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决战“泛清真化”与镇压“大回族主义”的历史轮回》中已经说过：习近平上台之后在对待少数民族的政策上，更是整个毛泽东时代里最左时期的变本加厉。美国国会有关中国人权状况的年度报告中，谴责中国大陆习近平当局对新疆维吾尔人展开前所未有的严厉镇压构成“反人类罪”。对照一下中共政权的“治疆史”就会发现，如今的习近平当局正在“决战”的所谓“泛清真化”，与上个世纪中共建政之初被毛泽东派往统治新疆的中共左王震所要镇压的“大回族主义”本质上是一回事情。
2008年4月习近平在纪念王震百年冥诞时给王震“治疆”史以极高评价。他说：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新中国成立后，王震同志历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新疆分局第一书记、新疆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代司令员等职务。他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领导剿匪、土改等工作，改造和团结起义部队，指挥军队屯垦戍边、兴修水利、发展工业和各项事业，迅速稳定了新疆的社会秩序，实现了新疆财政经济状况的好转，为促进各族人民的团结，巩固新疆边防，倾注了全部精力，也为新疆现代化工农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就是在他的积极建议下创建的……。新疆和平解放后，他一手抓剿匪、土改和建党、建政，一手抓经济、社会、文化等事业的恢复与发展，率领部队白手起家，进行大规模生产建设，为新疆的长期稳定和后来的全面发展创造了良好开端。”
这和当年王震统治新疆时的直接上司，主持中共西北局工作的习近平之父习仲勋当时对王震的评价截然相反。正象笔者多年前即已经在本专栏的相关文章中介绍过的那样，胡耀邦和赵紫阳先后担任中共总书记期间，党内最著名的两大左王一文一武，“文”是邓力群，“武”是王震。他们两人在中共建政之初即已经是臭味相投、沆瀣一气。
回顾中共建政之初，当时受命主持中共西北局新疆分局工作的王震和邓立群，不但拒不执行习仲勋代表西北局所作的《关于西北地区土改和统一战线、民族工作的报告》，故意在当地党报上将习仲勋报告中所有对少数民族及宗教界的软性政策内容全部删除，在实际工作中对习仲勋提出的政策界限反其道而行之。习仲勋当时提出的主要政策界限包括，“游牧区不宣传土改，也不提反恶霸、不清算；半农半牧区暂不土改；严格保护畜牧业，牧畜一律不动；喇嘛寺土地一律不动；清真寺拱北、道堂土地暂时一律不动；必须排出各民族、各教派头人名单，坚决保护必须保护的人过关”，等等。
接下来发生的故事是，当习仲勋得知王震和邓立群居然在当地少数民族界及宗教界滥捕滥杀，强力推行了与自己的指示截然相反的极左政策之后，立刻紧急上报中央讨个说法，于是毛泽东和刘少奇下令让习仲勋和王震即刻进京开会，同时向新疆分局下达了由毛泽东亲自签署的“紧急指示”……。
2016年初中国内地的搜狐网曾刊登《1952年王震遭批判后撤职离开新疆内幕揭秘》，注明文章来源是《人民网》，但现在已经在《人民网》上搜索不到这篇文章了，显然是因为文章中对习核心的父亲“着墨过多”。
该文章的引言是：王震的一生和新疆有着不解之缘。是他率领大军解放新疆，使新疆回到人民的怀抱；是他带领新疆军民恢复和发展生产，使新疆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1952年6月，驻苏大使张闻天路过新疆，对新疆短短两年时问中发生的变化感到惊讶，专门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赞扬了新疆的工作。然而历史的发展往往出现意外的曲折。1952年夏，王震突然受到严厉批判，被撤销新疆分局书记、军区政委及新疆财委主任的职务，被迫离开他苦心经营的新疆。那么，王震缘何遭到批判？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又是怎样的呢？
