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 | 夜话中南海:孙力军案中 高级警渣知多少?

我们本专栏的上篇文章《陈一新二十大上入局的可能性有多大?》已经介绍到了中共前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就是犯在了陈一新手上。

去年11月5日,中共新华社发表消息说:“……日前,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孙力军作出逮捕决定。”孙力军被宣布逮捕的事实本身当然毫无意外,但令人意外的是待到他被正式宣布执行逮捕时,罪名居然如此单一。仅仅是“涉嫌受贿”?

不过8天之后,新华社即又发布消息说:“公安部原党委委员、副部长孙力军涉嫌受贿、操纵证券市场、非法持有枪支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吉林省长春市公安局分别调查、侦查终结,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由吉林省长春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罪名虽然由被逮捕时的1项变成了3项,但相比于这位前公安部副部长被宣布“双开”并“移送司法机关”时被罗列的罪名,明显是被“回避”了许多。

这位孙力军是在被“作出逮捕决定”前一个半月,被宣布并除党籍、开除公职、“移送司法机关”的。 当时新华社奉命对外播发的《公安部原党委委员、副部长孙力军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消息稿近千字,其中引述的中纪委通报的罪行是:“政治野心极度膨胀,政治品质极为恶劣,权力观、政绩观极度扭曲,妄议党中央大政方针,制造散布政治谣言,阳奉阴违,欺上瞒下,捞取政治资本;为实现个人政治目的,不择手段,操弄权术,在党内大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培植个人势力,形成利益集团,成伙作势控制要害部门,严重破坏党的团结统一,严重危害政治安全;狂妄自大,恣意妄为,大搞特权,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一线擅离职守,私藏私放大量涉密材料,长期搞迷信活动;使用公安侦查手段对抗组织审查。违背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大肆卖官鬻爵、安插亲信、布局人事,严重破坏公安政法系统政治生态;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生活腐化堕落,长期收受大量贵重物品,长期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和高档消费娱乐活动,长期安排私营企业主租用高档寓所供其使用,长期沉溺于各种奢靡服务;毫无道德底线,大搞权色、钱色交易;极度贪婪,大肆进行权钱交易,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仔细分析下来,如上罪名中还是以“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和廉洁纪律”为多,比如长期搞迷信活动,安插亲信、布局人事,阳奉阴违、欺上瞒下,妄议党中央大政方针……,诸如此类。但是,“私藏私放大量涉密材料”、“使用公安侦查手段对抗组织审查”,以及“大搞特权,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一线撤离职守”等,这些本来都已经被中纪委宣布将其“移送司法机关”的通报中界定为“严重职务违法”,居然在被提起公诉的时候都没有被入罪。

中国公安部原副部长孙力军(前中)(视频截图)
中国公安部原副部长孙力军(前中)(视频截图)

请读者、听众们注意,虽然几乎每一个中共贪官的“严重违纪违法”内容都有“大搞特权”一项,但新华社去年9月30日奉命对外发布的中纪委和国家监察委对孙力军的“双开”通报中,是把“大搞特权”和“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一线擅离职守”合在一起表述的,意思是他孙力军当初“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一线擅离职守”的原因,是“大搞特权”去了。

“大搞”的什么“特权”呢?从中共的公开报道中,我们只知道在武汉肺炎疫情最为严重的时段里,具体时间是2020年3月9日,中共央视《新闻联播》和各地方电视台都突出报道了孙力军,内容是他和武汉市的两名95后女警花朱新年和乐翥站在一面血红的党旗下一起高举右拳……。当地电视台的女播音员用因激动而颤抖的声音介绍,这是由亲临抗击武汉肺炎第一线的公安部领导亲自主持两个95后青年女警察的“火线入党宣誓”。

官方的宣传报道文章说,是孙力军本人主动要求当这两个“95后”女警花的入党介绍人的。在宣誓仪式上,孙力军说:“疫情防控最危险的地方,就是党员要冲锋的地方;人民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就是党员要奔赴的地方”…….。

