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习近平重用的刘鹤到底是不是“右派”?》已经向 读者和听众们介绍了,现如今,中国内地的“好事者”们故意把刘鹤副总理否定“文革”的旧文重新刊登出来号召人们“重温”,令我们想起了当年习近平刚刚上台不久,美国《华尔街日报》曾刊登专文,称“选择刘鹤作为中国新经济计划的总设计师(这一点得到了许多中国官员、学术人士和知情人士的确认)让外界燃起了希望:市场改革者将占得上风” 。当时的美国彭博新闻社也称,刘鹤为“中国的萨默斯(美国白宫原首席经济顾问)”,以强调刘鹤在中国经济决策中的重要性。
与此同时,中国境内的官方媒体也一度掀起一股对刘鹤的追捧热,说他刘鹤 “除了作为中央领导人的建议者之外,他本身对于政策的制定有很大影响”,而在即将面世的中国经济改革蓝图中,金融领域有望迎来实质性突破……;“如今那个下过乡的知青已经成为中国经济蓝图的起草者,他的改革思路将影响中国的未来” ……。
其中一篇标题为《揭秘习近平智囊刘鹤:为三任总书记起草经济讲稿》的官网文章,更是借“外媒”之口,推崇刘鹤为“我国经济政策的核心智囊,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操盘手’” ;他在习近平手下的工作就是“勾勒中国的经济前景,而这一前景将指导中国未来10年的行进方向”等等,不一而足。
有道是,被“业内人士”夸赞“一向谦虚,低调”的刘鹤的这顶“高层核心智囊”帽子,竟然是习近平本人亲自给他“加冕”的。起因是,当时的习近平曾向来访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多尼隆介绍身边的一位“身材高大、有着学者风度的助手”,说:“这是刘鹤,他对我非常重要。”
当时的美国《华尔街日报》刊登专访报道说:习近平这一番介绍出乎多尼伦的意料,他本来并未安排与刘鹤见面。当晚,多尼伦的随行人员与刘鹤在人民大会堂预订了一个会议室,双方在会面期间都做了笔录…….。
美国人的这篇文章被中国国内媒体争相转载,使得当时刚上任中财办主任7个月的刘鹤受到高度关注。多家官方媒体争相披露说:刘鹤参与了“八五”计划、“九五”计划、“十五”计划和“十二五”规划纲要的编制,同时还是十六届三中、五中、六中全会,十七大,十七届四中、五中全会文件重要执笔人,已为3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起草经济讲稿。他还让“顶层设计”一词火了起来。身兼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的习近平在2013年9月指出,全面深化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加强各项改革关联性、系统性、可行性研究。如今,“顶层设计”这一概念在中国几近家喻户晓。
2011年3月公布的“十二五”规划纲要第十一篇“改革攻坚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导语部分写道:“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这是中共党国重要文件中,首次使用“顶层设计”这一刘鹤发明的概念。
就在“十二五”规划纲要公布前5个月,时任中财办副主任的刘鹤在接受中国人民大学同届校友胡舒立采访时说:“‘顶层设计’指的是主体结构和主要模式。有了这个设计之后,才谈得上其他。提出这个问题,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改革30多年,现在到了一个新阶段。我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过去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和面临各种各样新的重大改革议题条件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要经济、社会、政治体制改革稳步协调推进。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有一个顶层设计,包括主要目标以及先后顺序。具体的顺序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安排。”
简言之,刘鹤在胡温时代即已经发明如今成为“习近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核心内容之一的“顶层设计”,就是对邓小平当年“摸着石头过河”的反其道而行之,是胡温时代的“可持续发展观”的“理论基础”。
刘鹤当年如何先成为胡温,又成为习近平高级经济智囊 的如上经历,曾令北京的“业内人士”们联想起了,曾经自称“朱镕基智囊”的胡鞍钢被朱镕基当面羞辱的往事。说的是,有一次朱镕基回到他曾以国务院总理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之身兼任院长的清华管理学院,在校方举行的座谈会上,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自称“中国最知名的经济专家、最知名大学的教授”胡鞍钢一如继往地抢先发言,侃侃而谈。朱镕基打断他:原来你就是胡鞍钢啊,咱们这是第一次见面吧,怎么外面一直传说你是我的高参呢?
