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专栏的上篇文章《邓朴方批习讲话已经被习近平当局下令封杀》已经介绍了邓朴方九月十六日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式上发表的公开讲话中开门见山，直奔“我们要坚持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判断”的主题。
因为是公开正式讲话，所以邓朴方在讲话中也非常正式地称呼自己的父亲为“小平同志”，语重心长地背诵了邓小平语录：“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继而借题发挥说：“我们一定要有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保持清醒的头脑，知道自己的份量，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坚持立足国情，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谋划一切工作。”
言下之意，你习近平只不过是第五代而已,有什么资格“妄自尊大”？话里话外，无疑是在暗批习近平在“谋划一切工作”的时候，没有“坚持立足国情”，没有“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更具体地讲，就是在旁敲侧击地指责习近平的对外政策“不切实际”。
早在去年中共十九大召开前习近平紧锣密鼓地准备借自己第一次主持党代会之际就会自己“封圣”的过程中，一位仍身处中国大陆内地的异见人士即向笔者透露过，邓家上下，特别是邓朴方和邓楠兄妹对习近平上台数年即暴露殆尽的对内“好大喜功”、对外“盲目自信”颇有微词。笔者当时已经有文章分析了十九大召开之前以习近平正式“封核“为标志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的决定，已经表明了近平平做好了二十大绝不退位之准备的最有力证据就是其“核心地位”确立之后立刻又向“领袖地位”，而且是“世界领袖”的地位迈进。
而现在回想起来，也正是从那个六中全会开始，中共政权的宣传机器即已经开始为习近平的“长期执政”大做舆论铺垫，把习近平的“核心地位”演进至与毛泽东并列的“领袖地位”。把习近平的“领袖地位”说成不但是中国党和中国人民的需要，而且是整个世界的需要。当时的人民网上刊登的一篇文章《中国共产党的郑重选择——论六中全会明确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赤裸裸地吹捧说：当今世界正在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中国正在进入世界舞台中心。这是一个风云际会、成就大业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雄才大略的政治领袖也能够造就这样的政治领袖的时代。明确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不仅将造福中国，而且将影响世界。
此前此后，已经发生的事实充分证明，习近平通过篡改宪法和重修党章把自己“法定”为中共政权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终身领袖”的同时，也一直在所谓“大国担当”的口号下梦想实现他自己成为“世界领袖”的野心。
早在2015年9月，《人民日报》旗下臭名昭著的《环球时报》曾发表一篇社评，题目是《对外援助的重要性不须“讲透”》。文章中说：在联合国发展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了一系列中国援助南部国家的新计划......对外援助要花钱，但是随着中国走到国际舞台的中央，这样的钱必须花，而且要花好……。现在中国有了更多外援能力，第三世界国家的期待也在上升，这不应看成是负担，而应被当做机遇。
