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本专栏的上篇文章《刘亚洲二十二年前的文章内容 竟令爱国军人绝望到想死》被文学城转载之后，一个署名“tw1234 ”的网友发表评论说：看看这个党有多邪恶：“三千人一律被开除党籍、军籍，遣返老家种地。一部份人被定为叛徒，判 刑。文化大革命中，三千人统统受到批判，纵是农民也不能幸免。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苦战三天，受苦三十年。”
署名“theriver1 ”的网友则提供了刘亚洲《金门战役检讨》一文中没有收录内容。这位网友说：刘亚洲其实在书中已经为土共粉饰了很多了，真相比这个残酷百倍！当时回来的战俘一律被当作罪犯一样被土共关起来逼迫互相揭发！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原244团政治部主任孙树亮，孙树亮通过诬陷他人来洗脱自己，结果很多归来人员都被判处徒刑，连被国民党称为“最顽固分子”的251团副团长马绍堂也被判处5年徒刑，而孙树亮却没有受到任何惩处，这激起了归来人员的公愤，纷纷检举孙树亮在台湾软弱的行为，结果孙树亮也被判处5年徒刑！
除了被判刑的，还有被枪毙的。1951年6月，第一批枪毙的两人，253团3营营长李子元等人被押到南京水西门外执行枪决，刑场上警卫森严，两口棺材一字排开，据说因念他们过去对革命有功，由组织出面付棺安葬。李子元在金门战斗中率领3营守在林厝东边高碉堡附近地堡里，弹药打光后，再打就是白白送死，李高叫：“别打了，缴枪了。”率领身边还剩下的17人放下武器。
至于当年共军金门战役全军覆没之后被遣返回大陆的战俘数字，有网友说只有被释放只有600多人。但随即遭致另外的网友反驳，说：你那是1950年被遣返的，1952年总共被遣返了3000人。金门战役解放军被俘总数为5175人。
笔者查找了许多资料，关于被遣返回大陆的金门战俘数字说多说少的都有，但被俘总人数为5175人的数字是中共公开军事资料中介绍的。可见刘亚洲在写作《金门战役检讨》一文时掌握的“被俘四千余人”的数字是欠准确的。
我们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中介绍了那位20年前读了刘亚洲的《金门战役检讨》等文章绝望到想死的“青年军人”，在其大批判文章中把刘亚洲说成是崇洋媚外、民族自贱，卑躬屈膝、颂扬霸权主义、颂扬中国宿敌的人物。还把一些被中国内地网民和中国境外公认的中共军内“鹰派“人物也都捎带着乱批了一通。他说：刘任某校政委后，便网罗了一批军内公知型专家学者，把国内军队的思想教育搞得乌烟瘴气，也有他们一份功劳。有位少将被称为“鹰派”，但却又提出“救美国就是救中国”，来自国大；在俄乌战争期间，指俄罗斯采取了一种“被人类文明抛弃”的崛起形式的公姓大校，也出自国大；那位称美国人有外星人帮助，并让中国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指朝鲜是中国的灾难的网红少将，也出自国大。刘的这种荒谬用人风格，不但不受批评，而且还被认为是“不拘一格用人才”。
这里的“公姓大校”，无疑是指公方彬。
说起来，这位公方彬大校，还真是被刘亚洲“网罗”进国防大学的。2012年底之前的公方彬还是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所一个副所长，正师职研究员。是时任国防大学政委刘亚洲亲自出面游说，说服时任军科院院长刘成军放人。
这位公方彬说起来是国防大学教授，但却是典型的“自学成才”。 当年他连高中都没有读完就当了兵，当兵后居然有连续三次参加“边境作战轮战“的经历，期间被提干并成为全军优秀政工干部。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名声大噪是被《半月谈 》评为1984年“十名优秀子弟兵” 。被刘亚洲要到国防大学之前，已经有了两次一等功、三次三等功，和解放军二级英模等一大堆获奖经历。
