开的第十次全国人大、全国政协落幕之后，进入党和国家领导人层级的所谓“青帮”，也被称之为“胡青帮”的成员主要有：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八十年代初中期担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第一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兼新疆自治区委书记王乐泉(是胡锦涛担任团中央领导人时间的山东团省委副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兼全国总工会主席王兆国(是八十年代初期的团中央第一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长、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刘云山(胡锦涛和王兆国担任团中央领导人时间的内蒙古自治区团委主持工作的副书记)；全国政协副主席兼中央统战部部长刘延东(胡锦涛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时期的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所谓的“红帮 ”，也因为是以曾庆红为代表也被戏称为“曾红帮”的成员，除了曾庆红本人，还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兼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另外，全国人大系统还有李维汉的儿子，副委员长李铁映，全国政协系统里还有廖承志的儿子，副主席廖晖等。
接下来的五年后，随着中共元老之一习仲勋的后代习近平和曾经担任过中共团中央第一书记的李克强同时进入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十七届中央领导集体中的新鲜面孔里共青团背景者和红色后代背景，也就是所谓太子党背景者占了多数，除了习近平和李克强，还有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共青团上海市委书记出身的李源潮晋升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兼组织部长；前面介绍过刘延东晋升政治局委员；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姚依林的女婿王歧山晋升政治局委员，共青团安徽省委书记出身的汪洋晋升政治局委员；前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薄一波之子薄熙来晋升政治局委员；团中央办公厅主任、宣传部长出身的令计划晋升中央书记处书记。另外，邓小平之子邓朴方、周健南之子周小川、黄镇女婿戴秉国等，也都在十七大召开的次年三月召开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会议上成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和国务院国务委员。团派人马和红色后代们组成的中南海里的“青红帮”就成了全面执掌中共党权和中国大陆政权的主导力量。所谓的“青红帮”，就也是“青帮”和“红帮”成为了中共中央党政领导群体里人数比例最高的两大派系----如果说毛泽东的所谓“党内无派千奇百怪”的说法当时仍然还能成立的话。
“青红帮”当然是一个借用的名词，而讽剌中共政权里有所谓“青红帮”的说法，其实还是起源于当年以王震为代表的一批中共元老对时任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的批判用语。从一九八六年下半年开始，当时还在中共高层起着决定性政治影响的薄熙来他爹薄一波以及王震等政治元老，不断向他们的所谓“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的耳朵里灌输胡耀邦的所谓“严重错误”。内容之一就是胡耀邦在党内推行重用“青红帮”的组织路线。政治老人们这里说的“青红帮”的“青”指的是共青团出身的干部，“红”则是指“文革”时期的红卫兵造反派。
但事实上，当年的政治老人们举出的具体实例中，当时的共青团出身者被提拔到高层的只有两位，一位是时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胡启立，另一位是在一九八五年十月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晋升书记处书记的王兆国，而这两个人恰恰都是胡耀邦奉邓小平之命提拔出来的。其中的胡启立当时还是被邓小平视为胡耀邦的总书记接班人，王兆国则被邓小平臆想为接班人的接班人，即所谓的隔代王储。当然当时的胡耀邦曾经也动议过要把胡锦涛从团中央第一书记位置上调任中组部，但此动议早已经因为元老们的反对而导致胡锦涛被发配贵州。
至于当年对胡耀邦所谓提拔文革中的“红卫兵”的指责，政治老人们后来自己也觉得这种说法不太妥当，原因之一是当时那批政治元老们的出生于四十年代末期至五十年代初期的红色后代们，恰恰是文革初期最早的红卫兵组织的发起者和积极参与者。他们中间的立志于从政者，经过了一番弱肉强食和大浪淘沙，成功者便从二十世纪末至本世纪初陆续成为中共政权的接班集体成员。
不过，这个中南海里的“青红帮”中的“青帮”和“红帮”的成员部分是有交叉背景的。 中共十七大开过后的二零零七年底，海外的西文媒体和中文媒体中均出现过关于“中国太子党重新占领中央舞台”的评论。比如当时的大外宣多维社的记者编译报导的美国麦克拉齐报业集团的一篇评论中说，被指称为“太子党”的中共高级官员，指的是出生于高干家庭的子女，他们的父辈在一九四九年共产党夺得政权时都是核心成员。半个多世纪后，以习近平为代表的“太子党”在中共高层重组后，又重新占领了中国政治的中央舞台。在中共最高领导层重组的十七大上，众所周知的“太子党”已在中共最高领导层中得以“普遍”提升。
