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夜话中南海》专栏本周一的文章《战狼当道，阎学通反而理性了许多》，介绍了因其一贯表现而被外界视之为“鹰派中代表人物”的阎学通面对最近一段时间来的“武统”叫嚣，非但没有主动迎合，反而在此问题上表现出了难得的理性和冷静，坚定认为：“目前在南海和台海地区，都不会发生故意的擦枪走火，因为美国、中国大陆、台湾地区三方对军事行动的控制都非常严格。所以说，首先，在这些地区发生擦枪走火的可能性非常小。其次，即便发生了擦枪走火，有关各方也一定能够及时地把它抑制住，不让它发展成为战争。”
阎学通日前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也还重点回答他对所谓“中美两个超级大国的全球地位和领导能力”之说的看法。
当时财新记者的问题是：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近期称，中美两个大国的全球地位和领导力，都已在疫情期间遭到削弱。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埃利森(Graham Allison)近期则在专栏文章中称，如果美国不能在短期内有效控制住疫情，则中国很可能会进一步看轻美国，升高强硬处理台湾问题的动机。对疫情发展至今，中美两国“互视”态度的发展，您有哪些观察？中国的决策菁英们是否真的因为疫情期间的各国表现，调整了对美国或对整个西方治理模式的看法？
阎学通的回答是：陆克文的说法可能只对了一半。说疫情弱化了美国的全球领导力，这个说法成立，因为美国原先有世界领导地位，美国在抗疫中没能发挥领导作用而遭到盟友的批评。而中国原本就没有全球领导力，一个不存在的领导力就不存在削弱和没削弱的问题。
对比过去几年中共宣传系统一直都在大力进行的习近平“引领世界” 宣传调门，作为“鹰派”代表人物的阎学通居然会公开唱反调，这可是令笔者非常吃惊的内容之一。
阎学通在回答上述问题时还说道 ：埃利森的说法存在逻辑上的问题。美国全球领导力弱化，并不必然意味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软化。面临实力难以支撑全球领导时，奥巴马采取了“转向亚太”的战略，收缩了全球战线，将海军力量的三分之二集中到了亚太。他减少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军事力量，但加强了在亚太的军事力量。特朗普继续了奥巴马的战略，制定了“印太”战略，把更多的军事力量部署在东亚及周边。
美国海军在台海和南海的活动频率是加大，而不是缩小。美国不愿为全球抗疫投入资源，并不意味美国在支持台湾的问题上不愿投入资源。目前，美国是加大对台湾问题的投入，而不是减少。美国2020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是继续派遣美军舰队“常态化穿越台湾海峡”，并要求美国与台湾地区建立网络安全机制……。
无独有偶，就在阎学通发表如上观点之后没有几天，另外一个“鹰派”代表人物、《超限战》的作者乔良也特别提醒“急统”人士们：“台湾问题，不管我们怎么强调它属于中国内政，但本质上仍是中美问题。”他认为，在中美掰手腕未分胜负之前，台湾问题不可能彻底解决。
乔良也还在他的微信发文中写道 ，从网络舆论看，不少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还是习惯或喜欢笼而统之甚至大而化之看问题、谈问题。他说：“这种不考虑自身或外部约束条件，只凭决心或信心（更多的是头脑发热）就拍脑袋做决策的主张，名曰爱国，实为害国。”
乔良写道：“不可否认，大疫之下，美国手忙脚乱，军力收缩，的确貌似出现了我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短暂窗口期。但除非此后的疫情发展使美国就此倒地不起，否则，仅仅抓住一个战术窗口，还不足以解决我们日后将面临的战略困境。”
我们自由亚洲电台和网站前天也以《“超限战”作者乔良为“武统”降温 提醒不可轻率急进》为题，介绍 了乔良的如下分析内容：台湾问题并非陆台两家的内部事务，美国明摆着要插手其间且也有此实力。按美军设想，一旦发生台海之战，美军应不是直接对华开战，而是联合西方国家封锁制裁中国。他强调，解决台湾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如何解决台独势力，而在于要先解决中美实力对比。以上问题都不是仅仅靠做好单一军事斗争准备就可以迎刃而解的，需要起码做好政治的、经济的斗争准备，才可高悬战旗。
乔良提醒，台海一旦开战，资金会全部撤空，企业也会全部关门。他说：“人员全都失业的孤岛，将让我们注多少资金去重振其经济，投多少人力去管理其社会？……这是多大的代价，多高的成本？这代价和成本难道不拖累甚至不拖垮复兴大业？”
基于此，乔良的结语是：中国的最终目标并非两岸统一，而是实现民族复兴，让14亿中国人都能过美好的生活。收复台湾不会让中国实现民族复兴，所以北京不应将收复台湾作为当务之急。北京若要以武力收复台湾，就需要动员所有的资源和力量来完成。不应该将所有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代价太大了。
