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二的中国籍诺奖获得者莫言同志和刘晓波先生当年本是同路人，一个是作家，一个是文学评论家，两人当年曾经是那样的志同道合，为突破中国大陆文学作品中的性禁区一个摇旗呐喊，一个身体力行。试想，如果没有他们在文字领域的率先突破和大力宏扬，怎么可能会有当今中国大陆的性开放和性自由？试想，如果没有当年的《红高梁》，《丰乳肥臀》等一批文学和影视作品的启蒙和突破，怎么会有今天的比基尼京剧甚至裸体京剧表演的隆重推出？薄熙来在中共党内和社会上的那批公开和潜在的支持者们都是毛粉丝和国粹迷，相信他们中间的很多人在欣赏了裸体京剧之后就会“玩物丧志”，把薄煕来同志凛然入狱前的殷切期望都忘到脑后。
与之同理，《丰乳肥臀》问世之后为什么经历了一个曾经被质疑随后却被以国家的名义发放了一等一级创作奖金的过程，就是因为中共高层里的笨人们拿到该书在读到脸红心跳处之后就自然起了“万恶淫为首”的中国古训，而中共高层的聪明人则及时觉察到了莫言等人的文艺作品对维护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都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大学生们读了莫言的作品之后肯定不会心生上街闹事的政治冲动。
在中共建立全国政权之前的所谓“国统区”里，常有大学生和文化人聚集的茶馆和酒馆里往往会被生怕招惹是非的店主贴上“莫谈国事”的告示。当年那个名为管谟业的文艺新秀之所以给自己更名“莫言”相信就是受此启发。至少最先洞察到莫言作品的先锋作用和伟大之处的刘晓波先生当时是这样相信的，甚至还赞扬过中国的作家必须象莫言这样学会保护自己才能不耽误自己的创作。可惜的是日后的刘晓波先生不务正业，非要把自己的文艺批评家的头衔改成政治批评家，不但没有象他十分喜爱的那位作家一样用“莫言”二字自律，而且还走到了“莫言”二字的另一个极端，于是，刘晓波先生三进二出中共监狱，第三出的时间虽然很可能还需要耐心等待，但付出如此代价的结果却是比莫言先生早一年得了诺贝尔奖。
笔者在这里有感而发，绝对没有吹捧刘晓波的诺贝尔和平奖，贬低莫言先生文学奖的意思。虽然外界有人在莫言先生获奖之后质疑他在政治上是中共政权的同路人，但笔者确实觉得莫言同志远离现实政治的创作内容选择无可厚非，识时务者为俊杰，适者生存而已。而之所以在这里先调侃了一下莫言先生，只不过是因为从莫言先生的“莫”字联想到了当今中共政权的主体理论“邓小平理论”其实就是“没理论”，或者是“莫理论”。这里的“莫”字，可以当“没有”的“没”字讲，也可以当“别当真”，“别说话”等语义环境下的“别”字用。
邓小平自夸说他对中共政权的最大理论贡献就是三个字，“不争论”？中国北方人相互伴嘴时常常会说一句“这事儿我得和你理论理论”。在这里，“理论”和“争论”其实是同意词。而“不争论”中的“不”字在许多语义环境里和“没有”的“没”字也是可以混用。
我们中国人相互之间吵架也好，争论问题也好，理屈词穷的一方往往都会用一句“我懒得再和你理论”表示认输投降。所以说邓小平的“不争论”就是“没理论”一点没错。
莫言同志得诺奖之前亲笔抄录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稿的史上第一位亲笔抄写人江青同志生前为丰富毛泽东思想所作出的著名论断有两句，一句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第二句是越穷越荣。毛泽东去世，国母江青随之被下狱之后，邓小平对伟大领袖生前亲自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毛泽东思想是集体结晶，其中正确的东西要永远坚持下去，错误的部分要坚决抛弃。这个集体里我算一个，当然没有你。你什么都不算。
继而，邓小平又具体指出江青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是毛泽东思想中的错误的部分，正确的论述应该是“不管白猫黑猫，抓得住老鼠的就是好猫”。“越穷越光荣”也不对，正确的应该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当邓小平的这一指示被手下人请示是否向全党传达时，邓小平又特别提醒说，主席逝世后我就让汪东兴告诉华国锋，要抓一抓经济建设了，于是手下人便把邓小平理论的基础部分精练成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八个字。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针对毛泽东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而言，说它是拨乱反正到也恰如如其氛，但说他是什么理论基础，就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中国人挖苦和揶揄某人时往往会说“你懂什么，你就知道吃饱了不饿”。细想一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过就是和“吃饱了不饿，穿暖了不冷”一样，大实话而已。
一九八九的“六四”事件发生之后，党内有人指责都是因为邓小平放弃了“政治挂帅”和“以阶级斗争为纲”才会导致大学教师和在校学生们知识越多越反动，时任西藏自治区委书记胡锦涛也及时把“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反分裂斗争”的口号颠倒了次序，改成“一手抓反分裂斗争，一手抓经济建设”，时任总书记江泽民则委托时任政治局常委宋平到农村重新发动一场毛泽东时代进行过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发誓要让城市里的个体户们倾家荡产。此时的邓小平眼看自己对毛泽东思想的修正又要被接班人再修正回去，当然心有不甘，更何况当时有红旗杂志社的遗老遗少们居然公开发表文章质问邓小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底是姓“社”还是姓“资”，硬是把个邓小平气得离开了北京，跑到南方的几个城市讲了几通“一心一意某发展”的“硬道理”和“对姓社姓资”问题就是“不争论”的“大道理”，于是这两句话也成了所谓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毛泽东时代的蒙古王乌兰夫的次子，曾经在江泽民时代担任过山西副省长和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的乌杰当年出版过一本《邓小平思想论》。这本书初稿当时被送到邓府后,从邓小平到秘书、子女们都十分欣赏，而报怨当时也已经收到这本书的征求意见稿的江泽民等人对此居然没有及时作出反应，据信也是邓小平当年发表南巡讲话的动因之一。而曾经在南巡之前已经被邓小平极度失望的江泽民赶到十四大召开之前又重获邓小平恩宠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江泽民在把邓小平理论写进自己十四大政治报告的过程中，向邓小平汇报了为什么他主张不使用“邓小平思想”，而是使用“邓小平理论”的提法，因为这样能更好地体现出小平同志的思想理论即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更是对毛泽东思想的修正和发展，自有其独创性和完整性，不单单是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如此一来，江泽民重新得势，邓小也不再担心自己百年之后的盖棺定论被止于六四镇压。
被认为是中共政权内第一个对邓小平理论和思想进行系统研究的乌杰曾经表示， “小平同志的思想言简意赅,这给研究带来较大的困难,其内在价值很容易被低估。”但是，既然人家小平同志生前自己都把自己的那点东西用“不争论”三个字概括了，你叫我们外界怎么高估它的所谓“内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