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19日，纽约时报中文网上刊登出标题为《中国不能抹去文革十年》的文章，因为文章内容中有一句“习近平自己就是文革的受害者——据称他被自己的母亲出卖，被流放到贫穷的农村”，几家转载此文的中文网站都将标题扩展为《习近平自己就是受害者 中国不能抹去文革十年》。
文章刊出后，有读者是在认同习近平是“文革的受害者”的前提下，解释他为什么要引领中国“抹去文革十年”，诸如“通常家暴下长大的孩子，成年以后会有暴力倾向”；“跟旧时多年的媳妇熬成婆是一个道理，被虐后就想着怎么去虐别人，并以此为荣为乐”：“正是因为是受害者，才要加害于别人啊。只有我受过苦，你们开开心心，那我的苦不是白吃了”，等等。
同时，更有读者持相反观点。比如一则评论的内容是：“纽时实在太low 。连个上过学的人都没有吗？习近平能有今天，就是文革的受益者好不好？！没有文革能有今天吗？这根本就不是政治观点的问题，这是最普通的逻辑。”。
再比如一则网名“Timberwolf ”者发表的评论内容：老毛说过‘感谢日本侵略中国‘因为日本侵华给老毛铺就了上位之路，所以你不能说老毛是日本侵华的受害者。同理，习近平把自己的文革经历作为资产铺就了上位之路，所以习是文革得利者而不是受害者。这也说明了为什么习要一意孤行推行文革。“
关于习近平到底是文革的受益者还是受害者，在网上能够读到众家之言。一篇署名彭小明的文章《习近平文革经历考》的引言是：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中学统编教材已经将有关文革历史的叙述作了根本性修改，涉及毛泽东错误的文革动机，把错误一词删去。并且把这场持续十一年、祸患全国城乡各族人民的浩劫，改称为艰辛探索跌宕起伏的曲折发展的一段时期。这种轻描淡写的笔触已经完全不同于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历史决议关于文革是“一场由毛泽东错误地发动和领导的浩劫”的历史结论。在文革受害者尚还健在的今天，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党政领导集团已经公然改削教科书，否定历史性决议，习近平的头脑里到底有什么文革印象？当年全国各族人民在苦难中煎熬挣扎，他和他的笔杆子头脑中的文革则是另一回事。国内外各种吹捧习近平生活经历的文章铺天盖地，我们不妨去伪存真，做一番严谨的筛选和分析。
关于习近平父亲习仲勋早在“文革”爆发之前的1962年已经遭到政治整肃的那段历史，这里不作详述。习仲勋在 1962年离开副总理职位，内部处分，仍保留公职，没有被逮捕关押，而且被周恩来一再叮嘱“不要想不开（自杀）”。他被安排到中央党校西宫所“学习”（接受审查）。习近平母亲齐心本来就在党校工作，实际上夫妇同在党校。
接下来就是“文革”开始，从个人和家庭的角度来说，当年的习仲勋习近平一家确实也是经受了很大的波折和压抑。但是从整个中国和文化大革命的背景来比较，尤其是跟胡风反革命集团案、跟彭陆罗杨反党集团案比较，习仲勋案的处置又相对温和。胡风案牵涉２１００人，逮捕９２人，多人死于监狱和劳改营，多人疯癫，仅极少数人生还；彭陆罗杨全都关押秦城监狱，九死一生，毛死之后才出狱。
而习仲勋因“利用小说进行反党“被毛泽东抛弃时，文革还没有爆发。文革前夕，习仲勋调往洛阳，反而是有幸躲过了北京浩劫。。当时，刘少奇本人关押病死，王光美长期监禁，长子自杀，其余子女均受迫害，彭德怀、陶铸关押多年病死……,不胜枚举。而习仲勋没有判刑入狱，保留了高干身份，游街、批斗、仅仅聋了一只耳朵，相比之下，尚属幸运。
当时的习仲勋被下放洛阳，全家都没有跟随。彭小明的文章中分析说：1953年出生的习近平因为年齿尚幼，文革之前的所有惨烈政治运动他基本不会有印象。与之同龄的青少年一般应有一点三年特大饥荒的饥饿难耐食不果腹的印象，但是当时北京和各省市高干家庭都有相应的营养特供。
