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本专栏的前一篇文章《“学而优则仕“的王沪宁仕途是否已经到头？》介绍了从王沪宁“入仕”至今，一转眼已经二十三年有余，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时间也已经整整十年。前五年是书记处书记，后五年是政治局委员。下一个五年呢？
笔者大致查阅了一下外界近两年时间来对王沪宁十九大上政治前途的揣测文章，发现越到十九大召开时间的临近，对他进政治局常委会的“呼声“越小。中共正式对外宣布了十九大召开时间之后，笔者再未读到过一篇把王沪宁列入十九届政治局常委的文章。关于王沪宁如果不能在十九大上进常委，那么是仅仅继任一届政治局委员，还是会有第三种安排的可能性呢？
依笔者的判断，王沪宁十九大上进常委的可能性确实不大。如此判断的理由之一是中共党史上，称得上是党内理论家，曾经为党的最高领导人捉笔代刀者，只有陈伯达一人进入了政治局常委会。但那毕竟是发生在“文革”的所谓“非常时期”。
王沪宁在进入中南海之前已经著述颇丰，在政治理论界也称得上影响广大。但他当时的名气与早他半个世纪因为一篇文章而“扬名天下”的陈伯达还是不能相提并论。
陈伯达一生写过很多文章，在抗战时期发表的《评〈中国之命运〉》，算是他的开山之作。后人评价，这也是陈伯达写得最好的文章。
1943年，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其侍从秘书陶希圣起草出版了《中国之命运》一书。这本书洋洋洒洒十几万言，中心论点就是一个：宣称只有国民党才能救中国，只有蒋介石才能救中国，并对中共全盘否定。在推广发行这本书时，国民党方面可谓不惜血本，用最好的纸张印刷，其价格却极便宜，让老百姓都买得起。因此，该书的发行量很快就超过了100万册。
面对国民党发起的宣传攻势，中共方面决定进行“反击”。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陈伯达花了三天三夜，写出了《评蒋介石先生〈中国之命运〉》一文。全文对《中国之命运》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评。在审稿时，毛泽东将题目中的“蒋介石先生”去掉，再稍作修改，并将署名改为陈伯达一个人的名字，刊发在7月21日的延安《解放日报》上。
中共中央宣传部借这篇文章进行了一次党内党外的扩大宣传。大后方印了几万本小册子，不但在根据地发行，还发行到了重庆，甚至还翻译成英文小册子，在中外人士中散布，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关注。受此文的影响，美国左派人士著文谴责《中国之命运》是法西斯主义。《评〈中国之命运〉》一时洛阳纸贵，国民党下令严禁此文，称作者为“陈逆伯达”，陈伯达因此名噪一时。
此后，“陈逆伯达”继续向国民党阵营开火，先后写下了《人民公敌蒋介石》《中国四大家族》等重要文章。中共建政后他又写下了《斯大林和中国革命》《论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论中国革命》，参与起草了《共同纲领》(即临时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五四宪法”)、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根据毛泽东的多次讲话精神，归纳整理成毛泽东建国后最重要著作之一的《论十大关系》，起草了中共八大《政治报告》和《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以及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二十三条”、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等。如此重大贡献换来的周恩来的评价：他是“我们党的最好的理论家”。
1966年，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陈伯达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文革小组成立后，毛泽东亲自点将让他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1969年，在中共九大上他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毛泽东、林彪之后，位于康生之前。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康生的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美名是他去世时邓小平硬给他加上去的，即使站在肯定中共政权，肯定毛泽东的角度评价，康生也绝对算不上一个“党内理论家”。
陈伯达日后的下场众所周知，但在被毛泽东抛弃之前，他确实是毛泽东最为信赖，最为 倚重，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立下汗马功劳的一个所谓“我们党最好的理论家”。
那么相比于当年毛泽东身边的陈伯达，如今习近平身边的王沪宁据说早已经被江泽民称赞为“最好的理论家”,并因此被胡锦涛安排享受副国级待遇至今已满十年。
自邓小平时代开始以来，历届副国级领导人中，连任两届政治局委员之后退休或者退居二线者能数出一把，但在政治局委员位置上原地踏步三届十五年整的只有一个李铁映。这就是所谓的“不进则退”。
把“不进则退”的党内“贯例”应用到王沪宁身上的话，还不能说他已经连任了两届同样的职务，因为他在十六届一中全会是是被安排为中央书记向书记，在十七届一中全会上是改任为政治局委员。
在中共高层的所有副国级领导人中，不是政治局委员也不是书记处书记的国务委员也好，人大副委员长也好，政协副主席也好，肯定是要排名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之后，如果仅把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区别于其他副国级，那么不是政治局委员兼任的书记处书记肯定是要排在政治局委员之后。
书记处的组成人员包括：政治局常委兼任书记处书记一人，政治局委员兼书记处书记若干人，专职书记处书记或者到书记处书记身份兼任纪委副职或其他副国级职务者若干人。如果是以中央政治局委员身份再出任书记处书记，那么其党内实际地位是高于其他政治局委员的，或者说其“党内分工”的主管部门都是更为重要的。在十六大和十五大上，还采取了安排军委（第一）副主席既进政治局也进书记处的办法以有别于另外一个军委副主席。
半年多前笔者曾为本专栏撰写《升常委王沪宁坚辞不就？》一文，众所周知，王沪宁无疑是如今在位的十七届政治局委员里政坛经历最单纯的一个。在大学期间，因为他所担任过的系和院领导职务，都是以学者身份出任，而且也不是分管行政的，严格说来真的不能算是“官”。由此说来，他这辈子担任的第一个官职就是正司局级的中央政策研究室政治组的组长，接下来就是副部级的研究室副主任，再接着就是至今仍还在以中央政治局委员身份兼任的研究室主任职务。
以中共副国级身份兼任党内幕僚机构的一把手,在邓小平时代先后有二,一是胡乔木曾以中央书记处书记身份兼任党史研究室主任;二是邓力群曾以中央书记处书记身份兼任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前后五年时间。
如果说邓力群在中共建政之后还在地方上工作过一段时间的话,胡乔木就和王沪宁经历一样,工作岗位先是最高领导人的随侍,然后就是党内意识形态的主管人之一。而如今的王沪宁则是成为书记处书记和政治局委员之后,具体工作分工仍然还是党的最高领导的随侍。因为中共政权的政治局常委都是"分兵把口,各管一摊"的,所以习近平如果在十九大上要拉王沪宁入常的话,除非只让他分管宣传和意识形态----就如同中共十六大至十八大之间的李常春,否则等于是让他扬短避长。从这个角度分析,笔者倾向于相信如果政治局常委仍然还维持七人制的话,习近平想匀出一个位置给王沪宁的话,王沪宁都会坚辞不受。
对中共现行体制稍有留意者就会发现，无论是江泽民还是胡锦涛还是习近平，他们外出活动时身边随侍的最高职务就是政治局委员兼书记处书记，比如过去的曾庆红，如今的栗战书。所以，十九上要么是王沪宁继续出任政治局委员，要么是以政治局委员身份再兼任书记处书记，以彰显他比其他的政治局委员的角色更为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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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编:李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