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自由亚洲电台和网站日前曾刊登和播出了《台湾原住民声援蒙古族：母语灭亡就是族群灭亡》一文，简要内容是：中国禁止蒙古语教学，在内蒙古激起捍卫母语的抗争。在海峡的另一端，多个台湾原住民团体9月11日挺身声援蒙族人，要求中国政府还给蒙古族语言权。他们提出的口号是：“还给蒙古族人语言权，拒绝同化灭族！”
可悲的是，如上这篇报道刊发的那天，也就是本月十一日之后，外界媒体已经不再继续出现与“内蒙抗争抵制文化灭绝”内容相关的报道的评论，原因不是外界所有媒体都自觉配合中共当局在此问题上噤声，而是这场民族抗议运动显然已经被中共当局成功地镇压下去了，所以外界媒体已对此无以追踪。
中共前总书记张闻天的秘书出身的中共老一辈党史专门何方先生生曾尖锐指出：“我们党虽然一直声称坚持党的领导就是坚持民族平等原则，但实际上执行的却是不信任少数民族的大汉族主义。于是，‘党管一切’和‘汉人当政’就吻合在一起了。”
我们《夜话中南海》专栏本月十一日刊发和播出的《习近平彻底背叛了他父亲的宽容民族政策》一文，介绍了就在北京时间九月十一日“教师节”的当天，内蒙地区的“民族干部”、“蒙古王” 乌兰夫家族的第三代布小林以自治区行政一把手身份慰问老师时，所讲内容都只局限在老师工作的重要，绝口不提正在内蒙境内诸多地区引发民族抗议的“加强国家通用言语文字教育”话题。而自治区党委书记石泰峰在同一时间到不同地点看望慰问老师的过程中，则是特别借一位“蒙古族老师”之口，强调“语言越早学习越好，少数民族的孩子们学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眼界会更宽广，学习其他各方面知识更便捷，对成长发展十分有利。”
相比之下 ，做为“蒙古王”传人的布小林内心，对习近平当局时下以强推汉语教学形式削弱民族语言地位的作法应该是“有苦说不出”，所以只好“装聋作哑”。
也正如何方先生生前所说：中共党历来在所管辖的地区，都强调和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建国后不但没有放松，而且还随着各种政治运动得到不断加强。所谓一元化领导，实际上就是一党专政的人治，也就是党管一切和以党代政。在内地如此，对少数民族地区更不放心。既然党管一切，哪里还谈得上“民族自治”？一概都是党委，特别是第一把手说了算。而党委和第一把手又不是对管辖下的这个少数民族负责，只是按照“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章法办事。因为他们都不是真正由管辖下的地区选举产生，而是完全出于上级的委派。所以，我们实际上执行的这种“党的领导”，它本身就否决了民族自治……。在党管一切和汉人当政的双重约束下，民族自治基本上是没有的，民族自治区域和少数民族本身，一切都由汉族党的干部操纵。如果是真正的民族自治，他们真“有自己管理自己事物之权”。但事实正好相反。
所以，日前这场镇压境内蒙古民族维护民族文化继承发展权的“伟大斗争” ，之所以能够迅速取得成功，用习近平的话“把政治动乱和社会暴乱的苗头”及时扑灭，有力说明了“党管一切”和“汉人（在民族地区）当政”，对中共政权的无比重要。“党管一切”加“汉人当政”就是中共政权 -- 特别是如今，习近平当局所谓“少数民族政策”的全部。
于二零一七年十月不幸去世的何方先生生前为纪念胡耀邦，曾专门为文《胡耀邦与民族区域自治》，最早是刊发在当时倍受习近平之父习仲勋推崇的《炎黄春秋》杂志上。何方本人也是该杂志的编委之一。该文是当时中纪委为他罗列的“否定党的领导，丑化毛泽东” 的主要罪证之一。
二零零一年年初，当今圣上习近平的父亲、当时在南方休养的习仲勋为《炎黄春秋》亲笔题词“炎黄春秋办得不错”。据说，当时是何方与另外一位杂志编委登门求字的结果。消息人士回顾说，当时何方还设法联系上了万里的秘书，但“求字”一事被万里婉拒。
笔者两年前曾在本专栏为文《习近平感恩毛主席被<炎黄春秋>打脸》和《习近平亲手整死了<炎黄春秋>》，揭露了1935年10月19日，毛泽东一句“刀下留人，停止捕人”，从而解救了习仲勋等人的说法是无中生有。更讽刺的是，习近平依据他父亲“个人回忆”出的如上“史实”，说出了“没有毛主席，哪有今天的我？我们一家都对毛主席充满感激”之后，却被当时还是中共政权最高领导人的张闻天的夫人的回忆内容一顿打脸。《炎黄春秋》杂志上刊登出《刘英忆延安岁月》一文披露的内容，简述一下就是当时的所谓毛主席让“刀下留人”根本就是莫须有，当时被党内对立派关押的习仲勋是被时任中共总书记张闻天亲自下令释放的。
按照刘英的说法，所谓毛泽东立即下令“刀下留人”的“权威史料”，根本就是习仲勋一个人演义出来的一个“故事”，所有的党史“文献”也好，颂扬文章也好，“刀下留人”故事的出处都只有一处，那就是习仲勋自己歌颂毛主席的文章。至于习仲勋为什么要把对自己的“救命之恩”归功于毛泽东一人，最有说服力的解释就是中共中央对习仲勋的盖棺定论：“一生顾全大局”。
完全可以想象，当时的习近平读过这篇文章后会是多么的尴尬。而这篇文章就是由曾经长年担任过张闻天秘书的何方采访和记录整理，并于2016年4月发表在《炎黄春秋》杂志，客观上对习近平“没有毛主席，哪有今天的我”的说法起到了批驳作用。所以文章发表一个月后，何方即被举报“仇视毛泽东，搞历史虚无主义”。紧接着，当时的那本《炎黄春秋》杂志被最高当局下令“收编”。
不但如此，何方先生去世之后，不知当局是否是奉习近平钦旨，严令不准对何方先生“高调纪念”。中央对他这位曾被中组部恩赐“享受副部长级退休待遇” 的“延安老干部”的盖棺定论就是： “主张民主社会主义、仇视毛泽东，搞历史虚无主义……”。
回过头来再说何方先生生前对中共民族政策的深刻揭露和无情批判。
