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本专栏的上篇文章《孙力军案中高级警渣知多少？》已经介绍到了，孙力军被起诉的罪名虽然由被逮捕时的1项变成了3项，但相比于这位前公安部副部长被宣布“双开”并“移送司法机关”时被罗列的罪名，明显是“回避”了许多。比如，“毫无道德底线，大搞权色、钱色交易”一项，其中所谓“钱色交易”中的交易对方虽然不是职业妓女，但本质上和嫖客与妓女之间的“你情我愿”是一回事。但因为中共国现行《刑法》中没有卖淫嫖娼罪，入罪的话也不过是罚款，但官员以权易色的性质又不一样，怎么说也是职务犯罪！
众所周知，中共官员对异性属下以权易色，无非就是以发展入党或者职务提拔为交易条件，换取性服务。所以笔者怀疑，前年三月中共湖北地方媒体打着“宣传正能量”的幌子，突出强调是中央来的孙副部长主动提出为两个95后女警花当”入党介绍人”，并为她们主持”火线入党“仪式，其实是为了暗示这正是孙力军在武汉疫区“大搞特权”的内容之一。而当时为孙力军在武汉抗疫期间“撤离职守”、“大搞特权”大开方便之门的时任湖北省委常委、省政法委书记曾欣，虽然没有象其他几个孙力军案的副省部级涉案人一样被公开处置，但在被免去所任职务及人大代表之后，似已人间蒸发。
我们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中已经介绍过，孙力军被中纪委对外公开宣布“双开”之后，却没有被列入公开起诉的“严重职务违法”的内容之一，就是“使用公安侦查手段对抗组织审查”。而这位曾欣恰恰是当年孙力军还在以公安部办公厅副主任身份担任时任公安部长孟建柱 “首席秘书”时，提拔到公安部十二局，即技术侦察局局长位置上的，具体时间是2011年9月。
可以说，没有当时的孙力军在部长面前的美言，就没有曾欣晋升正局的可能。而晋升正局仅一年之后，这位曾欣又能再升一级，出任副省部级的湖北省公安厅厅长兼党委书记，更是孙力军全力推动的结果。
当时宣布曾欣为技侦局局长之前，他实际主持该局日常工作已经好几个月了，因为前一任局长张健从2011年年初即已经被“内控”。当年7月15日，公安部即已经内容通报了“张健的“严重违法违纪”内容。当时的中国大陆财新网对此曾有公开报道，说是公安部的内部通报称，张健涉嫌“泄露国家机密、包养情妇、嫖娼”等严重违法违纪问题。据称，张健还涉嫌严重的经济问题，“生活作风极其败坏”。
这位张健曾任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副主任，被查前任公安部技侦局党委书记、局长，一级警监。此前，该局有两名副处长被有关部门调查。据称，张健被查与此二人的交待有关。
但另据公安部知情人向境外媒体透露，张健被查是当时的中央最高层某领导直接下令，原因是张让手下监听山西某煤老板的电话，结果监听到某政治局常委公子与该煤老板的个人交易。一直苦于没有机会升副部级的张健将此事压了下来，并作为功劳向该常委的公子邀功，希望得到该常委的赏识。结果反而弄得该常委“不太舒服”，以为张健在借机要挟自己。
此外，该常委的公子因为搞私募基金已闹得沸沸扬扬，其家族成员多有腐败传言，很多天知地知的私密消息也不知是从哪儿漏出去的。该常委一直怀疑是政治对手暗中监视并对外放风，但苦于找不到是谁在暗中指使。于是该常委授意其在中纪委的亲信，查办技侦局局长张健及其手下，可以一箭双雕：一是掩盖其公子勾结煤老板的丑闻，二是希望从张健身上找到探知政治对手的突破口。
当年的《明镜月刊》在报道此事时所说的“政治局某常委”，其实就是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贺国强。而那位被公安部十二局秘密监听的山西煤老板，就是当时的“山西首富”张新明。
其实，相比于《明镜月刊》相关报道的“吞吞吐吐、欲言又止”，总部在北京的多维新闻的记者则大胆许多，其相关报道文章的标题就是《起底山西首富牵出贺国强之子 遭勒令删稿》。
当时多维的这篇文章披露说：北京《财经》杂志日前刊发封面报道《张新明再起底》，万字长篇报道回顾了号称“山西首富”的张新明。由于报道牵涉多名退休、在职的省部级，甚至更高层面的高官，该报道已经被国信办下令全网删除。据熟悉山西事务的媒体人透露，该报道“实际上已明确点出王茂林、田成平、云公民、贺国强”四人。
当年被称为山西首富的张新明是山西金业的老板，在煤价下行的大背景下，他曾将名下煤矿以69亿元的高价卖给国企华润，引起巨大争议。这笔交易，一直外传有巨大利益流入太子党名下，导致华润系包括董事长宋林在内多名高管被捕，最终并牵涉出山西多名省委常委落马，即习近平所谓的高官“塌方式”腐败。
张新明本人，则在2014年8月4日在太原长治路的寓所被中纪委直接带到北京，至今再无音讯。
在此之前，《财经》杂志曾报道过张新明和北京一高官之子公开在山西亮相。这位高官之子正是退休的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贺国强之子贺锦涛。当时两人在武宿机场落机时，彼时的山西省纪委书记金道铭亲赴机场迎接。
