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已经介绍到中共当年打江山朝代制造的无数西路军将士的冤魂在死后整整八十年的的今天，更不可能期盼到一个能让他们在九泉之下含笑的公正评价了，因为党的新一届最高领导人已经严令不准“拿党史和国史说事” 了。
中共改革开放之后，象李新那样的党史工作者虽然也陆续披露出一些西路军战败甘肃河西地区的资料，但远还没有披露到触目惊心处。我在一九七八年去北京上大学前，曾在当年中共西路军浴血沙场的甘肃河西走廊地区生活了十六年，熟知许多西路军的故事，见过无数西路军死者的累累白骨，也了解过一些幸存者日后数十年来的悲惨遭遇。
中共西路军当年战败的甘肃永昌、高台等地都位于祁连山北郦，山南是现青海省境。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
唐代大诗人杜甫在公元八世纪为抨击玄宗皇帝穷兵赎武，频繁发兵征伐西北少数民族而愤笔写下的千古绝唱《兵车行》里，生动描写了祁连山南北大片古战场上“边庭流血成海水”的悲壮情景。一千多年以后的公元一九三六年末至三七年初，这里竟再次重现了“血海肉酱”的场面。
一九七六年以前，永昌县城东一直有一片绵延十几华里的乱坟岗，少说也有上万座。笔者当年在那里“走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道路”时，当地上岁数的老乡们回忆说:马回回的骑兵就是在这片坟地上围住了共产党的红军。回回兵杀人比杀羊还麻利，再加上他们省下子弹能换大烟土，所以，死了的红军没有几个是被用枪打的，大多是马刀劈死或者战马踩死的。
死者或身首分离，或残腿缺臂。男人被取心挖眼者有之；女人被活活奸死者有之，被刀劈马踏致死，死后又被奸尸者亦有之……
“那个阵势，着实怕人的很!”
几十年过去了，一个当时亲眼目睹过马家军屠杀中共西路军将士场面的当地老人一说起那件事情仍还是满脸惊恐的表情。
当年杜甫在《兵车行》里写有“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的诗句，可见古代封建皇帝虽然穷兵赎武，喜征好战，但还不至于象毛泽东等人的共产党那样，为成就其“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大一统霸业，征伐和哄骗年轻妇女上战场流血牺牲，甚至遭受敌兵的性蹂躏。要不怎么能说“唐宗宋祖，稍逊风骚”(毛泽东词句)呢。
当年与中共西路军作战的主要是国民党政权的地方武装“马家军”，分属马步芳和马洪逵两股。而承担中共西路军作战主攻任务的主要是马洪逵部。因为这支军队几乎全部都由回族士兵组成，所以当地人称他们为“回回兵”。
血战结束以后，马洪逵挥师乘胜向西追击，留下了漫山遍野的尸体。几天后，当地人实在受不了尸体的腐臭味道和野狗恶狼的日夜嚎叫，鸣锣召集各户青壮劳力出工就地掩埋尸体。
因为懒得挖坑，所以哪里有尸体就在哪里就地堆起一堆土来，成千上万个坟堆就是这样起来的。一个小的坟堆里可能埋一个，两个；一个大的坟堆里埋五个、八个不等，埋十来个的也有。
老乡们说，回回兵当然也有死的，但比红军少多了。平均埋十个尸体里最多有一个回回兵的。
他们弄不清到底有多少具尸体，只是还记得当时周围几个村的人家家都吃回回兵的死马肉。连着几十天还吃不完。
就在这片乱坟岗中间，座落着中共建政之后为“专政”的需要建立起来的甘肃省最大的劳改农场——土佛寺劳改农场。其中的一个劳改中队关的全是一九四九年底中共在西北甘肃、宁夏、青海几省捕获的国民党低级战犯(团级以下，连级以上)，其中相当一部分都是马步芳、马洪逵的旧部。
从落入中共之手开始，这些人没有节日，没有假期。没法出工的雨雪天就是他们的星期日。平时见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中午休息时就一人倚一座坟堆卷支烟抽。服刑时间最长者，前后伴着这无数个坟丘渡过了自己一生中的二十四个春秋。
他们中的许多人确实象共产党所宣传的那样，“被党的教育感化政策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新人”，真的从内心深处向他们脚下的无数冤魂千万次的忏悔；诚心诚意地“要用劳动改造的汗水洗刷沾满自己双手的红军烈士鲜血”；发自肺腑地感谢共产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不念旧恶，没有让他们以血还血，以命抵命。可惜，他们无法想象当年他们欠下的血债实际上正是他们千恩万谢的毛泽东借刀杀人、谫除异己之过。不然，又该作何感想!
