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习近平仍然需要在十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点缀几个回、壮两个民族代表的话，那么均是从前自治区政府主席位置上卸任的咸辉和陈武最有机会，虽然他们都未在二十大上连任中央委员。另外现任央行行长易纲是否会仿效“周小川模式”也值得关注。
在我们本专栏前一篇文章中逐一分析和介绍了即将“当选”为十四届全国政协党内副主席的王勇、巴特尔、石泰峰、沈跃跃、周强、胡春华等六人的基础上，又在上篇文章中介绍了为什么说未在二十大上连任中央委员的宋涛也将会“当选”为十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相比于前六人都是连任或者平级转任，目前只是正部长级的宋涛则是沿袭五年前的“夏宝龙模式”，先从正省部级岗位上被宣布“因年龄原因”下岗，因而也未能在当年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连任中委，但在次年召开的全国两会上却能够官升副国级待遇的全国政协副主席。
那么除了宋涛之外，在二十大上未能连任中央委员，但仍可能有机会在今年三月召开的全国两会上“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者，应该就是回族女性代表咸辉了。
这个咸辉是一九五八年三月生人，原籍甘肃定西。甘肃定西与临夏回族自治州接壤，回族是境内第一大少数民族。
咸辉本人是文革末期的最后一批插队知青，恢复高考后于一九七八年二月考入中央民族学院汉语言文学系汉语言文学专业，一九八二年二月本科毕业，根据当年“哪里来哪里去”的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全国性院校的毕业生分配原则，回到甘肃，进入省委统战部从科员开始，费时二十年熬成省委统战部副部长，二零零三年以统战部副部长身份兼任省委老干部工作局局长，被明确为正厅局级干部。
二零零七年三月，时年四十九岁的咸辉被晋升为甘肃省副省长，当年十一月当选十七届中央候补委员。
在甘肃省副省长位置上又熬了五年，咸辉于二零一二年四月再被晋升半格，成为省委常委兼副省长。并于当年连任了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二零一五年五月，咸辉又被宣布为甘肃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和省政府党组副书记，同时还被宣布兼任了甘肃省行政学院院长。
当时，时任甘肃省长刘伟平已经被内定调京改任中科院党组副书记，众人皆以为咸辉会被扶正，却被时任中纪委书记王歧山举荐的林铎取代。于是，咸辉以她回族干部的优势，被任命为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区政府党组书记，继而成为自治区政府代主席、主席。
二零一七年十月中共十九大召开之前，咸辉已经被递补为中央委员，十九大上顺利连任中央委员，并在此基础上将其宁夏回族自治区的行政一把手职务担任至去年五月。
去年五月初，中共新华社宣布了一年前从黑龙江省委常委、秘书长位置上调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常委的回族干部张雨浦接替咸辉的自治区政府党组书记职务，次日即又宣布了咸辉辞去自治区主席的消息。六月初，咸辉被安排增补为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华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赶在此时宣布这一人事变动的原因是六月份即要召开自治区党代会，按照惯例，在是次党代会当“当选”自治区委书记、副书记者，都要提前到位，以保证顺利“当选”。
这个接替咸辉宁夏自治区政府主席的张雨浦和咸辉一样都不是宁夏本土回人。他是山东长清人，从青年求学到参加工作都是在黑龙江境内，一九八四年七月参加工作的同时加入中共，从一个县农机修造厂的技术员起步，花了十二年时间才熬成副科级的中共呼兰县委统战部办公室主任兼台湾工作办公室副主任。到一九九零年五月才升至正科级，被任命为中共黑龙江省委统战部副主任科员。
一九九六年七月，张雨浦升任中共黑龙江省委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官至正处级。在此基础上又苦熬四年多，于二零零零年底升任厅局级。而后又下放地方任职鹤岗和牡丹江市委，二零一六年底回调中共黑龙江省委任秘书长，两个月后被宣布为省委常委，官至副省级。
从这个张雨浦的如上这段经历看，他本不是中共当局重点培养的正省部级岗位接班人，但他幸运就幸运在当时中共组重点培养的回族干部马国强“走了麦城”。
