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本专栏的上篇文章《邓小平女儿借父亲之名宣传自己招致的恶果》已经总结过了读过邓小平女儿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的人都可能会产生一个“借父亲邓小平之名宣传自己”的印象，但邓榕自己事先肯定也没有预料到她如此行为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勾起了知情者对她早年恶行的回顾和揭露。
笔者曾经在《中国第一家族》一书中介绍过当时的邓榕是对晚年邓小平的行为和思想影响最大的人，当年她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影响是绝不可小视的。当然,这一切影响力都依赖于她的父亲，很容易使人想起“文革”中红得发紫的毛远新、王海容、张玉凤等人。大树一倒,或被冷置一旁，甚至被投入监牢。
邓榕被中国大陆网站上公开的信息是，曾经担任过驻美大使馆三秘，解放军总政治部副处长，全国人大常委会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和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副副会以及宋庆龄基金会理事等等。
外界很少有人知道的是，当年赵紫阳担任总书记期间，中组部为让邓榕有一个对外尚能拿得出手的副部长级待遇，一度将他内定为换届之后的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和副主席之一。在一九八八年年中举行的中共第六届全国妇代会上，邓榕军队系统代表的身份出席大会,系一千一百八十三名代表之一。按规定，大会要从这些代表中选出“执行委员”三百名,邓榕是被提名的三百一十五名候选人之一。
当时对于邓榕的“当选”，高层十分重视。在选举前的预备会上，时为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的闫明复亲自前去充当说客。他对代表们说:“中央不是随便提出这个名单的。如邓榕同志吧,她负责全军的妇女工作，干得很出色……”
没想到会上爆出一个戴睛，她义正严辞地对当届“妇联主席”的候选人陈慕华提出质询，使一个不知民主为何物的大会有了一点民主气氛。也许这时在这种气氛下，邓榕的大名不幸十五名被差额的名单。
日后关于邓小平长公子邓朴方连续落选中央委员的经历和经过外界都有报道，其实邓家后代深受“党内民主”之害的首先是三公主邓榕。
一九八八年在全国妇联被安排一个副部长级职位的设计落空之后 ，当时代邓小平把持军界的杨尚昆和杨白冰兄弟便说服了叶剑英的三公子叶选宁，让他同意把编制和档案一直都是在总政治部的邓榕和杨尚昆的女儿杨李各在叶选宁亲自兼任会长的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各晋升一级，邓榕由副秘书长晋升副会长，杨李接替副秘书长。自此，邓榕便开始在军内享受副军级待遇了。
多数人以会该协会不过也是由中共外交部“归口管理”的副部级建制外事机构,打着“民间”的旗号为的是“开展工作方便”。其实,这个单位是地地道道的军方机构,其办公地址就设在总政机关大楼里面。其机构设置是正军级,属下设有“亚洲部”、“欧洲部”等同外交部的司局一级平级的单位。
早有从中共军内叛逃了出来的知情人物对外披露过：解放军总政治部联络部设在军队系统，但所承担的任务则侧重于政治方面，以在国家与国家之间发展亲华（亲共）派为主要目的，分工很细，仅亚洲就设有东北亚局、东南亚局、南亚局、北亚局、对台办、港澳办等。该部对外还有一个机构就是“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吸纳了国内外著名企业家、艺术家、社会活动家等影响力大的社会名流，通过这些人建立国家与国家间、以及领导人间的私人关系。
不过，虽然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的真实“业务”是情报搜集，台湾是它的第一关注点，但这并不是当时的邓榕的主业，她的主业还是邓小平的秘书。从一九八七年邓小平在十三大上不再进入政治局常委，只担任军委主席直到一九九七年邓小平去世这近十年时间里，邓榕作为中共政权实际上的“最高首长”的贴身的秘书，其权势远非一般省部级干部可以与其相比,甚至政治局常委、包括第三代核心江泽民也得巴结她，否则便难以得到机会拜见“总设计师”。
在中共历史上，能与那十年之间的邓榕的这种特殊地位相提并论的，恐怕只有“文革”后期毛泽东身边的毛远新。当时，因为一九七六年毛泽东去世之前除了毛远新，连“母后”江青和接班人华国锋都很难见毛泽东一面,所以毛远新被称为毛泽东的“专线电话”。
中共政权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一直都是公开承认从“文革”开始到毛泽东去世的那十年时间里，“党内生活”是极不正常的。其实从一九八七年中共十三大开始到邓小平去世的那十年时间里，所谓的“党内生活”更不正常。
首先是一个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邓小平却以一个“普通党员”身份出任中央军委主席，而党的表面上的最高领导人党总书记赵紫阳居然是在邓小平家的客厅里被一群什么职务都没有的政治元老定了生死。