针对中共党内党外对习近平“大撒币“行为的强烈质疑，该《环球时报》的文章反驳说：中国社会要迅速摆脱对外援助的那些钱能在国内做多少事的简单计算方式，决不可让民粹主义干扰国家的外援计划。我们必须清楚，中国的国力上升到这一步，如果舍不得外援，根本就没法在国际社会混。在这个全球化时代，对外援助并非“白花钱”，即使就经济说经济，它们也常能给援助国带来全局性的正面效果。然而外援的“好处”很多时候是不能大张旗鼓宣扬的，那样做会导致严重负效果。中国舆论也应配合官方的对外援助，不具体细究为什么，在一些敏感问题上不坚持刨根问底。
环球时报犹抱琵琶，欲说还羞的“无私对外援助”的“好处”到底有那些呢？当时的中共官媒一篇《习近平首次联大演讲被掌声数次打断》道出了其中之一。
报道中借一个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中国人吴红波的口说：“在习近平主席演讲结束后，二三十位国家元首等在走廊外与他握手。这是联合国发展峰会开幕一天半以来，第一次有国家元首排队等待与另一位国家元首握手。”在习近平演讲即将结束时，新闻中心的工作人员茱莉安娜还专门提醒各国记者，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和习近平的会见将在11点35分进行。但在会场外，即将参加双边会见的习近平却被希望与他握手的诸多国家元首阻止了脚步。
该报道的内容委实有些夸张，但从中也不难看出，习近平是如何得效法毛泽东，不单沉浸于国内的“万民臣服”，更还醉心于国际社会的“万国称颂”。
曾多次前往那些受援于中共政权的乞丐国家考察的刘植荣先生尖锐指出：中非关系就是金钱关系，中国领导人访问非洲，兜里一定要装着援助；非洲国家领导人来华访问，回去腰包里必然装满美元。不但中国人有这个印象，就是非洲人也有这个看法。非洲很多国家政府更迭频繁，这届政府接受了我们援助，这届政府被推翻后，新上台的政府也不会对我们感恩，因为我们过去援助的是它的敌人。
世界著名投资家乔治·索罗斯早就提醒我们：“中国只与非洲国家的统治者打交道，而忽略了那里的百姓。这样做有利于维护欺压人民的腐败政权，这当然是不受欢迎的。”
问题是，如果习近平不是只与非洲国家的统治者打交道，人家这些统治者们凭什么会在联合国会场上给你习近平鼓掌？凭什么在联大会场外“排着队等着和习总统握手”？
魏京生先生对习近平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地对非洲穷国“慷慨解囊”的分析主要是着眼于习近平本人的“心理疾病”。他在我们自由亚洲的评论文章《怎样的心态才会大撒币》中说：习近平又要大撒币了，六百亿美元。直接晃眼，让非洲那些穷国的腐败官员们趋之若鹜，纷纷前往中国给习近平捧场。却招来了老百姓的一痛怒骂。网民们还算了很多笔的细账，
其中最让我惊奇的是这两笔细账，而且是按照中共自己的统计数据算出来的。一笔是相当于全国低保支出的二点七八倍，养老保险补助的二倍，社会福利支出的六倍。另一笔是，全国公立医院支出的一点八七倍，基层医疗支出的三点零九倍；公共卫生支出的二点一七倍。
魏京生先生分析说：其它很多对比都显示出一个道理，中国老百姓的重要性远不如在非洲炫富。在欧洲富国大撒币还不够，到非洲穷国炫富的效果可能更好吧。看来他习近平从小在文革中烙下的心理阴影，确实导致他的行为失常。什么阴影呢？首先是（当年）作为黑崽子被歧视，导致他的虚荣心特别强烈，无时无刻不在考虑给自己挣面子，他自己的面子比其它任何事情都重要。一种畸形的虚荣心，就是遭到世人的唾骂都顾不上了，只要能满足暂时的虚荣就行。
另一个心理阴影，就是遭到歧视和批斗，甚至遭到朋友和亲人抛弃，怀有一种特殊的愤世嫉俗，把所有人都视为仇人或者可疑。利用那些遥不可及的人来羞辱身边的人，成为这种人在黑暗的心灵里的一种乐趣。习近平不顾自己身边老百姓的死活，去给那些只认钱而从来没有信用的人大撒币，对他来说就是一种心理满足，何况花的不是自己的钱……
《博讯》网刊登的题目为《习近平大撒币原因揭秘 令人难以想象！》一文中分析说：十九大后，习近平进入他执政的下半场。但与他上半场相比，却大失水准，迅速溃败。习近平遭人恨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得了一种怪病，大撒币。前两天，在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老习又向非洲国家撒币600亿美元。习近平为什么要撒币？他的病根到底是什么？如何医治？第一种观点认为是自卑症，怕人家看不起。第二种观点认为是狂妄症，也就是暴发户的心理。以前穷，被人看不起，现在有钱了，就该扬眉吐气。第三种观点令人惊讶，认为习近平信仰某种极端宗教，类似塔利班的原教旨主义。他大撒币的目的就是要毁掉中华民族。