这篇通篇都是在为当年受到习仲勋“残酷整肃”的王震大诉委屈的文章内文回答说：王震当年之所以在新疆受到批判，根本原因是他主持的新疆牧区改革…….王震认为，镇压反革命分子越彻底，牧区就越稳定。1951年5月王震主持的新疆分局发出《关于北疆牧区镇压反革命的指示》，确定在全疆减租反霸已经结束、土地改革尚未开始前，在北疆游牧区开展一次镇压反革命分子运动，直接对抗习仲勋主持工作的西北局指示……。
1952年6月18日，中共中央电告新疆分局并西北局：“习仲勋、王震两同志已到北京。中央认为5月26日新疆分局关于北疆牧区镇反与若干改革的指示是错误的，应立即通令停止执行。对于已经逮捕的一千余人，应暂不处理，听候中央决定。请张邦英、高锦纯、饶正锡、包尔汉、赛福鼎、王恩茂六同志即乘飞机来京参加中央会议。新疆分局日常工作暂由邓力群代理，南疆工作由高峰暂代。”北疆牧区镇反工作遂即停止进行。
如上党史文章还记载说，6月28日，中共中央为了解决新疆分局在牧区工作中的错误问题，由中共中央主持在北京召开了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常委会议，毛泽东和刘少奇都到会并讲话。当时的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实际主持该局工作的习仲勋、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格平等参加了这次会议。习仲勋在会上严厉批判说，以王震同志为首的新疆分局犯的错误，特别是王震同志犯的错误，违反慎重稳进的方针，用向西北局斗争的方法，强迫西北局就范。粗暴、强词夺理，企图把中央和西北局分开，说中央正确，西北局右倾，发展到无法无天，无中央之天、党纪之法。又说，王震在牧区工作上所犯的严重错误，是其一系列错误发展的总暴露。新疆有严重的民族问题而没有民族工作，有严重的宗教问题而没有宗教工作。会上其他人的发言，也都严厉批评了新疆分局和王震的错误。
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并作总结。他批评了王震为首的新疆分局在牧区改革工作上所犯的错误，说“把农业区的经验机械地搬到牧区是错误的”；还对新疆的土地改革、宗教工作指出应当注意的一些问题，强调在新疆实行民主改革，应当采取慎重稳进的方针。
这次会议上宣布，中央决定改组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委员会，免去王震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一书记、新疆军区政治委员和新疆省财委主任职务，仍为分局常委、军区副司令员代理司令员和省财委副主任。王恩茂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一书记兼新疆军区政治委员、新疆财委主任；徐立清任第二书记，张邦英任第三书记，赛福鼎•艾则孜任第四书记。常委由4位书记和包尔汉、王震、高锦纯、饶正锡等组成。毛泽东在会上说，新疆工作的成绩是百分之九十，错误是百分之十，错误性质是严重的，要纠正。对王震的批评只传达到县团一级。批评王震的错误不要伤害各级干部的积极性。
王震后来回忆说：“我到新疆就是为新疆人民办好事。我对习仲勋批判我“新疆有严重的民族问题而没有民族工作，有严重的宗教问题而没有宗教工作”等等，没法接受但也无可奈何。我挨了批评以后到北京去见毛主席，毛主席批评我时，说了十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问题。他说，你的错误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是小指头，而且是半个小指头，不是路线错误，不是政策错误，就是粗暴，不适宜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新疆问题是对我一生中最大的打击。中央政治局开会，散会时，毛主席同我紧紧地握了一下手，没有说话。散会后，我到董(必武)老那里，谁知他把朱老总、林(伯渠)老都找来了。他们几位老人家开会时没有讲话，他们替我惋惜。”