乔良的如上论述中有一句“……除非此后的疫情发展使美国就此倒地不起”，而阎学通在回答财新记者问题时，则就当下的“疫情”问题表示自己的看法说：疫情以来，中美在病毒源问题上的对抗不断加剧，而且显现出进一步加剧的趋势。新冠疫情仅是强化中美战略竞争的因素，疫情并没有改变中国决策者们对西方制度的认识，只是强化了他们原先就有的对西方治理模式的负面认识。不过，这种认识的强化，并不必然导致正确的治理模式。因为不同国家的治理缺陷不同。他国的治理缺陷，不意味自己的治理就没缺陷，很可能是治理缺陷不同。根据世卫组织的数据，日本、韩国、新加坡、印度防疫效果好于美国、意大利、英国、法国，但这并不说明前四国的制度缺陷就比后四国少。因此，改革自己的治理缺陷，比防止重复他国的治理缺陷更为重要。因为前种缺陷比后种更容易形成。
阎学通这里所说的“疫情并没有改变中国决策者们对西方制度的认识，只是强化了他们原先就有的对西方治理模式的负面认识。不过，这种认识的强化，并不必然导致正确的治理模式”，是否是在暗示中共习近平当局当前的“治理模式”并不正确？读者和听众们自有理解。
我们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中已经提示过，阎学通最新的公开发言，即在他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谈到的诸多问题之一，是如今的中共战狼外交策略，以及对战狼外交执行者们的品行持否定看法。
财新记者向阎学通发出的问题之一是：这次疫情期间，一些网络舆论对外国抗疫作为的评说，似乎也给中国的外交工作带来了一些牵制。今后的中国外交，应如何看待和面对网络上的种种声音和其影响？
阎学通回答说：从外交工作来讲，我觉得有几个最基本的原则。首先，外交是国家的行为，不是个人的行为，因此外交应是官方的行为。这就决定了所有的外交官说的每一句话，都不代表自己，只能代表国家。外交官说“这是我的个人看法”，但其政治身份决定了别国人一定把他说的话理解为他所代表的国家立场。因此在外交工作中，我们一定要首先分清，什么是官方，什么是民间。
其次，我们必须明确，外交的目的是维护国家利益。如果一个行为、一个政策、一个表述未能维护国家利益，甚至伤害了国家利益，无论其动机有多好，都得承认这种作法不利于维护国家利益的目标。检验任何一种外交政策或行为是否正确、合理，都得依据结果来判断。客观上维护了国家利益，就是正确的。客观上没实现维护国家利益，这个政策就不可取。
第三，外交工作为一种特殊的职业，其特殊的职业能力在于以理服人的能力。也就是有能力说服他人、有能力让别人相信本国政策是合理的。外交官的职业是讲外交风度的。周总理就非常在乎外交风度，这也是为何他逝世后获得的国际评价之一是，“连他的敌手都尊重他”。没有外交风度，是外交职业能力不强的表现。
只要对中共外交部几个发言人奉命对美国、对西方发动战狼外交以来的恶劣表现稍有关注者，都会看得出来阎学通内心中对赵立坚、华春莹这批人的强烈反感已经表达得十分直白了。
在回答记者的问题时，阎学通对中共大外宣的调门也颇有微词，比如他说：“一些媒体把我国与欧洲抗疫效果差别归结于政治制度不同，这种说法很容易激起欧洲疫情严重国家的人的不满情绪。直接和变相批评他国政治制度都会引发或加剧意识形态冲突。”
阎学通还表示：“西方舆论对中国的怀疑，在一定程度上与我们在国际上的宣传有关。比如说，我们说中国‘永远不做超级大国’，我们认为这是一句好话，是向世界承诺我们不会像美国和苏联那样欺负别人。但在别国看来，事实上中国已是超级大国，综合实力比别国强很多。‘超级大国’是一个‘是不是’的问题，而不是‘做不做’的问题，它描述的是一个客观事实，而不是主观意愿。因此外国人听到我们说‘不做超级大国’的说法，他们会认为这是一种欺骗，对中国的猜疑反而会上升。”
当时，阎学通是在回答财新记者关于中国和西方之间的“信任赤字”显得正在扩大，怎么解决中国和西方之间的信任问题时，做出如上表述的。
更值得玩味的是，阎学通对习近平为“引领世界”而强力推出的“一带一路”之战略内容的多有不屑。
财新记者当时的问题是：疫情后国际对华舆论风向的变化，以及全球各国对经济预期的变化，会影响中国的外交行动吗？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我们原本提出的倡议，比如一带一路、中欧连通性平台、推进中日韩自贸区等等，中国在规模、预期和时间表上，会不会做出一些收缩或调整？
阎学通回答说：我一向认为，预测外国政府的战略走向比预测中国的容易。中国政府会做什么决策，我预言不了。我只能说，随着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主要是在网络空间进行的，中国对外战略的重点也应从道路建设转向网络建设……。
阎学通还强调说：从一开始我就认为，在国外搞道路建设，成功的难度极其大。这就是为什么，很少有国际组织贷款修建跨国铁路，因为两个国家的铁路政策是不同的。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跨国铁路投资项目有收益的较少，亏损的很多，典型的就是坦赞铁路。
最值得玩味的是，阎学通居然毫无不讳言他对中共政权大疫当前再兴“文字狱”的担忧。他的原话是：“历史表明，人类汲取历史经验教训的能力很差，人类很容易忘记历史教训。如果人类汲取历史经验教训的能力强，就不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又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SARS疫情之后就不会发生现在的新冠疫情，文字狱也不会在中国历史上重复发生。”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