从那以后的胡鞍钢立刻低调了许多,连张宏良之类也都不再待见他了。
不过呢,这位胡鞍钢在刘鹤领衔的中共高层经济决策“智库”——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中,确实也曾混得过一个成员资格。但前年在刘鹤亲自主持的换届过程中,胡鞍钢惨遭淘汰。当时无论是中国境内还是海外媒体,许多都是以《刘鹤领衔的顶级智囊团“中国经济50人”换届,胡鞍钢出局》为题报道此事。
这个“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立于1998年。曾有中共官方报道文章回顾说:他(刘鹤)做了一件对中国经济学界至今仍有巨大影响的事,成立了中国经济50人论坛。他曾经讲述过成立的过程:1998年6月,我和樊纲在木樨地一家小快餐店讨论了这个想法,我们之间有强烈的共鸣,决定发起50人论坛的组织工作。50人论坛很快成立了,这个平台聚集了几乎所有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至今仍对中国经济决策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从前面引述过的那篇中国境内报道刘鹤的文章标题《揭秘习近平智囊刘鹤:为三任总书记起草经济讲稿》,很自然会令人联想到如今已经身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高位,被称之为“三朝国(帝)师”的王沪宁。
英国广播公司(BBC)曾引述美国加州大学圣地牙哥分校(UCSD)全球政策与战略学院教授史宗瀚说,王沪宁曾提出不少想法去协助习近平达成目标,包括“中国梦”及“一带一路”等,“习近平十分欣赏他”。
其实,“中国梦”的“理论”确实是王沪宁为习近平“量身打造”的,但“一带一路”的原创其实是陈云的长子陈元。而自习近平上台之后的“经济论述”中常常出现的,甚至早已经为全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诸如“顶层设计”、“底线思维”、“新常态”…….等等,原创几乎都是刘鹤。中共内部甚至有人讽刺说:习近平就是给王沪宁和刘鹤念稿子的。
说起王沪宁和刘鹤对习近平是同样重要,令笔者又联想起了其实就是这个王沪宁和刘鹤一样,都曾在否定文革的问题上,遭到诸如张宏良之类毛左人物的痛批。
去年九月,我们自由亚洲网站和电台曾刊出和播发《王沪宁旧文再疯传:有必要反思文革 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一文。说的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近年严控舆论,又弘扬“斗争精神”,更大搞个人崇拜,要求全国上下“定于一尊”。种种做法,被批评是意识形态上“向左走”,令外界忧虑文革重临。而背后的军师被指是有习近平“文胆”之称,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共政治局常委兼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王沪宁助推意识形态向左走,然而他三十多年前却撰文呼吁反思文革,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近日这篇文章再被疯传,被形容是“今日的我打倒昨日的我”。
文章指,文革为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国民有理由不时反思这场内乱,以防止灾难再次发生;并特别强调,要从政治体制的角度来反思文革。
在如上报道文章的基础上,笔者也配合发表了《王沪宁“文革反思”的与时俱进》,其实准确地说,王沪宁的这篇有关文革论述的文章是发表于1986年5月份,标题是《文革反思与政治体制改革》。当时他写作这篇文章的时代背景,是“文革”暴发二十周年纪念引发 的自由派学者中的反思讨论。
王沪宁最初这篇“反思文革”的文章发表了三十年后,2016年的文革“50周年纪念日当天,中共《人民日报》发表《以史为鉴是为了更好前进》,重申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文革”的权威定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造成的危害是全面而严重的。历史已充分证明,“文化大革命”在理论和实践上是完全错误的,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
该《人民日报》文章还表示:“(我们党)不会也决不允许‘文革’这样的错误重演……。我们总结和吸取历史教训,目的是以史为鉴、更好前进。‘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一定要牢牢记取‘文革’的历史教训,牢牢坚持党对‘文革’的政治结论,坚决防范和抵制围绕‘文革’问题来自‘左’的和右的干扰,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要毫不动摇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这篇文章见报之后,即有人认为这篇以《人民日报》名义发表的文章,事实上是出自王沪宁的手笔。
其实,外界没有关注到的是,五年前他王沪宁为《人民日报》起草的“‘文革’五十周年反思文章”的核心内容,并非只是对十一届六中全会做出的对“文革”批评性评价的“重申”,而是如下一段:《历史决议》把“文化大革命”时期同作为政治运动的“文化大革命”区分开来,把“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与实践同这十年的整个历史区分开来,有力回击了借否定“文化大革命”来否定党的历史、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错误观点。
所谓“把‘文化大革命’时期同作为政治运动的“文化大革命”区分开来;把‘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与实践同这十年的整个历史区分开来”这句话,在当年的那个“决议”的全部涉及“文革”的内容中完全找不到出处,根本就是王沪宁本人,或者说是王沪宁奉习近平旨意凭空“总结”出来。,王沪宁为习近平起草的相关讲话内容中,所谓“前后两个30年不能互相否定”之说,就是由此生发出来的。
总部在北京的多维新闻网当时发表了一篇署名武忆恩的文章《也谈文革之否定 也谈王沪宁》,说是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50周年纪念日当天,中共党媒发出历史强音明确彻底否定文革,引发舆论轰动。极左网站红歌会网在文革爆发50周年之际发文,对王沪宁的旧作予以批驳,称这暴露了王沪宁反共、反毛、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思想。文章揪住王沪宁提及的“文革破坏宪法论”进行了滔滔不绝的反击,看似头头是道,实则曲解了王沪宁的本意,尽显极左色彩。而且,从一开始那作者就似乎不知道这是王沪宁20多年前的旧文,真是尴尬。众人的眼睛是雪亮的,不需要长篇累牍的论证便可做出判断:王沪宁不是红歌会网提及的“三反”分子。
确实,王沪宁真不是什么“三反”分子。但当年他在中国内地的自由派群体中,确实一直保持着相当程度的政治迷惑力,由此导致了一些左派文人对他的误解和误会。详细的分析和介绍内容,留待本专栏的下篇文章继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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