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本专栏的上期节目播讲的文章《中央政法委的前世今生》中已经介绍过在中共体制内所谓的“公、检、法”之序列排名，充分说明了公安从来是凌驾于检察机关和法院之上的。
众所周知，毛泽东时代因为没有法只有“治”，所以历任公安部长都是位高权重，从罗瑞卿到谢富治再到华国锋……。
首任公安部长是罗瑞卿，他于中共政权建立后即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委员、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兼公安部长，一度还同时兼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和公安学院院长，继而又于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军大将军衔。1959年以后，罗氏被毛泽东封任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副部长、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中央军委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其公安部长职务移交给了在军内已经官拜上将的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时任武装警察部队（1962年改为公安部队）司令兼政委谢富治。
1965年1月开始，谢富治开始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兼任公安部长。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于8月被补选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候补委员。1967年3月开始陆续被毛泽东安排为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北京军区政委，以及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同时继续兼任公安部长，并以公安部长身份于同年8月7日在公安部全体干部大会上作讲话，全面否定中共建政之后的公检法的工作，指各地的公检法机关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并发出“砸烂公检法”的呼吁。1969年4月开始，谢富治更是以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身份兼任公安部长等职。
在谢富治担任公安部长期间的1966年9月，一个名为李震的时任沈阳军区副政委奉命调进京辅佐谢富治，被任命为公安部常务副部长。
谢富治死后，很多人都怀疑谢富治是被暗杀，事实上谢富治确实是死于胃癌。周恩来亲自为谢富治所致悼词中还特别介绍说：“富治同志两年前因患胃癌，割治后，经医护人员尽力调治，家属积极配合特别是富治同志自己坚持与疾病作顽强斗争，但终因癌肿广泛转移，久治不愈，于一九七二年三月二十六日十三时三十七分心脏停止跳动。终年六十三岁。”
多年后说起周恩来的这份悼词时，一位中共党史专家感慨说：那样一个极度畸形时代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因病去世后，还会公开病因。现如今无论是退休元老还是在位领导人病逝后，居然连导致死亡的病因都不敢公开。就只一句“因病医治无效”。
按照当时的一位公安部核心小组成员的说法，1970年谢富治被诊断出胃癌。同年6月前后第一次住院，被周恩来亲嘱“先把公安部的工作移交李震同志”。
1971年初，时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和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被撤职。在请示毛泽东之后，周恩来宣布将还在医院接受治疗的谢富治任命为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北京军区第一政委。此后的谢富治虽然未再从李震手中接回公安部的主理工作，但李震事实上是在1972年3月谢富治病逝后才被正式宣布为公安部长的。
1972年3月29日举行了谢富治追悼大会，天安门和新华门都降半旗致哀，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当日头版通栏刊登的《首都隆重举行追悼谢富治同志大会》中说：会场里摆着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献的花圈和中共中央献的花圈，参加追悼大会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政治局委员朱德、江青、叶剑英、张春桥、姚文元、李先念，政治局候补委员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宋庆龄，中央军委副主席徐向前、聂荣臻……。
周恩来同志致悼词，说“谢富治的逝世是“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全国人民都感到深切悲痛”。
文革结束后，1978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对谢富治和康生进行审查的决定。一直到1980年10月审查结束后，中共中央把谢富治的罪行向社会进行了披露，并撤销周恩来所做的悼词，同时还开除了谢富治的党籍，并下令将其骨灰盒移出八宝山。
1981年，中共当局又以最高人民法院之名确认谢富治是“江青和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十六名主犯之一，因其已经逝世，免除了刑事责任。
请注意，这个谢富治也是迄今为止的历任中共公安部长中唯一的一个重大犯罪分子----反革命集团主犯。参与给谢富治定罪的主要人员之一就是日后担任了两年多时间公安部长的刘复之。详见后文。
谢富治死后，他的公安部长接班人李震于1973年10月21日突然“自杀”。这里把“自杀”二字打上引号，是因为李震之死至今是谜。