《解放军报》有位记者在一篇介绍公方彬的通讯中，开篇第一句话就是：“公方彬是个有故事的人”。进入国防大学前后，他曾先后被列入人民网 2012年度“最受欢迎十大访谈嘉宾” ，人民论坛 2013年度“十大思想人物” ，人民网 2013年度“最受欢迎十大访谈嘉宾”，新浪网 2013年度“最有价值十大专栏作家”，北京市 2015年度“十大理论宣讲名师” 和北京晚报 2016年度“十大年度人物” 。其在全民范围内知名度比刘亚洲更高。
按照公方彬自己的说法，他在中共十八大前曾发表了一篇涉及政治改革的文章，在海内外产生很大影响，各门户网站皆头条推送，加上后续连续发表了几篇有影响的文章，而被《人民论坛》评为2013年度“十大思想人物”之一。
公方彬当时发表的这篇文章的原标题是《新政治观 创新点与突破口》。文章一出笼,立刻引起海外关注,关注点集中在了此"新政治观"的中心内容是"应设计新政治观下的体制制度,规定执政党及其成员行使权力的边界、履行责任的程度;并建立执政党的政治伦理:公权力由人民赋予,人民就有权利剥夺"。
与此同时,中共官方的《人民日报》下设的"人民网"特别就 "新政治观"设立论坛进行讨论。
但是，当时的中共党内、军内对公方彬这篇文章的内容心怀强烈不满者大有人在。当时中宣部的一个处长以“该文被海外反动网站转载”为由，要求军内对公方彬加以处理，国防大学抵制不住，只好同意小范围内进行“批评”。
接下来发生的故事是当时的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社的内参部门都上件反映各方对此文的积极评价，“核心部门”（即中宣部）回复了一句“可以讨论”，才令公方彬被解脱了出来。
但据笔者所知，也就是从发表这篇文章开始，本来大有晋升前途的 公方彬，就只能在大校军衔和正师职待遇上止步了。
据公方彬自己回忆，在谷俊山案情内容被公开之前，他做客人民网强国论坛时，“不慎”将谷俊山贪腐案披露，在海内外引起轩然大波。其实并非有意披露，因为给省部领导干部班讲授《谷俊山贪腐案的启示》，提前了解了许多令人震惊的内幕，心中淤积了对贪腐分子抑制不住的愤怒，当主持人问及此事，我脱口而出。
公方彬说：“想一想，在郭徐尚未落马的情况下，这会带来什么，可想而知。”
接下来的故事就是公方彬被“全军通报批评”。
时任国防大学政委刘亚洲拿着这纸“通报”到军委讨要说法，时任军委副主席许其亮竟然表示“不知情”。
徐才厚和郭伯雄落马后，对公方彬的“通报批评”无疾而终。2014年底，公方彬在《环球时报》发表短文《徐才厚动摇不了我军的精神大厦》，时任总政治部主任张阳命令部下将电话打到刘亚洲那里提出三个责问，其一便是针对公方彬此文中所言，买官卖官，有卖便有买，严词责问“谁买了？”
众所所周知，这个张阳当时是被徐才厚提拔上去的。刘亚洲曾于“郭徐”落马之后，在一次公开演讲时表示，军队高层中只有他本人和刘源没有给郭伯雄和徐才厚送过钱，即使这样，自己也曾经因为郭徐的权力，给他们送过礼物。
所以 ，此时的刘亚洲对也将会接受反腐调查的张阳根本不买账，直接回答张阳的部下：你们在替谁说话？你们应该问一下自己，郭徐流毒肃清了没有。对方无言以对，铩羽而归。
公方彬日后回忆说：那个阶段确实有很多正直领导对我进行了保护，故“不慎”只是涉险。
令公方彬感觉自豪的是，在日后的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上，习近平点名表扬他给省部领导班讲授的《谷俊山贪腐案的启示》。从此，“不慎”划了休止符。
按照公方彬自己的说法，如果不是当时的这段“不慎”之经历，他也许会前途无量。他说：“至今还有人问我是否后悔发生此事？熟悉者所指，在于当时我刚完成国防大学指挥员班学习，有机会迎接更美好的明天。我回答，只要看过我的经历，就知道再有这样的机会，我仍然作同样选择。”
日后只能长时期扛着一副大校肩章再未能获得晋升的公方彬还披露说：“有领导曾和我谈话：不说话，肩上的牌子就会变化。我回答，不说话就不是我。领导又说，换了牌子再说不迟。我回答，换上一颗星，还有两颗、三颗星在眼前闪耀，如果追求那样的目标，就不应当再三声称自己走上思想的道路。古往今来，思想的道路与官位无缘，与功利无缘！”