第四种观点也很令人震惊，认为习近平有个邪恶的沉船计划。该观点来自于陈永苗先生。他在《权贵高层隐藏着毒药政策》一文中指出，他一直相信中共权贵高层隐藏着一个沉船计划。以上观点都很新颖和有创意，下面，我谈谈自己的看法。我认为，习近平大撒币的根本原因是他得了毛泽东同样的妄想症。习近平想成为世界领袖，组成国际共产主义阵营对抗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大撒币的原因是他想学毛泽东拉拢、收买亚非拉第三世界。一句话想当世界穷国的头。他的思维还停留在毛泽东的疯狂时代。在那个荒唐的时代，毛泽东以饿死五千多万中国农民的代价向全世界大撒币！但毛泽东做梦也没想到，他的红卫兵习近平撒币比他更猛，简直就是撒币中的战斗机。
一位刚刚从北京出来短期访问的朋友介绍说：在北京无论是出租司机还是小商小贩，无论是广场大妈还是大学在校生，对民间奉献给“习领袖“的三个外号至少也会知道其中之一。这三个外号是“习包子”，“习二”和“大撒币”。
没有人不知道“撒币“二字的谐音是非常市井的骂人话。而《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的观点是：“不是习近平真傻，而是他坚持要通过资本扩张与美国抗衡”。李伟东先生认为：最近这次习近平的撒币外交是他上任六年以来持续不断向外资本扩张战略的继续，目前为止已累计有一万亿人民币。并不是习近平看不懂国内的问题，也不是他不听国内有识之士的劝告，而是，他就是顽固坚持一条路线：通过资本扩张打破所谓的美国封锁，通过资本扩张在全球范围与美国争霸。所以，并不是习近平傻，看不懂国内的事，而是他不惜代价认定了这种国际战略……
笔者在上篇文章中已经回顾过邓小平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一直强调的以“韬光养晦“四个字为代表的务实外交政策内容。他生前曾一再叮嘱第三代领导集体：“我们不要吹，越发展越要谦虚”，“不随便批评别人、指责别人，过头的话不要讲，过头的事不要做”，“韬光养晦应当继续50年，不当头，不当老大”。
邓小平当时还强调说“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 “
将邓小平当年务实外交政策的具体内容与如今习近平对外政策的狂妄表现一一对照，就应该相信邓朴方如今讲话内容中确实是在不点名地指责习近平在“谋划一切工作”的时候“妄自尊大”，没有从“坚持立足国情”出发。
接着笔者上篇文章的内容，这里需要再一次提示的是，因为专门设立了“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专题”栏目，向全国残疾人和他们的各级基层组织布署了学习邓朴方讲话内容的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官网直到本文发出，仍还没有被“康复”。
更具体地讲，就是在旁敲侧击地指责习近平的对外政策“不切实际”。
早在去年中共十九大召开前习近平紧锣密鼓地准备借自己第一次主持党代会之际就会自己“封圣”的过程中，一位仍身处中国大陆内地的异见人士即向笔者透露过，邓家上下，特别是邓朴方和邓楠兄妹对习近平上台数年即暴露殆尽的对内“好大喜功”、对外“盲目自信”颇有微词。笔者当时已经有文章分析了十九大召开之前以习近平正式“封核”为标志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的决定，已经表明了近平平做好了二十大绝不退位之准备的最有力证据就是其“核心地位”确立之后立刻又向“领袖地位”，而且是“世界领袖”的地位迈进。
而现在回想起来，也正是从那个六中全会开始，中共政权的宣传机器即已经开始为习近平的“长期执政”大做舆论铺垫，把习近平的“核心地位”演进至与毛泽东并列的“领袖地位”。把习近平的“领袖地位”说成不但是中国党和中国人民的需要，而且是整个世界的需要。当时的人民网上刊登的一篇文章《中国共产党的郑重选择——论六中全会明确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赤裸裸地吹捧说：当今世界正在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中国正在进入世界舞台中心。这是一个风云际会、成就大业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雄才大略的政治领袖也能够造就这样的政治领袖的时代。明确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不仅将造福中国，而且将影响世界。