一个月之后，为了贯彻北京会议精神，习仲勋主持的西北局、新疆分局召开的中国共产党新疆省第二届代表会议。会议的任务是，检查总结新疆分局的领导工件，纠正在牧区改革上的错误，讨论土地改革工作等问题。新疆分局常委、委员全部都参加会议。
习仲勋在会议开始时作了《传达中央指示及时检查新疆工作意见》的报告，批判此前王震领导的新疆分局“‘左’的冒险急进的错误，是部分的，但是严重的，其中有些是惊人的。”“以王震为首的新疆分局，在将近三年来工作中，虽不是每一个时候都违反了中央、西北局的方针、政策，但是有些时候严重地违反了中央、西北局的方针、政策；虽不是在一切工作上都犯了错误，但是在若干工作上犯了错误。”
王震被迫在会上做出“深刻检查”之后，主持会议的习仲勋还特别要求：“参加会议的全体同志毫无保留地揭发和批判王震同志和分局领导工作中的错误”，特别鼓励本地干部多发表意见，“不怕多讲，不怕态度不好或语言不恰当，也不怕事实有出入，只要有意见能讲出来就是好的。他们的意见，对的接受，不对的一律不去反驳”。
如上为当年的王震抱屈的党史文献还记载说：当毛泽东听到某些完全否定王震的发言（其实就是习仲勋的发言）时曾插话说：“照你们这样一讲，王震岂不是新疆一霸吗？”而在习仲勋主持的这次新疆省第二届党代会上传达时，竟被说成“毛主席说，王震是新疆一霸”。会上，在不少人在发言中实际上全盘否定了新疆的工作成绩，还有人在会外各种场合对新疆的工作进行过分的指责。有人竟就两年多工农业建设中的重大成绩非难王震说：“你们在这里开荒，在那里建厂，人家民族的人民怎么看，这还不是殖民地？把我们民族当做你们汉人的殖民地！”对于进疆部队节衣缩食、艰苦卓绝的创业精神，有人不但不予鼓励，反而严厉指责：我考察了，你们讲这个好那个好，可是现在人民解放军部队不像部队，军官不像军官、战士不像战士，衣服都没得换洗，衬衫都不够穿。甚至完全否定了剿灭鸟斯满匪帮这样重大的成绩，竟说应该用金钱收买政策，而不应该武装消灭：“你们花这么大力气才把乌斯满消灭掉，在甘肃也有土匪，我们花了两百个亿(按：指旧币，是现在的200万)，就把他们收买过来了。”
如上党史资料上没有具体点名当时是谁把王震的“剿匪”功劳否定了。但此前在甘肃主持的对回族“土匪”的赎买政策肯定是习仲勋亲自制定并成功实施的。
如上党史文献还记载说：随后，由习仲勋主持的西北局派出的财经工作检查团到新疆检查工作。检查团几乎是全盘否定了王震领导新疆时期的财经工作。有人竟把军队在荒无人烟的戈壁上屯垦、节衣缩食兴办工厂，说成是军队抢了少数民族的土地、资源……。一场轰轰烈烈的经济建设高潮，顿时被一阵风暴吹散了。经过这一曲折，新疆的工作受到很大损失。
毛泽东说，对王震的批评只传达到党内县团一级，结果在当时的新疆不但党内超出县团级的范围，党外也传达了。这样一来，大大伤害了干部的积极性，也使王震寝食不安。王震说：“在北京时只说调动我的工作，以后宣布我是撤职。为此我很有意见。我说，我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站起来。我想把新疆建设继续抓下去……。”
至于这场风波在政治上所造成的严重损失，对于全省各级许多干部所造成的伤害，在职工思想上造成的混乱，则是无法以数字来估量的。
王震患有多年的肠胃痢疾，肠胃出血。每遇到过分劳累或者遇到不愉快的事情生气发火，就会犯病。1952年12月间，王震怀着悲愤的心情离开迪化，到兰州参加西北军区召开的会议。有一天晚间突然发病，一次大便出血2000CC，被送往西北军区总医院医治，经过输血抢救，才转危为安。有些同志前去医院探望他，在交谈中，熟读《三国演义》的王震曾不胜感慨地对一位同志说：“我现在才知道，周瑜为什么会被气死！”余后的故事，下篇文章会继续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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