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清明前夕的4月1日，数位"八九民运"时期的参加者和民间学者安宁、陈卫、于世文、马少方、胡石根、赵常青等人，在河北正定县殡仪馆铭德堂举行了对"六四死难者"的悼念仪式，上述人中最为外界所熟悉的应该是"八九民运"的学生领袖之一的马少方，当时他还是北京电影学院学生，在学运过程中任北京高自联常委，“六四”镇压之后他被列入二十一人通缉名单并为此入狱三年。公祭词中写道："'六四事件'中疯狂的子弹、坦克夺去一批满怀梦想和激情的年轻人的生命，这不仅是死难者家人的痛苦，亦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悲剧。24年中，国家从未公示死难者姓名和具体人数，也不允许任何形式的公祭活动，更未给死难者家属和公众一个说法，这些死难者的灵魂无处安息。"有外界媒体评论说这是"六四事件"发生后的二十四年里中国大陆首次较大规模的民间公祭活动。
公祭地点之所以特别安排在河北省的正定县，按照活动发起人的解释是，该县为新晋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政治之旅启程的地方，在此公祭是提示习近平，莫忘其父亲习仲勋亦是"六四屠杀"的反对者。习近平近期提出"中国梦"，这个梦应该正视民族之殇，将中国推向宪政民主的方向。
愚笔在本文中所要介绍的是，外界一直在传播的习近平之父习仲勋在中共党内反对“六四”镇压的说法本来仅仅是个找不出事实根据的“民间故事”，近些年来一直被一炒再炒，就被炒成了寄希望于习近平反“六四”的依据。
“六四”镇压事件已经过去二十四年了，参与决策的当事人除了李鹏个把，都已经陆续去了另一个世界去接受先他们而去的那场镇压的冤死者们的灵魂审判了。不过，虽然镇压决策的许多内幕邓小平等人至死都未能允许接班人们留下文字或者影音记录，但我们外界仅凭已经得以公开的信息加之合乎逻辑的判断，至少应该相信当时的习仲勋根本没有可能参与党内决策层对学潮处理的讨论----无论其内心是拥护镇压还是反对镇压或者当时的他事实上已经麻木到了“明知不对，少说为佳”的地步。至于当时在中共决策层外围出现的被及时传达至外界，自然也及时到传达进邓小平耳朵的反对戒严、反对镇压的声音主要有两股，一股是张爱萍等七位老将军的声音，以“致戒严部队的公开信”形式公之与众；另一股是当时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委中以胡绩伟先生为代表，副委员长中以同时兼任秘书长的彭冲和也名列七位老将军之内的叶飞为代表，一度企图利用宪法赋予人大常委会的权力否决李鹏以国务院名义发布的戒严令，招致的后果是邓小平下令将计划回国主持人大常委会非常会议的万里委员长软禁在上海。日后万里身边人士的回忆材料中已经有所透露，当时的邓小平通过杨尚昆将万里专机在上海着陆的命令传达给空军专机师并立刻转达给执行运送万里任务的机组，包括万里本人在内的所有代表团成员都是在回国的专机起飞之后才被专机组长传达了不飞北京，在上海着陆的“军委命令”。所以当时的“中国的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大的常委会的委员长万里事实上是被邓小平和杨尚昆下令用空军专机劫持到上海交到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手上的。
至此，当时的人大常委会中的民主健康力量意欲利用法制的力量左右政局的努力宣告失败，而这个努力的过程自始至终都没有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第一副委员长习仲勋的参与。有案可查的到是“六四”镇压过后，与万里用连赶三场慰问戒严部队的活动向邓小平表示屈服的同时，习仲勋也以第一副委员长身份率领其他十几位副委员长在慰问戒严部队的现场高调露面。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习仲勋当时率领的那十几位参与慰问戒严部队的副委员长中也包括了在戒严前夜还公开表示支持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的民主党派中央负责人，但在“致戒严部队的公开信”上签名落款的七位老将军之一叶飞却没有跟随习仲勋露面。
当然，此时的习仲勋百分之是和万里一样，已经完全是言不由衷、身不由己，在慰问戒严部队的场合露面并不代表着他们内心已经信服邓小平的镇压决策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但是在镇压之前，习仲勋在自己有资格、有权利有所作为的人大常委会的场合并没有及时发出自己的声音，包括李鹏本人日后主动以“日记”形式披露给外界的相关内容，也证明当时代表人大常委会向中央递交通知万里提前结束访问回国主持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的人大常委会党组动议的人不是时任第一副委员长、依照惯例应该是在委员长出访期间主持人大常委会日常工作的习仲勋，而是排名在他习仲勋之后的兼任秘书长职务的副委员长彭冲。六四镇压之后，彭冲因此而向政治局呈递了他在人大常委会党组内部宣读过的书面检查。而当时由彭冲主持人大党组会议的事实似乎也能够证明笔者在过去的文章中已经分析过的一种可能性，就是当时的习仲勋确实已经因病不能理政。
至于通过人大常委会之外的渠道表达对邓小平镇压决策的不满，对当时的习仲勋来说几乎没有可能。从一九八七年赵紫阳正式当选总书记的十三届一中全会开始，他习仲勋先是在党内党外都没有任何职务，直到次年三月出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四、五个月时间里，他的全部政务活动就是被邀请列席了一次政治局会议，这在习仲勋网上纪念馆里是有年谱内容可以证明的。而到六四镇压前夜，本来就已经对人大常委会的所作所为愤怒到了极点的党内大家长邓小平怎么可能会听取在政治局和书记处内都已经没有位置的区区一个党内副委员和的意见？当时的宋时轮和张爱萍老将军都是在位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按照当时的内部规定，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是和党内一线岗位的政治局委员同等待遇的，但即使如此，张爱萍、宋时轮等人也还是苦于其“真正的爱党爱军之情”无法上达，情急之下才采取了公开信的形式表达“人民军队绝不能向人民开枪”的紧急呼吁。
由此可见，八九学潮过程中习仲勋在党内反对邓小平的镇压决策的说法真的是找不到事实依据。而最早传播这则故事的人士，很可能是在基于对习仲勋早在一九八五年十月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召开之前，趁自己还在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内有发言权的时候鲜明反对过对学潮采取强硬措施的事实基础上主观判断他在八九镇压决策过程中肯定会投邓小平的反对票，殊不知八九学潮时期的习仲勋除了已经没有了就党内决策发表意见的资格和权利而外，自己对前台政治的兴趣也和自己的健康状况一样严重退化了。至于习仲勋在一九八五年党内处理学潮问题的讨论过程中是如何与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强硬派和极左派针锋相对的，将是下篇文章的介绍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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