此前此后，已经发生的事实充分证明，习近平通过篡改宪法和重修党章把自己“法定”为中共政权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终身领袖”的同时，也一直在所谓“大国担当”的口号下梦想实现他自己成为“世界领袖”的野心。
早在2015年9月，《人民日报》旗下臭名昭著的《环球时报》曾发表一篇社评，题目是《对外援助的重要性不须“讲透”》。文章中说：在联合国发展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了一系列中国援助南部国家的新计划......对外援助要花钱，但是随着中国走到国际舞台的中央，这样的钱必须花，而且要花好……。现在中国有了更多外援能力，第三世界国家的期待也在上升，这不应看成是负担，而应被当做机遇。
针对中共党内党外对习近平“大撒币”行为的强烈质疑，该《环球时报》的文章反驳说：中国社会要迅速摆脱对外援助的那些钱能在国内做多少事的简单计算方式，决不可让民粹主义干扰国家的外援计划。我们必须清楚，中国的国力上升到这一步，如果舍不得外援，根本就没法在国际社会混。在这个全球化时代，对外援助并非“白花钱”，即使就经济说经济，它们也常能给援助国带来全局性的正面效果。然而外援的“好处”很多时候是不能大张旗鼓宣扬的，那样做会导致严重负效果。中国舆论也应配合官方的对外援助，不具体细究为什么在一些敏感问题上不坚持刨根问底。
环球时报犹抱琵琶，欲说还羞的“无私对外援助”的“好处”到底有那些呢？当时的中共官媒一篇《习近平首次联大演讲被掌声数次打断》道出了其中之一。
报道中借一个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中国人吴红波的口说：“在习近平主席演讲结束后，二三十位国家元首等在走廊外与他握手。这是联合国发展峰会开幕一天半以来，第一次有国家元首排队等待与另一位国家元首握手。”在习近平演讲即将结束时，新闻中心的工作人员茱莉安娜还专门提醒各国记者，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和习近平的会见将在11点35分进行。但在会场外，即将参加双边会见的习近平却被希望与他握手的诸多国家元首阻止了脚步。
该报道的内容委实有些夸张，但从中也不难看出，习近平是如何效法毛泽东，不单沉浸于国内的“万民臣服”，还更醉心于国际社会的“万国称颂”。
曾多次前往那些受援于中共政权的乞丐国家考察的刘植荣先生尖锐指出：中非关系就是金钱关系，中国领导人访问非洲，兜里一定要装着援助；非洲国家领导人来华访问，回去腰包里必然装满美元。不但中国人有这个印象，就是非洲人也有这个看法。非洲很多国家政府更迭频繁，这届政府接受了我们援助，这届政府被推翻后，新上台的政府也不会对我们感恩，因为我们过去援助的是它的敌人。
世界著名投资家乔治·索罗斯早就提醒我们：“中国只与非洲国家的统治者打交道，而忽略了那里的百姓。这样做有利于维护欺压人民的腐败政权，这当然是不受欢迎的。”
问题是，如果习近平不是只与非洲国家的统治者打交道，人家这些统治者们凭什么会在联合国会场上给你习近平鼓掌？凭什么在联大会场外“排着队等着和习主席握手”？
魏京生先生对习近平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地对非洲穷国“慷慨解囊”的分析主要是着眼于习近平本人的“心理疾病”。他在我们自由亚洲的评论文章《怎样的心态才会大撒币》中说：习近平又要大撒币了，六百亿美元。直接晃眼，让非洲那些穷国的腐败官员们趋之若鹜，纷纷前往中国给习近平捧场。却招来了老百姓的一通怒骂。网民们还算了很多笔的细账，其中最让我惊奇的是这两笔细账，而且是按照中共自己的统计数据算出来的。一笔是相当于全国低保支出的二点七八倍，养老保险补助的二倍，社会福利支出的六倍。另一笔是，全国公立医院支出的一点八七倍，基层医疗支出的三点零九倍；公共卫生支出的二点一七倍。
魏京生先生分析说：其它很多对比都显示出一个道理，中国老百姓的重要性远不如在非洲炫富。在欧洲富国大撒币还不够，到非洲穷国炫富的效果可能更好吧。看来他习近平从小在文革中烙下的心理阴影，确实导致他的行为失常。什么阴影呢？首先是（当年）作为黑崽子被歧视，导致他的虚荣心特别强烈，无时无刻不在考虑给自己挣面子，他自己的面子比其它任何事情都重要。一种畸形的虚荣心，就是遭到世人的唾骂都顾不上了，只要能满足暂时的虚荣就行。