何方先在其《胡耀邦与民族区域自治》中尖锐批判说：中国共产党在一开始就从中国历史和共产国际那里继承和搬来了组织上的狭隘宗派主义传统，而且有很大发展，以致连自己的同志和战友都不免发生怀疑和进行迫害，就更不用说对外人了。这在民族关系上就表现为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干部的歧视。例如，既然是自治，又要实行党管一切，那自治区党委，特别是第一把手和真正有职有权的领导人，就应出自本地区本民族的人了。然而不然，除来自延安的乌兰夫曾有一时例外，自治区像新疆，西藏、以及名为自治的州市县，第一把手和重要岗位都是上面派去的外来汉人。而且许多汉族干部还往往瞧不起本地民族干部。对群众也是官僚主义作风，并且严加防范。群众对他们自然缺乏亲和感，以至产生对立情绪。另外，有些派往自治区搞建设和做生意的汉人，也常有瞧不起本地人的现象。特别是一些国管垄断企业，来自治区采掘资源，又在补偿、用人、安置等问题上不大照顾少数民族利益，便会引起当地干部和群众的不满。他们又往往把这一切归之于党和汉人，从而增加党群和民族间的隔阂和矛盾。
何方先生在这里对中共自治区领导层这一级的少数民族干部的使用情况，回顾得也不是完全准确。，其实，在整个毛泽东时代里，少数民族出身的干部在本民族自治区里担任过或长或短时间的自治区党委一把手者，并不止乌兰夫一人。
内蒙古自治区，这个成立时间甚至早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国大陆境内的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从1947年成立到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乌兰夫担任了十九年的自治区党委一把手兼行政一把手。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以来，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八年是由维族“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赛福鼎·艾则孜担任党委第一书记，同时还兼任自治区政府主席。
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以来，本民族干部韦国清分别于一九五五年六月至一九五六年八月和一九六一年四月至一九七五年十月这两个时段内，担任过自治区党委一把手；期间，也同时兼任自治区委主席，即所谓党政一肩挑。
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以来，本民族干部杨静仁于一九六一年至六七年同时担任该自治区党政一把手。
但是，也正如一评论文章所说：无论是乌兰夫，还是赛福鼎、韦国清和杨静仁都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久经考验都可以被当年的毛泽东视为自己人。
中共从建政之前，即宣布成立了蒙古族自治区之后，先后总共设立了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而其中只有西藏一个，在毛泽东时代也从来没有过一任党委一把手是本民族干部。原因之一，就是当时的所有“藏干”里，毛泽东找不出一个象乌兰夫或者韦国清那样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我们再看如上例举出的少数民族干部在本民族自治区担任党委一把手的时间段，担任此职时间最晚的一个是当时的维族干部赛福鼎·艾则孜。他的新疆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职务担任到一九七八年，也就是邓小平重新复出工作后，通过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他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的那一年。从那以后，中共当局即全面开始了少数民族自治区行政一把手继续实行只能由本民族干部出任，但少数民族干部不得担任本民族自治区以及州县的党委一把手的内部规定。
从此，正如何方先生所批判的那样：中国的民族自治有名无实，主要是出于对少数民族的不信任，“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旧社会传统，还影响着对少数民族的关系和族际问题的处理。这在组织路线和干部政策上表现得最明显 ……。我们不止是要党管一切，而且还必须是要汉人当权。这不是狭隘的大汉族民族主义又是什么？
现如今，用事实上助长和光大“大汉族主义”已经不足以形容和概括习近平的“少数民族政策”。毛泽东时代的“少数民族政策”不过是“防范+限制”，再加“赎买”，而习近平则是在防范和压制的同时进行“同化”。
我们本文开始引述的自由亚洲相关报道文章中，引述了台湾前原民会主委尤哈尼•伊斯卡卡夫特的话：“我不能让原住民母语灭亡，因为母语灭亡就是族群灭亡，原住民族的语言就是族群的身分证……。”
对此，每一个少数民族中的精英分子们都明白，习近平和他的政治追随者们更明白，所以他们才正在把何方先生所批判的“大汉族民族主义”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口号包装起来，以“文化交融”的名义首先让蒙语在整个中国境内日渐式微，然后就是逐步消灭藏话和维语……，最终实现用“民族融和”口号包装起来的“全民汉化”。习近平所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事实上就包含了这层意思。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