该报道指出，与其它“太子党”不同的是，习近平没有通过经商之路而在党内得以逐步晋升，他是从县级官员开始做起的。但拥有法学学位的习近平到底与政治局常委会其它常委有何不同，仍有待于观察。作为（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内的）第六号领导人，他将负责处理党内日常事务，五年后才有望晋升到最高位置。
这类西文媒体当时只把关注焦点放在当时那届中央领导层的“红帮”而不是“青帮” 身上，原因就是当时进入了十七届中央政治局的“青帮”中的重要成员，曾经在团中央辅佐过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胡锦涛的李源潮和刘延东也都是“太子党”成员。
当时的 路透社发自北京的报导则说，十七大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太子党有七个人进政治局，是政治局里最大的一伙了。 照路透社的说法，这七个太子党是刘延东，他爸爸是中共已故农业副部长刘瑞龙。习近平，他爸爸是习仲勋。周永康则是国防科委会副主委周一萍的儿子。薄熙来是中共元老前副总理薄一波的孩子。李源潮是前上海副市长李干城的儿子。王歧山是前副总理姚依林的女婿。另一个则是俞正声，他爸爸俞启威当过天津市委书记。俞启威比较有名的事迹是当过江青加入共产党的介绍人。
这一报道中的错误是周永康真的没有任何红色家庭背景，上辈子土农民一个。
但是，文章中列举的其他几个人物里，刘延东和李源潮当年在共青团中央担任书记处书记时，分别是胡锦涛的左右臂膀，所以一定要说中共高层已经有了一个以胡锦涛为首的共青团帮的话，刘延东和李源潮恰恰是这个所谓共青团帮的中坚分子。
其中，当时的胡锦涛对李源潮的特别器重，在中共内部许多人都看得十分明白，而胡锦涛当年在团中央与刘延东合作得十分默契，也早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与此同时，如果把李源潮和刘延东也归类于“太子党“之列的话，那么仅从他们的父辈在中共党内的派系归属看，他们和曾庆红、江泽民之间的关系简直就可以用血浓于水来形容。
而当时的曾庆红，原本也是与胡锦涛共同属意李源潮的。
事实上，在中共政权的历史上，内部派系壁垒分明的应该是毛泽东时代，因为当时中共用枪杆子打下江山之后，内部权力分配就是严格按照战争年代的几大野战军系统论功行赏的规则，曾庆红的父亲曾山是华东系统的代表人物之一，刘延东的父亲刘瑞龙和李源潮的父亲李干成都是曾山的下属，事实上也是由曾山带进上海担任领导职务的。
一九四九年中共占领上海之后，曾山是接管上海政权的主要领导成员之一，刘瑞龙则由曾山带进上海出任首届中共上海市委的秘书长。李源潮的父亲李干成先是被安排在江苏地方任职，一九五三年在曾山的推荐下进入上海，先后出任过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等职务。而江泽民的养父江上青在抗战初期都与上述人等一起打过游击，江上青还是刘瑞龙当年的入党介绍人。假如江上青能够活到中共占领上海的话，肯定也是中共华东系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地位与曾山相当。
到了邓小平时代，这个华东系统的主要干部，无论是军方的还是地方的，很多都受到邓小平的压制，直到江泽民上台并在十四大之后站稳了政治脚跟，整个华东系统才算打了个政治翻身仗。
至于江泽民本人与李源潮的父亲李干成的关系，则至少可以追溯到江泽民担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兼市长期间。当时，李干成还是中共上海市的政协副主席，因为李干成与江上青之间的关系，所以江泽民是把李干成当成父辈尊重的。
十七大过后有海外媒体报道说，在十七大上原本有望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人选李源潮，就是在此前的那次场争夺上海市委书记的“海选”中得票不如习近平。虽然当时的李源潮得分也比较高，但其所在的江苏省有政治老人因他“不够周到”而有微辞，扣去了不少分。
当时的大外宣多维社的相关报道中曾引述一位知悉内情的高级主管的话说，中共內部的“海选”结果决定了政治局新科常委的人选，落选者就只有政治局委员的份了。如果李源潮此前在南京对各位离休老人态度更圆通一点，照顾更周到一点，那么，二零零七年三月份当上上海市委书记的可能就不是习近平，而是李源潮了。
其实，李源潮之所以在与习近平的被“比选“过程中败北，关键原因是他在十六大上落选了中央委员，十六大结束后只能以中央候补委员身份接任十六大之前早已内定的江苏省委书记职务，令李源潮在党内的印象分大减。
记得中共十七大召开之后就已经有海外“中立”媒体刊文分析说：习近平在中共内部被比来比去，被认为会被广泛接受。至于李源潮，除了基层工作经历没有习近平那样长久和扎实，十六大上落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的经历也自然会令参与党内“民主推荐“的那批人考虑到资历不足。
毫无疑问，李源潮最终在所谓的“比选”过程中败給习近平，十六大上的中委落选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这就是为什么曾庆红在十六大之后即当着李源潮的面说“悔不当初”。后悔没在十六大召开之前就先把李源潮安排在正省级岗位上。
与此同时，在十五大“当选”中央候补委员中是得票最少一个的习近平虽然在十六届中委中仍然得票甚低，但毕竟因为当时的他已经有福建和浙江两省的省长任职资历还是勉强过关，曾庆红这才不得不退而求其次，逐渐把习近平当成了党中央“主要领导人”接班人的培养对象。于是便在十七大召开之前形成了“胡青帮”和“曾红帮”各自推选出一个五十年代出身的接班人培养对象进行“比选”的局面。后续的内容，留待下篇文章继续向读者和听众们介绍。
（本期节目由高新主持及播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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