文革从横扫牛鬼蛇神（打击地富反坏右）转入打击走资派的时候，习家也遭受冲击。不过，相比较而言，当时没有跟随习仲勋去洛阳的家属们遭受的这次冲击并不严重。按照彭小明文章的分析，因为时间已晚于“扫四旧“的疯狂高潮，高潮中约有十万家庭被阖家赶出街巷，押解农村落户。而习近平一家远非如此凄惨；他们被安排搬入了中央党校，到习近平母亲工作的的地方居住。在党校里面当然已经没有高干宿舍的电话和秘书、警卫员，但是衣食住行还是基本正常的。比起老舍、陈梦家等名人、一些资本家和小业主家庭，红卫兵用皮带打人、用开水烫人，许多人当场被打死等的悲惨下场，习近平一家尚属幸运。
笔者非常认同彭小明文章中“习近平一家尚属幸运”的结论。当然，这个“幸运“是相对而言。比如相对邓小平的长公子邓朴方被造反派逼迫跳楼致死，比如相比于刘少奇夫人及子女们所遭受的非人待遇……。
关于“文革“中习近平的”入狱“经历。彭小明的文章根据“习近平传记“的介绍，说是习近平曾经受过文革打击。例如曾经被关押，出逃以后，母亲齐心竟也不敢收留，主动将他送返关押地点，而且还在批斗大会上挂牌批斗。
彭小明认为：现实的可能只是，习近平本人也有参与联动的过激行动，高呼反对江青和中央文革的口号，坚持血统论的某些言论，高干子弟要掌权，红色恐怖万岁，乃至跟造反派学生发生肢体冲突……。毕竟当时抓捕联动的对象全部是高干家庭的子弟，毫无劣迹的人。当时的习近平的过激言行，他的母亲齐心应该是知晓的，所以他逃回家里，母亲也不敢收留，仍把他送回关押地点。
而从习近平2017年在中共十七大上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储君地位明显之后，中国内地官媒也在宣传文章中描述过他在“文革“中经历的”困境“，大致内容是：自1962年起，习近平由于受父亲习仲勋冤案的牵连，遭到歧视。父亲蒙冤时，习近平才10岁，也被打成黑帮子女。习近平15岁时，还被关押在北京少年犯罪管教所黑帮子女学习班。“文革”中，习近平受过批斗，挨过饥饿，流浪过，被关押过……。
同样也是这家《纽约时报》，早在2015年的时候就刊登过一篇描述习近平“文革遭遇”的文章，题目是《从文革浩劫中走出来的习近平》。
文中吹捧说：北京——文化大革命那场浩劫爆发时，他还是个身材瘦小的13岁少年，说起话来语气温和，热爱古典诗词。两年后，在武斗成风的红卫兵肆虐的北京城里漂泊沉浮的过程中，习近平变得坚强起来，成了一个在逆境中生存的斗士。
纽约时报的这篇文章援引了2000年习近平还是福建副省长期间发表的一篇访谈内容，习近平回忆自己当年因为不甘受欺负而被造反派揪出来，“都以为我是头”，他说。
纽约时报当时的这篇文章中还说道：到了1968年底，习近平的反抗之举已足以让上面下令把他送去被打倒的官员子女待的少管所。不过，毛主席不久之后发出指示，让城市青年上山下乡，使他免去了遭到关押的命运。
纽约时报的这段描述大致上合乎习近平进中央工作之前几次对采访者叙述过的内容。那就是他在“下乡插队“之前只是被造反派弄去审问过，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关押“。
至于习近平当年“曾经被关押“的经历，起因也不是他参加过当时的所谓红卫兵组织”联动“，搞过”打砸抢“，而是他被迫下乡插队不久逃回北京被当成”盲流“关进了”收容所“。而所谓”母亲齐心也不敢收留“也是拍马屁者的演义。
事实是，当时所有被逼上山下乡的”城市知识青年“临行前都是要被注销城市户口的，也就是说，当时的习近平从踏上“热烈欢送北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西去列车开始，他的北京城市户口就已经变成了陕西延安地区的农村户口了。如此一来，无论是他习近平还是其他被迫“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回到原来所在城市里搞不好就会被当地公安当成“盲流”关进收容所一段时间后，集中遣送“原籍”。这里的“籍”是指的“户籍”，即本人当时的户口所在地。