另一个心理阴影，就是遭到歧视和批斗，甚至遭到朋友和亲人抛弃，怀有一种特殊的愤世嫉俗，把所有人都视为仇人或者可疑。利用那些遥不可及的人来羞辱身边的人，成为这种人在黑暗的心灵里的一种乐趣。习近平不顾自己身边老百姓的死活，去给那些只认钱而从来没有信用的人大撒币，对他来说就是一种心理满足，何况花的不是自己的钱……
《博讯》网刊登的题目为《习近平大撒币原因揭秘 令人难以想象！》一文中分析说：十九大后，习近平进入他执政的下半场。但与他上半场相比，却大失水准，迅速溃败。习近平遭人恨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得了一种怪病，大撒币。前两天，在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老习又向非洲国家撒币600亿美元。习近平为什么要撒币？他的病根到底是什么？如何医治？第一种观点认为是自卑症，怕人家看不起。第二种观点认为是狂妄症，也就是暴发户的心理。以前穷，被人看不起，现在有钱了，就该扬眉吐气。第三种观点令人惊讶，认为习近平信仰某种极端宗教，类似塔利班的原教旨主义。他大撒币的目的就是要毁掉中华民族。第四种观点也很令人震惊，认为习近平有个邪恶的沉船计划。该观点来自于陈永苗先生。他在《权贵高层隐藏着毒药政策》一文中指出，他一直相信中共权贵高层隐藏着一个沉船计划。以上观点都很新颖和有创意，下面，我谈谈自己的看法。我认为，习近平大撒币的根本原因是他得了毛泽东同样的妄想症。习近平想成为世界领袖，组成国际共产主义阵营对抗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大撒币的原因是他想学毛泽东拉拢、收买亚非拉第三世界。一句话想当世界穷国的头。他的思维还停留在毛泽东的疯狂时代。在那个荒唐的时代，毛泽东以饿死五千多万中国农民的代价向全世界大撒币！但毛泽东做梦也没想到，他的红卫兵习近平撒币比他更猛，简直就是撒币中的战斗机。
一位刚刚从北京出来短期访问的朋友介绍说：在北京无论是出租司机还是小商小贩，无论是广场大妈还是大学在校生，对民间奉献给“习领袖“的三个外号至少也会知道其中之一。这三个外号是“习包子”，“习二”和“大撒币”。
没有人不知道“撒币”二字的谐音是非常市井的骂人话。而《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的观点是：“不是习近平真傻，而是他坚持要通过资本扩张与美国抗衡”。李伟东先生认为：最近这次习近平的撒币外交是他上任六年以来持续不断向外资本扩张战略的继续，目前为止已累计有一万亿人民币。并不是习近平看不懂国内的问题，也不是他不听国内有识之士的劝告，而是，他就是顽固坚持一条路线：通过资本扩张打破所谓的美国封锁，通过资本扩张在全球范围与美国争霸。所以，并不是习近平傻，看不懂国内的事，而是他不惜代价认定了这种国际战略……
笔者在上篇文章中已经回顾过邓小平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一直强调的以“韬光养晦”四个字为代表的务实外交政策内容。他生前曾一再叮嘱第三代领导集体：“我们不要吹，越发展越要谦虚”，“不随便批评别人、指责别人，过头的话不要讲，过头的事不要做”，“韬光养晦应当继续50年，不当头，不当老大”。
邓小平当时还强调说“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
将邓小平当年务实外交政策的具体内容与如今习近平对外政策的狂妄表现一一对照，就应该相信邓朴方如今讲话内容中确实是在不点名地指责习近平在“谋划一切工作”的时候“妄自尊大”，没有从“坚持立足国情”出发。
接着笔者上篇文章的内容，这里需要再一次提示的是，因为专门设立了“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专题”栏目，向全国残疾人和他们的各级基层组织布署了学习邓朴方讲话内容的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官网直到本文发出，仍还没有被“康复”。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