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笔在本专栏的上一篇文章里已经向读者和听众介绍了当年曾经是胡锦涛在团中央的左膀右臂之一的李源潮恰恰是因为胡锦涛动议的对新一届政治局常委会“消肿瘦身”才失去了十八大“入常”的机会。而当时的胡锦涛和习近平讨论并最终决定将政治局常委会“瘦身”的肇因就是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的滥权及在两会期间到重庆代表团高调宣示对薄熙来的公开支持。
当时，正因为轻信了指挥着数百万各类警察的周永康对胡锦涛具备了足够的威慑力，本来已经是惶惶不可终日的薄煕来重新又打起了精神，在重庆团的记者会上公然向胡锦涛叫板。在此关键时刻，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兼中宣部长和中宣部副部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主任兼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的王晨为胡锦涛立了一功，那就是及时通知中央各主要官媒对周永康赴重庆团的报道均需以送审通过的新华社通稿为准，并在口头通知中要求未经请示同意，不要擅自转载重庆地方媒体的详细报道内容。于是，新华网和人民日报对此新闻的简短报道内容中连薄熙来的名字都没有提，人民日报海外版和中新社的相关报道内容中虽然提到了薄熙来的名字，但周永康最关键的挺薄讲话内容，即“以熙来同志为班长的重庆市委、市政府”如何如何，都没有被引述。
刚刚闭幕的本届“两会”上，以普通中央委员身份荣升副国级的所有党内副委员长和党内副主席中，冒升人大副委员长兼秘书长的王晨最令人我们这些局外人意外，但中南海内在去年十八大召开之前传闻的下届中宣部长的三个候选人，就已经将王晨名列其中了。当时的三个候选人里名列第一的是原中宣部常务副部长，时任黑龙江省省委书记吉炳轩，日后在十八大上脱颖而出的刘奇葆名列第三。此三人被内部“比选”之后，便宜了刘奇葆，但也不能亏待了吉炳轩和王晨不是？于是便有了我们今天已经看到的，此二人双双被安排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至于刘云山，笔者相信即使没有在那关键时刻为胡锦涛立下了重要一功的前提所在，十八大召开时的刘云山因为和俞正声、张德江一样都已经是连任了两届政治局委员，仅仅靠论资排辈，十八届政治局常委无论是七人还是九人都不会把他剩下，但如果继续九人制的话，他反而只能是继承胡锦涛体制内李长春的角色，李源潮的位置则会相当于十六届中央政治局里的曾庆红。
十八大召开之后，关于李源潮“失常”的背景原因外界有多种说法，而从逻辑角度就实难成立的说法之一就是李源潮因为没有提拔李小鹏而得罪了李鹏，李鹏借口李源潮在“六四”问题上表现不好而强烈反对李源潮入常，结果让“江派”的刘云山捡了便宜。但事实上如果一定要以共青团系统来界定习近平接班之前的所谓“胡派”的话，刘云山恰恰是“胡派”的重要成员。此公在胡锦涛主持团中央工作期间，是内蒙古自治区主持工作的团区委副书记，实际上的第一把手，而且在一九八五年十月被增补为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如此说来，这位刘云山无疑是目前在位的所有中共高级领导人进入中央委员会最早的一位。
再说“六四”问题上的态度和表现，说李源潮在二十多年前的那场“六四“镇压之后的政治表现确实没有达到李鹏当时的要求和标准到是没错，但请别忘了当时的团中央系统包括来自军方的第一书记宋德福，以及当时排名在李源潮和刘延东之后的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之一李克强，全都表现得相当低调，更没有在团中央系统按照李鹏的要求掀起声势浩大的政治清查运动。与此同时，因为内蒙古自治区首府也被当时的李鹏等人列为“动乱重灾区”之一，当时正担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和秘书长职务的刘云山为了躲避主持自治区党委机关的政治清查，主动要求到基层搞调研工作。如此说来，若要以“六四”期间“是否一直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为当今干部取舍标准的话，十八大上产生的七个政治局常委中恐怕只有王歧山一人尚能被李鹏信得过。习近平能否过关都是难说的事情。
李源潮在此次两会上就任国家副主席之后，有外界媒体在报道他的政坛经历时用了“太子党打进团中央”的标题，殊不知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与李源潮同时“打进”团中央书记处的“太子党”成员至少还有刘延东、陈昊苏和何光伟。后二人在团中央工作期间依仗自己的“红二代”出身明里暗里不断给胡锦涛使絆儿，一九八五年胡锦涛未能按胡耀邦的安排进入中央组织部担任常务副部长而是被外放贵州，就是这两个“红二代”到薄一波处使坏的结果。而当时同是“红二代”的李源潮和刘延东则是在胡锦涛手下安份守己，努力配合工作。结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胡锦涛自一九九二年十四大之后便成了分管组织工作的政治局常委，陈昊苏和何光伟从此不得烟儿抽是情理之中的事情。陈昊苏退位之前总算捞到了一个正部级，但仅仅是一个所谓的“全国性群众团体”的一把手。到这次“两会”召开也已经告老还乡的何光伟更不如意，担任过的最高职务不过是个副部级的国家旅游局党委书记。而在何光伟退休的同时，李源潮当选了国家副主席，比何光伟年青不足一岁的刘延东当选了国务院副总理。
不过，如果说李源潮和刘延东都是因为胡锦涛一人使力才能有今天的政坛辉煌就大错特错了。习近平接班之前外界在评论中共高层人事问题时，把胡锦涛那一届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简单划分成“胡派”和“江系”，实在是没有多少道理。仅拿李源潮和刘延东为例，外界只知道此二人都是“横跨‘太子党’和‘共青团’”，中共官媒也曾报道过刘延东父亲刘瑞龙是江泽民亲叔叔兼义父江上青当年的入党介绍人，但至今还未见外界报道过李源潮父亲与江泽民和“江系”最重要的成员之一曾庆红父亲的关系。事实止，从他们父辈的所谓“派系归属”看，李源潮和刘延东一样，与曾庆红、江泽民之间的关系都可以用血浓于水来形容。事实上，在中共政权的历史上，内部派系壁垒分明的应该是毛泽东时代，因为当时中共用枪杆子打下江山之后，内部权力分配就是严格按照战争年代的几大野战军系统论功行赏的规矩，曾庆红的父亲曾山是华东系统的代表人物之一，刘延东的父亲刘瑞龙和李源潮的父亲李干成都是曾山的下属。一九四九年共军占领上海之后，曾山是接管上海政权的主要领导成员之一，刘瑞龙则由曾山带进上海出任首届中共上海市委的秘书长。李源潮的父亲李干成先是被安排在江苏地方任职，一九五三年在曾山的推荐下进入上海，日后又高就上海市副市长。
江泽民八十年代中期到上海工作时，李干成还是市政协副主席和上海市委顾问，因为李干成和江上青的早期经历一样，抗战前都在上海坐过国民党的监督，抗战初期又同为苏皖地方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人，所以江泽民也是把李干成当成父辈敬重的。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