一九七六年春天，中共的永昌县委决定在县城周围“绿化荒山，植树造林”，认定坟地是最肥沃的土壤。于是，红军烈士的骨殖成了肥料，坟场成了林场。这一行为，或许也是当年侥幸没有葬身这片坟场的李先念所说的:“对浴血奋战的西路军和众多牺牲的英雄儿女的最大告慰”?
笔者一九七六年春天在永昌县广播事业局作播音员，曾数次奉命前去绿化现场作宣传鼓动工作，亲眼看到新一代共产党人——县委机关的年轻干部们如何把革命先烈们的遗骸一锹锹地铲碎；亲眼目睹“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戴着红领巾的县城各中小学的少先队员们如何把红军烈士的头骨一个个地掰开，目的是数一数哪一个牙多哪一个牙少。
工间休息时一个县委副书记被一个县革委会副主任的“荤故事”(即色情故事)逗得前仰后哈，一脚踩空跌进坟坑，肥胖的屁股坐碎了一颗革命先烈的本来还完整的头骨。
一九七六年春天的树植完后没几天，笔者即被抽调参加了所谓“路线教育”工作组，前往座落在祁连山半山腰的一个山村生产队，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
生产队的名字叫祁家庄，当时属于永昌县南坝公社。我刚被接进村的时候，正好碰上一个姑娘牵着她的盲眼爷爷在路边卖唱。从口音可以听出他们是从被共产党称为“革命老区”的陇东两当、会宁一带来的——当年习仲勋在这里发迹，中共红一方面军(即毛泽东率领的所谓“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也是在这一带。
在毛泽东时代，甘肃河西走廊一带几乎到处可见从习仲勋当年建立的“革命老区”来的要饭者，而且手里都持有盖着某某公社“革命委员会”大印的介绍信。当年的中共正是靠着这些地区的人民的支持熬过了八年抗战最艰难的日子，从而才夺取了中国大陆政权。但这些地区的人民到头来才明白共产党的统治还不如当年的国民党。
盲眼老汉一遍一遍地用《陇东道情》的调子唱道:“一唱毛主席，吃饭就想起了你，大米白面有地是，肚子吃地饱饱地；二唱毛主席，行路就想起了你……”
每唱完一遍，就跪起身来向围观者哀告着:“人都饿得路也走不动了，行行好给上些吃的吧，给上些吃的吧!”
姑娘则把手里的一只破碗伸向每个人的脸前。
姑娘少说有十三、四岁了，但下身没有穿裤子，上身一件千补百纳的破棉袄上垂下一块烂布条用以摭羞。
几个自己也是衣不摭体的小伙子猥亵地调笑那姑娘:“丫头，你把袄往上撩一下就给你个馍馍。”
“路线教育工作组”的任务就是抓所谓“农村阶级斗争”和“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在农村的反映”，所以我刚进村就有城里来的“知识青年”找我汇报“阶级斗争新动向”。他们说生产队长推荐的一个对他们进行“忆苦思甜”教育的老雇农夫妇竟敢对他们进行“反革命宣传”，胡说四九年以前日子再苦也还过得下去，那六零年可就把人饿饥慌了(饿极了的意思)。
被这件事情吓白了脸的生产队长赶紧把那一对夫妇找来，我发现那老妇人竟说了一口四川话。
生产队长拼命向我解释说:“他们两人一是没有文化，二是也老糊涂了，工作组同志你千万别把他们的话当个事情。再说，这老婆子也不容易，国民党的那个时候还是个女红军，让马匪的回回兵给……”
后续的内容，留待下篇文章《不准拿党史“说事”，更是因为党史太丑恶》继续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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