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里引述了高伐林先生博客文章的内容：“‘谁掌握了历史，谁就掌握未来；谁掌握现在，谁就掌握历史。’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在《1984》中这句经典语录，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专制国家中的常见现象及背后的实质。”
现如今，已经牢牢掌握了“现在”的习近平刚刚出台了他的习氏党章，习氏宪法肯定也会在两个月之后“高票通过”----“全票通过”也不足为奇。再往后，应该就会把起草中共历史上的第三部“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上议事日程了。
日前，纽约时报中文版刊发邓聿文的长篇评论文章《假如习近平做中共第三个“历史决议”》.文章中说：2018年，中国改革进入第40个年头。40年前，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改革开放的决定。但真正统一全党认识、结束文革、奠定改革开放局面的，却是1981年的十一届六中全会，该次全会最重要的成果，是在邓小平的指导下，出台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此乃中共第二份历史决议。这之前的1945年，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做了中共历史上第一份历史决议，即《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上述两份历史决议，有一共同点，就是在中共处于历史转折关头，以“历史决议”形式，通过清理过去的历史遗产，确立领导人的思想和政治路线，由此开辟一个新局面，将中共带入一个新时代。首份历史决议，奠定和巩固了毛的思想和地位……。第二份历史决议，则确立了邓小平在第二代领导的核心地位……。所以，习近平能否效法邓小平，在这个历史转折关头，借助纪念改革40周年时机，出台第三份历史决议，就成为一个值得观察的指标……。根据中央文献研究室2013年发表于《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透露，习在党的十七大至十八大期间，在中央党校先后发表《改革开放30年党的建设回顾与思考》、《关于新中国60年党的建设的几点思考》等讲话，对中共执政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自身建设的经验作了全面总结……。这些是否说明，习也曾萌生过在其手上做第三份历史决议的念头？
邓聿文先生的这篇文章很长，论述到习近平可能会有的“第三份‘历史决议’”的具体内容时，只着重到了“改革开放”和八九事件这两大关键。
邓聿文先生认为，基本可以确定，习近平在2018年不会做出这样一个历史决议，可能有各种原因，但一个原因在于，他会碰到一些难题，即如何评价邓小平和八九事件，如何评估党的现状和改革成效，这些问题是第三份历史决议必然要涉及的，否则就不叫历史决议。而对于这两个问题，中共早已设下理论禁区，无论是突破还是维持现状，都达不到“统一”认识的作用，反而会引起中共和中国社会的进一步思想分裂。
邓聿文先生认为，如果习要做第三份历史决议，在对邓的评价上也会遇到类似难题。对邓的评价涉及两方面：一是贡献，二是错误。前者不会出现太大分歧，邓的主要贡献是“设计”了改革开放，将中国带入到一个正常的发展道路，对党而言，则是通过改革挽救了党，延续了党的生命。问题在于后者。邓小平的错误或者失误包含哪些方面，有没有对八九的镇压在内？
无论对邓还是中共而言，八九都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存在。对邓的评价必然涉及八九，反之亦然。历史决议如果维持中共过去对八九事件的“动乱”定性，邓的镇压命令就是在“关键时刻挽救了党”，就不是错误而是功劳；如果采纳了民运的“爱国民主的学生运动”的描述，中共对八九的镇压就是一个错误，邓就需要对镇压行为负责。两种评价的结果和影响截然不同。但对习和中共来说，它们都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和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最好的处理方式就是不去触碰这块“伤疤”，而是让它继续“悬置”，在时间中慢慢被“遗忘”。
而在笔者看来，上台之后便一再把“旗帜鲜明”四个字挂在嘴边的习近平一旦出台第三份历史问题决议，也可以称之为习氏历史问题决议，不但不会回避八九事件，甚至也不会再轻描淡写，反而是会“旗帜鲜明”地完全肯定邓小平“在关键时刻挽救了党”。
当年江泽民在邓小平追悼大会上所致的悼词中说：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一场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伟大革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又领导人民开始了一场新的革命，要把中国由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变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这两次伟大革命的进程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两大理论成果，这就是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两次伟大革命，两次历史性飞跃，造就了两个伟大人物，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和作为毛泽东同志的战友、事业继承者的邓小平同志。
十九大召开之前，以王沪宁为领军的“习近平思想创作小组”正是在江泽民的这断历史总结的基础上 以习近平的“中国梦”为前提••论证习近平正在引领中共执政史上的“第三次历史飞跃”，从而生发出一个中共执政史上的“第三时代”，美其名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以区别于邓小平的“旧时代”。而无论是赵紫阳还是胡耀邦，无论是江泽民还是胡锦涛，全都被归里包堆在邓小平的“旧时代”里了。
江泽民在给邓小平的悼词中对八九事件的描述是：“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国内国际发生政治风波，我们党面临着又一个重大历史关头。党和政府在邓小平同志和其他老同志坚决有力的支持下，依靠人民，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维护国家的独立、尊严、安全和稳定，同时毫不动摇地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改革开放”。
这段话是八九事件之后中共政权对外公开评价此事件的标准版本。较在此之前的江泽民十四大政治报告中的相关内容最大的不同是回避了“动乱”和“暴乱”的提法。十四大政治报告中的相关一段内容的原话是：“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发生了一场政治风波，党和政府依靠人民，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平息在北京发生的反革命暴乱，捍卫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维护了人民的根本利益，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继续前进。”
习近平下台之后曾在内部讲话中论及前苏联和苏共政权的解体原因，说是“最后戈尔巴乔夫轻轻一句话，宣布苏联共产党解散，偌大一个党就没了。按照党员比例，苏共超过我们，但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出来抗争。”言下之意，中国党在危机关头令赵紫阳没有可能象戈尔巴乔夫那样，就是因为有个“男儿”邓小平！
自从江泽民为邓小平致过悼词之后，从十五大至十九大，每届党代会政治报告的内容都只是回顾前五年或前十年的成绩， “八九”或“六四”二字再未从中共当政者口中或者新的公开文献中出现。
既然当年毛泽东是靠一纸“历史问题决议”奠定自己的核心地位，邓小平又是靠一纸“历史问题决议”开创了中共政权的“第二次历史飞跃”，那么已经把自己粉饰为“新时代领路人”的习近平有义务，有使命为他之前的”旧时代”做一历史性的总结。所以笔者也认为今年内匆忙出台“习氏历史问题决议”的可能性不大，但最终出台只是时间问题。以习近平上台迄今五年多来的言论和行动为依据，笔者更倾向于相信未来肯定会出台的“习氏历史问题决议”中，一定会会“旗帜鲜明”地把改革开放和八九镇压并列为邓小平为中共政权所立下的最重要的两大功绩！
(文章仅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立场和观点)
网编:郭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