然后,这位孙副部长就“擅离职守”了。去哪了?只能理解成是“大搞特权”去了。

日后有当地的公安系统人士透露说,当时来湖北和武汉的抗击武汉肺炎中央指导小组的组长是政治局委员孙春兰,副组长是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配备的组员包括国务院副秘书长丁向阳、国家卫健委主任马晓伟,以及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等。其中前两位是孙春兰的下属,后一位是专为配合陈一新的工作安排的,随陈一新坐镇武汉。

从抵达武汉第二天起,陈一新即要求每天开一次“碰头会”。但其中至少有两次“碰头会”孙力军都迟到了,期间甚至还发生过陈一新要求秘书马上联络孙力军,但孙力军和他秘书的手机都处于关机状态的情况。

这位当地公安的消息人士还透露说,当时我们都知道,孙力军来武汉的使命不过是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的跟班。但大疫当前,孙力军却只热心帮女警花主办“火线入党”仪式。当时我们看到这个仪式上只有孙力军,没有他的上司陈一新,就隐隐感觉到我们的孙副部长是在“政治挂帅”的幌子下“不务正业”。果不其然,孙力军下台的消息一出,党龄才一个多月的两个女警花从此无地自容。她们当时都才是刚刚出警校不久,20出头,大好年华这么被孙副部长的“火线入党”糟蹋了。

孙力军被抓之后,海外《中国瞭望》刊登了一篇分析文章,题目是《孙力军被抓时间有些蹊跷》。文章作者认为,疫情爆发,孙力军多次到武汉督导工作,可以说在党国关键时刻临危受命。这既是他作为秘密警察头子的职务使然;另一个重要原因,他是澳洲新南威尔士大学公共卫生和城市管理专业硕士毕业生。这个学历在公安部是独一无二的,当然他的工作不是防疫,而是防止疫情秘密被泄。从中共的保密条例来说,在中央没有决定公布疫情前,所有的信息都必须阻止。疫情哪些可以公布,哪些不可以公布,哪些绝对不能透出半点,需要公安监督实行。这个工作从中共的利益来看,比防疫本身要重要得多。

孙力军作为公安部领导赴武汉一线督导公安抗疫工作,从媒体报道露面是在2月19日。当时的李文亮医生是在武昌中南派出所被训诫的。一般公安派出所,大都是管管流氓盗窃之类的小事,像李文亮所处的武汉中心医院的级别要比他们高好几个等级。疫情这样非常专业性的问题,抓与不抓,是否要像通常那样写“训诫书”,一个派出所如何拿捏得准,只有上级的指示,这个上级应该不是市公安局。时任市长周先旺都说,公布疫情不是他们这一级可以决定的。同理,要抓李文亮等医生也应该不是市局能作决定的。可以推论李文亮等医生被抓,是孙力军武汉督导工作的第一个杰作。

时任中国公安部副部长的孙力军(中)2020年3月5日在武汉为两位女民警“火线入党”领誓(网络图片/乔龙提供)
时任中国公安部副部长的孙力军(中)2020年3月5日在武汉为两位女民警“火线入党”领誓(网络图片/乔龙提供)

“武汉病毒研究所”自然是孙力军到武汉了解情况的一个重点工作。疫情期间,研究所本来应该出来对疫情作理论指导工作,应该出来说说话,给武汉的干部与市民讲讲有关病毒的一些基本知识。但研究所却出奇的平静,好像这个研究所不存在似的,不管外界如何质疑,就是死活不开口,病毒所的成员好像从空气中消失似的。这是不是孙力军在武汉工作的第二个杰作?