报道引述熟悉山西事务的媒体人透露，此前，华润原董事长宋林因违纪违法落马后，就有传言称与其有牵扯的贺国强长子贺锦涛也被调查。当时有港媒披露，贺锦涛确认因涉华润集团宋林案而被当局调查并软禁，但调查未必涉及贺国强本人。王岐山已在内部通报了对贺锦涛的部分调查结果，尚不知贺国强次子贺锦雷是否也将受到调查。
此消息迄今为止并未获得中国官方的证实，但网络上早已屏蔽了相关讨论，贺国强及其子均成为敏感词被限制搜索。
按照多维新闻分析文章当时的说法：北京或将延续薄熙来案的“切割法”应对之，既不因为其子贪腐而牵扯贺国强本人，也不因为贺国强的身份对涉腐事实避而不谈。但事实上，就是对贺锦涛本人的调查也已经不了了之。
关于习近平为什么不愿意对贺国强及其儿子下手，有兴趣的读者和听众可以参阅我们本专栏曾刊登的《福建“老领导”对习近平恩同再造》、《贺国强坚信习近平不会对他忘恩负义》等相关分析文章。
简单说来，若要分析习近平“不敢动”贺国强，还要从贺国强政治上有恩于习近平说起。如果说贾庆林是习近平在福建的第二个政治伯乐的话，那么贺国强不但在福建任职时即已经是习近平的政治知己，更重要的是在当年“比选”胡锦涛接班人的过程中，贺国强为习近平的最终出线，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
当年贺国强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纪委书记时，按照《明镜月刊》相关报道的说法，他贺国强领导的中纪委一直与公安部十二局，即技侦局有过节。因为那些年里，中纪委在查案过程中，屡屡让公安部技侦局配合，技侦局却表现出很不情愿——因为中纪委交办的一些事，有些没有手续，行内称为“干私活”。这类“私活”，有些是中央和国务院的某些上层官员或某些省部级官员为了打击政敌，伙同中纪委办案纪检室的私人朋友，私下调查政敌的行为；有些是中纪委一些纪检室负责人为了升官立功，对一些还没有经过中纪委书记办公会讨论通过、没有上报胡锦涛签字同意，就擅自搞的秘密调查，以求坐实后再逼胡锦涛不得不签字。这类调查是完全没有手续的，这让技侦局很为难。没有手续就“上手段”（业内行话，指悄悄监听、跟踪），按党内或部内自己的规定来讲，也是违法违规的。一旦让对手知道，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所以，当时的技侦局局长张健对于中纪委这类要求，往往找各种理由回绝。
这位张健当年是在周永康担任公安部长期间提拔上去的。熟悉中共当局组织史的人士都知道，周永康担任公安部长期间，其在中共高层内的实际政治地位，在历任公安部长中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当时的总书记江泽民把他安排成了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委员兼公安部长。所以在周永康升任政治局常委兼中央政法委书记之前，这位张健即已经敢藐视中纪委了。他领导的技侦局对来自中纪委的要求，不仅很少帮忙，有时还帮倒忙。公安部与中央各部门及地方各省联系频密，人际关系十分复杂。中纪委通过技侦局进行的秘密调查，经常出现泄密情况，这让急于出政绩的中纪委办案人员十分恼火。中纪委不得不找甚少涉及国内事务的国家安全部技侦局帮忙。
当年的中纪委对不太听使唤，并知道自己很多脏活的公安部技侦局，可说是早就怀恨在心。为了更好地控制公安部，早在2008年，中纪委就派出原第五纪检室副主任孙立成担任公安部纪委副书记、监察局局长，希望能在第一时间掌握公安部一些中高层领导的隐秘问题，化被动为主动。所以张健撞到了贺国强的枪口上之后，中纪委马上采取行动，在公安部纪检委的配合下把张健“双规”了。
有道是，中纪委在拿下张健之前已经拿下的时任公安部部长助理兼经侦局局长郑少东，在张健被查的前几个月即已经被判死缓，而张健被中纪委“双规”之后就再无音讯。这位张健当年公安部技侦局局长的继任人曾欣，如今也已经被失踪。而曾欣的公安部技侦局局长接班人，被孙力军交待出来的副省级警渣龚道安倒是没有被失踪，而且还被安排上了央视的电视认罪专题片，与孙力军一起出镜，相互揭发。
现如今，此二人均处于等待判决阶段。相信龚道安被判无期的可能性最大，而孙力军之所以积极地在电视认罪专题片里配合“组织安排”，就是为了争取一个死缓的下场。
不过，三年多前的赖小民也曾经被电视认罪，但仍然也没有逃脱被毒针注射处死的下场。
我们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中已经介绍过了，2017年6月，龚道安被调升副省部级的上海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兼督察长，其公安部的技侦局局长位置交给了时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曹忠平。孙力军 “使用公安侦查手段对抗组织审查”，就是发生在曹忠平的技侦局局长任内。所以孙力军下台半年后，这个曹忠平即被打发出京，贬为湖南省民政厅的党委书记，日后担任该厅厅长至今。
如此说来，从张健本人及他之后的历任公安部技侦局局长，只有被“冷处理”的曹忠平还算是下场最好的一个。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