一九六三年出生的马国强是河北回族，曾任著名的武钢和宝钢老总，二零一七年十月当选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次年三月被任命为湖北省委书记，继而又被宣布兼任武汉市委书记。然后就遇上了始于武汉，荼毒全球的新冠暴发。
二零二零年初，习近平用撤下时任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与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的方式，来遏制武汉疫情失控给政权本身带来的损失，并趁机换用习家军成员来主理湖北。不过，在被宣布撤职之前，在央视《新闻1+1》专访中马国强曾说，自己“是一种内疚、愧疚、自责的心态”，因为“如果我们能早一点采取措施，效果可能会更好”，比如在1月12日、13日就控制出行，可能就不会出现后来的状况。
我们自由亚洲电台当时曾发表特约评论员胡平的文章指，马国强话中有话，因为他作为武汉市委书记，没有权力对1300万人口、有九省通衢之称的大武汉下封城令，这种大事要上报习近平，马国强的实际意思是，武汉地方政府之所以没有在早些时候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是因为没有得到授权，是中央不准。
在马国强试图甩锅习近平的大约两周后，也就是二零二零年二月二日，湖北省武汉市召开领导干部大会，宣布马国强不再担任湖北省委副书记和武汉市委书记职务。
接下来，马国强被迫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才以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身份对外公开露面。显然仕途已经到头。
回过头来再继续说咸辉。去年三月即满六十四岁的咸辉，按照正常的“三上四下”原则，赶在换届的当年不再被安排连任党或行政一把手实属正常“到点下车”。在去年十月召开的二十大上未被安排连任中央委员也是百分之百的年龄原因。但是，鉴于中共全国政协副主席中的回族代表王正伟已经在这个职务上连任了两届，所以到今年三月召开十四届全国政协时势必一退到底。届时，除非习近平政权已经认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中的回族代表是可有可无，不然，就只剩比王正伟年轻不到一岁的咸辉这一个选择了。
过去，中共党籍的回族、壮族高级干部各占据一个政协副主席的席位。 十二和十三届政协副主席中，这两个席位分别由一九五七年六月出身的王正伟和一九五四年八月出生的马飚连续占居。笔者曾读到一则网帖说十四届政协副主席中的回族和壮族代表，由分别是一九五八年三月出生的咸辉和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出生的陈武出任。而下届，也就是五年之后接任咸辉和陈武十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席位的，应该是现任的宁夏、广西政府主席，一九六二年八月出生的张雨浦和一九六二年十月的蓝天立。他们这两个同样面临正部级退休年龄限制，应该会和咸辉、陈武一样，赶在中共二十一大召开的当年，也就是二零二七年时先退居二线，然后再回到全国政协任副主席。
但这则网贴随即招至另一位网友的反驳，理由是：一，咸辉、陈武都不是二十届中央委员，但王正伟、马飚五年前在当选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时已经是十九届中央委员。 二，咸辉、陈武因为正部级退休年龄限制，已经卸任区政府主席、退居二线，任全国人大专委会副主委。 而王正伟、马飚直到担任政协副主席时仍在一线，担任区政府主席。 三， 陈武出生于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即使比照副国级领导人换届“七上八下”原则，也已经超龄。
对此，笔者的分析是，仅凭我们本专栏上篇文章中已经回顾过的“夏宝龙模式”，就已经证明在全国党代会上因为年龄原因未能连任中央委员，而且在是次全国党代会召开之前已经宣布退居二线者而后又被晋升全国政协副主席是有先例可循的。更何况谁都知道五年前如此提拔夏宝龙纯属习近平的政治犒赏，而如今如果安排咸辉和陈武升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话，分别为回族和壮族代表是既拿得出手，又搬得上台面的硬理由。
马飚和王正伟一样，都是已经连任了两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所以不要说他比陈武年长一岁，即使他比陈武年轻一岁，在十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里仍然需要一个壮族代表的前提下，也只能由陈武接替他马飚。