如上文章的分析内容至少部分在理。中纪委通报对外公开的他的罪行之一“私藏私放大量涉密材料”,应该就是中共当局绝对不敢对外公开的武汉疫情的“涉密材料”。

当时的港媒《苹果日报》曾“引述北京消息”报导说,孙力军在(2020年)4月初被捕,因他长期担任中共公安部一局局长,手下心腹、打手及线眼众多,因此对孙采取行动前极其保密,没有动用公安警力,而是出动中央警卫局在晚上抓捕。据透露,连孙的秘书、司机也一并被带走,配合调查……。

但按照前述武汉公安人士的说法,事实上是当时的中央指导组结束在湖北和武汉的工作之前,陈一新即先行离开返京。离开前他告诉孙力军自己回京是要主持“打黑”会议,要求孙力军继续留在武汉等候中央下一步的指示。

此时,已经因为“碰头会”迟到和被陈一新秘书联络不到而被陈一新训斥的孙力军心中忐忑,此后便发生了所谓“使用公安侦查手段对抗组织审查”故事。按逻辑分析,应该是他利用自己对公安部技侦局的长期掌控的便利,对中央政法委与公安部主要领导之间的电话联系进行了窃听。

这位武汉公安人士还透露说,他们武汉方面知道“孙副部长”出事的时间是3月底,所以应该是人没离开武汉就被中央来的人直接控制了。当时,省公安厅的厅长曾欣都是在中纪委人马把孙力军带回北京之后,才得到通知的。

在这位武汉公安人士透露内容的基础上,笔者梳理了一下为孙力军在武汉抗疫期间“大搞特权”大开方便之门的时任湖北公安厅长曾欣与孙力军的关系。

出生于1966年的曾欣公安科班出身,毕业于中国刑警学院刑侦系;毕业后即进入公安部,从科技司科员起步,然后就从十二局(技术侦察局)副主任科员一路晋升;2011年9月,升任该局局长。当时的公安部长是孟建柱,被孟建柱直接从上海调进公安部的孙力军,则还在以公安部办公厅副主任身份担任这位孟部长的“首席秘书”。

可以说,没有当时的孙力军在部长面前的美言,就没有曾欣晋升正局的可能。而晋升正局仅一年之后这位曾欣又能再升一级,出任副省部级的湖北省公安厅厅长兼党委书记,更是孙力军全力推动的结果。

上月中,被外界认为是“电视认罪升级版:孙力军交代法政贪腐五虎内幕”,被央视拍成纪录片《零容忍》公开播发。所谓“五虎”是孙力军本人及紧随孙力军之后,中共政法领域先后被查处的另外4个副省部级警渣:1,曾任中国公安部技术侦察局局长,上海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的龚道安;2,曾任中共中央政法委办公室主任,重庆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的邓恢林;3,曾任辽宁省公安厅副厅长、大连市公安局局长,江苏省副省长、省公安厅长,江苏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的王立科;4,曾任中国公安部网络安全保卫局局长,山西省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的刘新云。

这四人中的龚道安原是湖北省咸宁市公安局局长,还是正县处级。被孙力军拉拢后,龚道安受宠若惊地被安排进了公安部技侦局(十二局),在曾欣升为局长的同时,接替了曾欣副局长的位置。一年后,曾欣去了龚道安的老家湖北,只当了一年副局长的龚道安即被扶正。

2017年6月,龚道安被调升副省部级的上海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兼督察长,其技侦局局长位置交给了时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曹忠平。孙力军 “使用公安侦查手段对抗组织审查”,就是发生在曹忠平的技侦局局长任内。所以孙力军下台半年后,这个曹忠平即被打发出京,贬为湖南省民政厅的党委书记兼省委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工委副书记。几天前还有这个曹忠平以湖南省民政厅长身份下基层慰问的消息,证明他虽然被迫离开最机密的重要工作岗位,但并未被“严肃处理”。但曾欣的前途已经不妙。

这位曾欣当初在孙力军出事之后,虽然暂时未被调查处理,甚至还官升半格;在孙力军被调查两个月后调离湖北,出任广西政法委书记并进入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但正所谓不是不报,时辰未到。去年11月,刚满55岁的曾欣被宣布免去自治区委常委和政法委书记职务。

今年元旦前一天,中共官方媒体即又披露说:玉林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决定,接受曾欣因个人原因辞去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

什么是“个人原因”?你懂得!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