按照中共官方颁布习近平的公开简历，他到陕西梁家河插队的初始时间是1969年1月，离开那里的时间是1975年10月，满打满算是六年十个月。凑了一个整，便有了这所谓”七年梁家河岁月“的官方正式说法，习近平自己也亲口说过“当年同我们农民兄弟朝夕相处的那二千四百多个日日夜”。
但习近平当上总书记之后说这话时，显然是忘记了2000年他还在福建任职时接受记者采访亲口说出的如下 一段话：在上山下乡时，我年龄小，又是被形势所迫下去的，没有长期观念，别人下去天天上山干活，我却很随意，老百姓对我印象很不好。几个月后我回到北京又被关进“学习班”，半年后被放出来，见到我老革命的姨父和姨姨，他们说现在城市也不容易，你们在这儿（北京）干什么?天天让人家当作流窜人口?当时在国庆节经常要清理“倒流”人口，但清理完后，又不让我们回去，先关在派出所，一进去就四、五个月。而且关进去不是让你白坐着，还要让你干重体力活，海淀街一带的下水管，都是我们埋的…….
习近平这里说的“国庆节“，应该是1969年的国庆节。计算一下，习近平是在1969年年中左右从陕北流放地“倒流”回北京家中的，这“流窜“回京后的两次被”专政“时间相加已经是十一个月，也就是说他是在1970年年初至年中期间才又被迫返回陕西梁家河。就算这两次被“专政”之间在北京见到自己姨父的过程只有一天，忽略不计，那么6年零10个月减去十一个月，他习近平真正的”知青岁月“事实上还不满六年。
更需要强调的是，习近平当从北京返回梁家河之后不久，也许是返回梁家河之前，他的老革命的姨父姨母已经向他透露了1970年六月中共中央转发的《关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报告指出：经过三年来的文化大革命，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已经具备了招生条件，计划于本年下半年开始招生。招生办法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也就是说，进大学不需要经过考试了。按照彭小明的文章《习近平文革经历考》的说法，当时习近平的母亲齐心写信给梁家河党支部，请求帮助习近平追求进步。这一封“妈妈来信”是日后习近平得到推荐照顾的早期铺垫。既为照顾习近平打了招呼，又不像其他知青的干部父母搞口头或书面的强索特权那样难听难看。在习家恢复名誉之前做到了恰到好处，不疾不徐。生产队党支部和公社党委的小干部们无不受宠若惊，觉得习近平非同一般知青。从此，争取上大学也成了习近平的重要动力。
“文革“研究权威人士宋永毅先生在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说：一个人对一场政治运动的态度，常常是要总体来看，即要看他在这个政治运动中间是得利多，还是受损多。就习近平来说，他是得利多，受损少。习近平在“文革”初期，就读的是八一学校，北京的八一学校，是军队干部子女的学校，这个学校有两个特点，一是纨绔子弟多，一些高干子弟在那里不好好读书，习近平是因为功课差才送进去的。 他和薄熙来不一样，薄熙来读的是北京四中，是全中国最好的中学，是考进去的。所以为什么薄熙来看不起习近平，因为八一学校大家是靠父母关系进去的，不通过择优录取的考试。
宋永毅先生说：“文化大革命”中他习近平得了什么利呢？“文革”开始不久，习近平下了乡，下了乡以后他在那里当了农村的支部书记，很快以“工农兵“身份被推荐进了清华。进了清华以后基本上一帆风顺。按照习近平的水平，能进清华吗？“文革”前八一学校的毕业生很少能考进清华的。
这里需要定补充的是，薄煕来不但文革前进入男四中是考进去的，“文革”结束后，薄煕来也是靠高考成绩进入北京大学的。
(本期节目由高新主持及播讲）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