至于“七上八下”，总是有个别破例者。既然政治局委员里都已经留任了一九五三年出生的王毅和一九五一年出生的张又侠，十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里安排一个一九五四年出生者也不会召至公开反对的声音。回想二零一三年三月，一九四五年一月出生的中共元老陈云长子陈元被从国家开发银行行长位置上升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时已经年过六十八岁。与如今的陈武相比也不过年轻几个月而已。而且当时的陈元在党内的最高职务不过是十六和十七届中央候补委员。是在十八大再次落选中央委员的前提下于次年三月顺利“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的。
说到陈元，就不能不分析一下如今已经被安排为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现任央行行长的易纲。
记得五年前的中共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期间，有外界媒体刊登报道说中共央行第一副行长易纲接替周小川出任央行行长，出乎各界的预料之外。有分析指，易纲爆冷接掌关键职位，传或与其背后的王岐山、刘鹤、周小川有密切关联。
在此之前的二零一七年十月的中共十九大闭幕之后的几个月时间里，外界曾经盛传的央行行长热门人选至少有三人，一是时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另一名是银监会主席郭树清，再一名是证监会主席刘士余。后来，还一度传出时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可能会兼掌央行。他们中，，蒋、郭、刘都在十九大上被安排为中央委员，而刘鹤以副总理候选人身份进入十九届中央政治局。但是，最终却是仅仅是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的易纲被宣布接替任央行行长。与此同时，前行长周小川也同时卸任了全国政协副主席职务。
一九四八年一月出生的周小川于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从戴相龙手中接过央行行长职务，在此位置上一直坐到二零一八年三月。期间，他是中共十六和十七届中央委员。二零一二年召开中共十八大时，按照三上四下的原则，当年六十四岁的周小川未被安排连任中央委员。但在次年，也就是二零一三年三月召开的全国两会上，他被安排为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并以此职务继续兼任了五年时间的央行行长职务。到二零一八年三月向易纲交棒时，周小川已经年满七十岁了。
那么，与二零一二年召开中共十八大之前的周小川一样，去年召开中共二十大之前，一九五八年三月出生的易纲也是因为“三上四不上”的原则，未被提名中央委员候选人。那么他在今年三月召开的两会上，是否也会被依照“周小川模式”办理，以非中央委员的全国政协党内副主席的身份再兼任一届央行行长呢？
我们知道，在周小川五年前把全国政协副主席和央行行长职务一并卸下的同时，虽然新任央行行长未被安排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但当时的十三届全国政协会议上却安排了另外一个国务院部委的负责人进入全国政协副主席行列，他就是时任国务院发改委主任何立峰。不过，在十三届全国政协召开的前一年，何立峰已经被习近平安排为十九届中央委员。
另外，与周小川不能完全相提并论的是，周小川在升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时虽然已经是非中央委员，但此前他必定已经连任过两届中央委员，而如今的易纲仅仅有一届中央候补委员的资历，若被提名仿照周小川模式的话，在党内讨论以及向民主党派征求意见时是否服众，都很难说。
在去年召开的二十届全国党代会上，无论是央行行长易纲还是央行党委书记郭树清都是因为年龄原因未进中委。如今的郭树清已经被名列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显然其政治生命也就只剩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了。而易纲所面临的则是，不幸的话就只是一届普通全国政协常委，幸运的话就是被仿照一届周小川模式了。
需要指出的是，中共二十大闭幕之后，笔者所读到的外界相关报道中只有一则提及未进中委的易纲被仿照“周小川模式“的可能性，不过该报道的结论是“没有可能“。至于在易纲没有可能沿袭”周小川“模式的前提下，谁将会是下届央行行长人选，将是我们下篇文章所要讨论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