李震死后，新任公安部长是由毛泽东钦点的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从1976年毛泽东死后，华国锋又以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和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身份继续兼任公安部长，直到1977年3月，才把公安部长一职交给了赵苍壁。
这个赵苍璧是中共政权的“老公安”出身，从当年陕甘宁边区保卫处科长开始，历任陇东专区保安处处长、陕甘宁边区保卫处副处长、中共中央社会部处长和北平市公安局三处处长等职。
中共建政后赵苍璧先后在北京、南京、重庆等地的公安部门工作。1955年4月，出任四川省公安厅厅长；次年，进入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并兼任四川省副省长；1959年9月，升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处书记、兼副省长。
在文化大革命前期，赵苍璧受迫害，被关押；至1972年，才恢复工作，旋即出任四川省革委会政治部副主任；两年后，升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
也就是说，到此为止的赵苍壁，虽然是1932年“参加革命”的老资格，但也还只是一个副省部级干部。好在他当时的上司，时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及时向华国锋力保，说他赵苍壁是接掌公安系统的最合适人选，才让他有了晋升机会。
1977年3月，赵苍壁被正式宣布接替华国锋出任公安部部长、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党组书记。1983年1月起，又兼任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政治委员，是中共武警部队仅有的由非现役人员担任的政委。自赵离任后，武警部队增设“第一政委”，专门由非现役的公安部部长兼任，而武警政委则由现役将领担任。
赵苍壁在位公安部长期间，其党内最高职务只是普通中央委员。但1982年10月才被安排进入十二届中央委员会，次年6月就被邓小平下令直接办理了离休手续，原因就是当时的邓小平急于把公安部长职务转交给公安部“文革”前的老副部长之一刘复之。
这个刘复之出生于1917年，其实只比被他以“干部年轻化”为由接班的赵苍壁年轻一岁，但他的背景是中共盘踞陕北延安时期曾经担任过邓小平的秘书。从邓小平身边离开后即在邓小平的部队里担任过锄奸队长之类的职务，令邓小平一直都感觉十分可靠。
前面提到的文革中期的谢富治的公安部长继任人李震死后，周恩来开始时坚决认为是“他杀“的，并把刘复之，以及刘复之和李震的秘书等人认定为谋杀李震的重要嫌疑人。刘复之本人和他的秘书为此被周恩来下令关押了两年多时间。
日后又把李震死因认定为“自杀“后，刘复之还是被继续关押了一段时间才被放回公安部，但并未复职，而是继续接受审查和批判。2013年8月刘复之去世之后，中共当局给予他高度评价，同时把他文革中被周恩来亲自下令关押的那经历说成是“刘复之同志受到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虽被关押，但毫不妥协，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文革结束后，随着邓小平的复出，刘复之先后担任了文化部副部长、常务副部长和党组成员、党组副书记，兼任文化部党组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第一副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央政法委员会委员、秘书长。
1982年4月，刘复之被任命为司法部党组书记，同年5月兼任司法部部长。1983年2月兼任了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担任公安部长的时段是1983年4月至1985年9月。期间于1984年10月任中央政法委员会副书记。这是中共执政史上首次由公安部部长兼任中央政法委副书记。但一年后随着刘复之的公安部长职务被阮崇武取代，本人成为中央政法委常务副书记，直到江泽民时代的周永康为止，期间包括阮崇武在内的好几任公安部长都未再兼任中央政法委副书记。
刘复之在担任公安部长和中央政法委常务副书记期间，都只还是正部长级待遇。但就是因为邓小平的力主，本来在1985年10月举行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即已经由十二届中央委员退居二线成为中央顾问委员，在1987年召开的中共十三大上也只是继任中顾委委员的刘复之，居然在1988年3月过71岁生日的当天，又因为邓小平的钦点而升任副国级的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和党组书记，政治生命得以再延续5年。
迄今为止，中共政权已经有过13任最高检察长，刘复之是唯一一个在位期间不是中央委员的。
综上所述，毛泽东时代结束后，整个邓小平时代都没有令公安部长的权力和地位再度恶性膨胀。从第四任公安部长赵苍璧、第五任刘复之、第六任阮崇武、第七任王芳、第八任陶驷驹到第九任贾春旺，除了其中在任公安部长只有三年时间的王芳被安排了一届国务委员，其他几位在位期间都是正部长级待遇。而他们在位期间，无论是最高检察长和最高法院院长，都早已被明确为副国级待遇。所以说直到周永康上位之前，赵苍壁之后直到贾春旺的历任公安部长，至少从组织级别上均无凌驾高检和高法之上的资格。
而接替贾春旺的周永康则在内部被决定为公安部长继任人选的同时被安排为十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和中央政法委副书记，次年三月又被安排为国务院国务委员，其权位等同于毛泽东时代的罗瑞卿和谢富治。所以说，恢复毛泽东时代的公安凌驾于检察院、法院及所有司法机关之上的始作俑者，正是江泽民。更详细的分析内容，留待下篇文章继续。
（本期节目由高新主持及播讲）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