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民网‘强国社区论坛’”读到一篇文章《偷鸡判无期贪40亿12年，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作者说广东佛山一叫李明福的打工仔因伙同他人深夜潜入养鸡场窍得活鸡或宰杀食用或变卖而被“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人民法官”对如此重判的解释是窃鸡者“有眼不识金镶玉，错把黄金当烂铜”，偷走的都不是被用来吃肉的普通鸡，而是用来培育鸡二代的种鸡。至于这“种鸡”具体是蛋鸡还是专门负责陪蛋鸡睡觉的公鸡，人民法官未再给更详细的解释，只是回绝了窃鸡者“早知是如此‘金鸡’，肯定就不敢偷”的求情解释。与此案同时期也是发生在广东的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三人合伙鲸吞公款4.82亿美元案的案犯之一余振东潜逃美国被遣返回国后居然只被判处十二年有期徒刑。
文章作者质问说：法律难道也长了势利眼？对民严刑，对官仁慈，这不是在制造官民矛盾？和谐盛世，难道就是这种和谐法？掌握司法权力的人，到底用的是什么执行标准？为何法律就是他们解释了算，而公众没有监督权......
因为这是刊登在中央党喉“人民网”的文章，所以言词激烈到如此程度也是难能可贵了，只是文章标题使用“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的典故似显牵强，因为文章中例举的贪官毕竟也还是在吃着牢饭，但若把文中“窃国者侯”的例子换成邓家后代，与“窃鸡者终身监禁”相比，那真的就是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的最真实写照。
上点岁数的中国人都还记得一九八九年北京大学生的游行队伍中喊出了“毛主席的儿子上前线，邓小平的儿子倒彩电”的口号，结果是被激怒了的邓大家长派出坦克部队血洗了长安街，而他那“倒彩电”的大儿子邓朴方日后则因为中央委员屡选不中一怒之下干脆直接当了党和国家二级领导人，如今虽已荣退，但终身荣华富贵是国库依“法”确保的。
再说已经安排自己儿子邓卓棣弃美返华、弃商从政的邓小平二儿子邓质方。邓质方当年学成回国后，对从事自己所学专业或者担任科技部门官僚的安排都不感兴趣，而是直接进入了当时国内最大的官商公司中信集团。一九八九年大学生们只把攻击矛头集中在邓朴方身上，是因为当时的邓质方在中信的头衔还仅仅是个副总工程师，但从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巡开始，邓质方一夜之间就变成了所有经商太子党中最高调、最疯狂，最不在乎外界负面舆论的一个。邓质方当时身体力行他爸爸“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政策的本领不但远超出他哥哥当年经营康华公司的水平，其胆大妄为的程度和疯狂聚敛财富的速度也令其他所有高干子女望尘莫及。一时间,北京有他的公司、海南有他的地产、上海有他的房产、香港有他的控股……，那个年代的港人可能至今都还记得一时间香港各大报刊上满是邓质方和与他“一笔难写两个方”的商业搭档周北方一左一右，与他们的大金主李嘉诚在庆祝“合作”的盛大酒会上的光鲜合影照。
近一两天内刚刚传出了一九九五年被江泽民打入天牢的北京市前市长陈希同癌症加重，恐怕来日无多的消息，回想当年，邓质方的商海翻船与陈希同被江泽民抓到足以治罪的过硬把柄是互为因果的。因为担心邓家上下会随时活动为周北方周旋，当时的江泽民亲自下令将周北方异地关押、到远离北京的南京一带秘密审理。周北方被判处死缓后，传闻颇多，其中一则是说中纪委和检察院的庞大办案队伍中有好几个冒着丢官风险，甚至不惧开除公职的上峰威胁“临阵逃脱”，原因就是害怕从周北方嘴里听到太多的牵涉到邓质方的经济犯罪行为，担心有一天会因为对这类事情“知道得太多”而招祸上身。即使当时没有“临阵逃脱”的办案人员，也是在及时请示上级之后对周北方采取了制止他“乱咬别人”的措施，随时提醒周北方“只说自己的事情，不要牵扯别人”。
现如今，外界回忆起当年的邓质方，印象最深的莫过于海南、北京和深圳等地的以权易地、以地吸金的迅速暴富手段，而对他靠对外“合法”出口华工聚敛第一笔财富的经历则鲜有所知。
一九九二年初，北京商海里突然冒出一家“中国对外建设总公司”，邓质方名列第一副总理经理。该公司依据中共国务院有关部门的正式认可，统一经营和管理中国大陆的劳工对外出口。此前，中国大陆的对外劳工出口一直是由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统管，而邓质方的这家公司，完全是因人而设。自此，中国大陆各地的对外劳工出口都要经过这家公司统一安排和分配项目、名额,权限之大可以想见。每安排成功一桩劳工出口事务,该公司即要从对方所付款额中提取百分之三十以上的“管理费”。根据当时中共官方公布的数字，邓质方的这家“猪仔公司”成立的当年，即向世界各国出口劳务百万人次，油水之丰厚可以想见。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大陆出口劳务是邓小平首先倡导的。邓小平经过九二年南方一游，掀起中国大陆的第二轮经商大潮后，他的儿子立刻身体力行，经营起了卖“猪仔”的业务。当邓质方的这家公司开张后，北京有知其内幕者讽剌说：邓小平的大公子倒彩电的时代已经过时；他女婿贺平经营的军火生意虽然火爆但也已经成为全世界的千夫所指。如今邓二公子另僻财源，干脆当起了人贩子，可见中共政权实在是堕落得可以了。紧俏商品、军火生意、贩卖人口这三大生财之道都被邓家子女尝遍了。如果再有人想找新的暴富之道，就只剩下贩毒、设赌和开妓院了。
一九九二年邓小平透过南巡讲话平息了“姓社姓资”之争后，发明了出一个“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为此，多有人大惑不解：既然中共认为“市场经济同计划经济一样，都是一种资源配置形式”，既不姓“社”也不姓“资”，为什么还要在“市场经济”前面加上一个“社会主义”限制词？
但是，如果人们了解了邓小平子女的“革命分工”后,可能会茅塞顿开。原来：这个所谓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仍还是有本质的不同，即后者的前提是机会面前人人平等；前者的前提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之成员（还包括他们的至爱亲朋）利用权力加市场经济的形式“先富起来”。
巧合的是，当时的邓二公子的这家“猪仔公司”与他姐姐邓二公主邓楠当时任副主任一职的中共国家科委相邻。姐弟两个在一条大街上从事乃父设计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实践，姐姐为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而当官，弟弟为发展市场经济而经商。所以北京有人根据这一巧合讽剌说：这就叫“邓楠加邓质方等于‘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
富可敌国之后，邓家第二代随着邓小平的去世均不在商界高调抛头露面了。但是，邓家上下和所有中共权贵家族的成员们谁都明白，只要政权在，不但可以保证捞够了的世世代代坐享荣华富贵，更可以保证贪得无厌者捞无止境。但若政权有了闪失，已经捞到的都有可能被迫吐回去。如今，习近平的接班至少可以保证未来十年内仍然是红旗不倒，但十年之后呢？可见，无论是李小鹏的弃商从政，还是邓卓棣的弃美返华，都是基于政权接力的考虑。李小鹏用来保证下一代，邓卓棣用来保证下下一代。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