这里说的“领导”就是刘亚洲。
公方彬日后还回忆道：“其实，此前一位主要领导调任战区主官，行前和我谈话，提到军委主要领导几次向其了解我的情况，并告诉我会很快得到重用。他所说的高层领导向其了解我情况，原因无他，领导上任前责承一位在国防大学指挥员班学习的同期同学，让其提供一份关于“哪些重要工作应首先展开”的咨询报告（该同学为现任上将）。同学们都了解我长期为高层上内参，许多为决策层和决策者所采纳，所以请我帮助，相信他在上报告时汇报了我的情况，因此有了首长的特别关注。”
公方彬这里说的“军委主要领导”是时任军委副主席，当时替习近平主持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许其亮。
许其亮是空军出身，被刘亚洲称之为老领导，两人私交甚好。当初把公方彬要到国防大学时刘亚洲就有意图把这位比自己年轻10岁的军内“模范思想工作骨干”，优秀军事理论专家培养为自己的国防大学政委接班人。可以想像刘亚洲也应该在许其亮那里为公方彬美言过。问题是，正如公方彬自己所言：“应该说那个阶段我的前景极为看好，对此一点都不值得怀疑。问题是我决心走上那条充满坎坷和风险的思想道路。”
笔者曾经听到过的关于公方彬的故事是，他于2012年中共十八大召开前夜发表《新政治观 创新点与突破口》一文的真实目的是向接班人习近平“进言”。而当时的王沪宁确实也把这篇文章推荐给了习近平。
因为这篇文章“被海外反动网站转载”而给自己招来麻烦之后，公方彬脑筋急转弯，在人民论坛推出《习近平新政治观的思想内涵和理论基础》一文，文章开篇第一句就是“在探索中国的大国道路进程中，我们需要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以重大理论突破实现党的自我超越，实现民族的飞跃性发展，这个责任历史地落在了习近平肩上”。
接下来，公方彬写道：“习近平面临什么挑战，必须超越什么？简单地说，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人都没有解决的或没有面临的许多重大历史命题都集中到今天，需要习近平以伟大政治家的智慧和勇气予以破解。毛泽东没有解决阶级斗争之外的精神力量之源问题，邓小平没有解决经济飞速发展后的利益分配或利益共享问题。两个问题，一个涉及精神世界，另一个涉及物质世界。只有将两个问题都解决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才会成为现实。”
公方彬在他这篇发表于七年前的文章中写道：习近平要有效解决两代领导人没有解决的重大问题，不能重复两人已经采取的方式方法，只能自创新路，要在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思想理论基础上实现重大创新，或者说实现革命理论向执政理论的突破，才有可能破解中国共产党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毛泽东是在中国这样的文化和社会环境中，运用从西方引进的马克思主义先进理论完成中国革命的实际，邓小平是在发现我们以往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的基础上，探索前进道路，也就是仍然是在中国的特定环境中进行。习近平不可能再在这样的环境中前进，他要超出中国以往积累的经验范畴，不仅仅要考虑中国怎么发展，而且要考虑中国和世界怎样在互动中发展、甚至中国能否为世界探索一个更好的发展道路的问题……”
七年多前笔者初次读到公方彬的这篇文字，直觉是此公简直就是在为习近平“号脉”，说出了习近平的习里话。但是，公方彬千不该，万不该，就是不该把习近平的“新思想”解释成他自己有专利权的“新政治观”，尤其是在这个所谓的“新政治观”之说已经受到了“境外反动网站”给以好评的前提下。
后继的内容，留待本专栏的下篇文章继续介绍。
(本期节目由高新主持及播讲）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