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巡”之后，表面上看当时的总书记江泽民也已经把中央军委主席的职位接了过去，但当时不但是实际军权是掌握在代表邓小平的军委第一副主席杨尚昆及杨尚昆的兄弟杨白冰手中，他江泽民即使在党的大政方针方面也都要时时通过邓小平的三女儿邓榕来向邓小平请示。
当时的中共党内戏称邓榕是邓小平的耳朵和嘴巴。因为老邓讲话含糊不清，多数时候由邓榕加以补充复述，老邓的听力更差，各位官员在拜见时又不敢太大声说话，只好由邓榕在他耳朵边上大声复述一遍。所以又有人形容邓榕是“总设计师”的“助听器”和“扩音机”。
邓小平南巡的讲话传达之后 ，一些左派人物恨之入骨，曾私下里发牢骚说:传达到我们耳朵里的这些东西未必就是老邓的原话，经过邓榕那台“扩音机”以后，失真和变调都是难免的。
确实,邓榕在帮助父亲听取汇报或发布指示时,不但要起到“扩音机”和“助听器”的作用,时不时还要为讲非四川方言的汇报人将汇报内容翻译成四川话,据说父亲在接见外宾时,邓榕也会时常将外宾的话直接翻译成四川话说给父亲听。那么,这种翻译是直译、意译还是曲译,只有邓榕一人知道。
一九九二年初邓小平带 着全家老小乘专列一路南下，日后，《邓小平同志(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作为中央文件向全党发布。一九九四年下半年《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出版时,该文又成为整个“邓小平思想”的压轴作品。这就是所谓的“邓小平南巡讲话”或者说“邓小平南方讲话”。不过这份“南方讲话”当年刚刚出笼时,即已经有人怀疑,依老邓此时的身体状况和思维能力,似乎不可能讲这样许多问题讲得这样条理清晰、简单透彻,一语中的。所以很可能是在行成文件的过程中已经被从头至尾陪邓小平南巡的邓榕和邓楠等人进行了精心加工,甚至不排除“再创作”的可能。
回顾一九八九年六月以前赵紫阳在台上的时候,邓小平是军委主席,赵紫阳是第一副主席,而杨尚昆则由邓小平特安排了一个常务副主席。常务副主席和第一副主席谁真正有实权是显而易见的。赵紫阳下台后的第五个月,邓小平在安排江泽民出任军委主席时,指定把杨尚昆的军委常务副主席改成第一副主席,而且他下面的副主席再不需要“常务”了。据说当时正是邓榕传达了邓小平的指示，江泽民在正式被宣布为总书记的当天被安排与其他新安排的政治局常委同杨尚昆合影,而且特别要让杨站在中间,包括江泽民在内的六个常委分列杨尚昆两旁。一九八九年六月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结束次日,这张合影被刻意安排在《人民日报》及中共各大报刊上发表。
一九九二年秋十四大前夜的“倒杨事件”发生后，虽然是江泽民以军委主席的身份宣布让杨白冰脱掉军装,并亲自主持了军队高层,尤其是总政治部系统的干部队伍改组工作,但当时即有报道说:这整个过程都有邓榕参与决策,全部改组名单都曾经向她征求过“意见”。而且,邓榕则具体布署了每一个运作过程,审查了每一个被撤换或提升的军官。所以,邓榕一翻脸,当年被她口口声声叫得蜜一般甘甜的“白冰叔叔”不但本人要退隐江湖,其过去的忠实追随者只要是没有立刻“反戈一击”者,也个个都被邓榕的朱笔打上了红叉。中国大陆上当时 有人说:“邓榕虽然只是个上校，但她一句话就可以把任何一个个解放军上将变成上尉。”此话并不夸张。
这篇报道形容说:如果说用“挟天子以令诸候”形容邓榕对中国大陆政坛的实际发言权不甚准确的话，则应该把这句话改成“挟‘太上皇’以令诸候”。中国历史上类似的政治现象出现在一九七六年,当时是毛远新随时代替伯父毛泽东降诏挟制华国锋。这种特殊的政治现象才是中共政权的最大“特色”之一。
转眼到了九五年春,邓榕为推销大作《我的父亲邓小平》开始巡游欧美。在法国巴黎,接受当地右派大报《费加洛报》的记者专访时回忆说:父亲九二年巡视南方几城市时,事先根本没有准备发表演说,连我自己都没有被预先告之,所以我连一张写字纸都没有带在身上,只好随手掏出口袋里的纸巾临时赶记。
如此说来,人们就更有理由怀疑这些被断断续续记在纸巾上的最高指示整理成文件后,是否还能百分之百地“尊重原作”?
从翻译角度讲,历来讲究“信、达、雅”之标准,而邓榕“翻译”和“转述”的邓小平指示(无论是九二年的南方讲话还是其他),唯独一个“信”字令外界怀疑。
正所谓不是不报，时候未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之后 尸骨未寒，“接班人”华国锋就在前朝老臣叶剑英的辅佐下把毛泽东的亲侄子，“毛泽东主席政治联络员”毛远新打下天牢。
1997年邓小平去世之后，江泽民对除邓朴方外的其他邓家后代逐一进行了政治和经济清算。邓小平去世之后关于邓小平家族的最新动向是几天前才传出的消息：曾是邓小平外孙女婿的吴小晖所创办的安邦保险集团，已被新成立的大家保险集团接盘，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的“安邦保险集团”大厦11日正式更换牌匾为“大家保险集团”，这代表资产曾达近2万亿元的邓小平外孙女婿的“安邦集团”正式走入历史。这意味如果说继当年的江泽民对邓家第二代进行的清算主要是以政治层面为主的话 ，那么如今习近平再接再厉，对邓家第三代的经济清算行动已告尾声。详细的内容，留待下篇文章继续 介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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