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专栏的上篇文章《封杀邓朴方，痛批胡德平，习近平向太子党“右派”发动反击》刊登和播出后，笔者读到了美国《纽约时报中文网》刊登一篇评习文章，标题是《习近平欲“跨越”邓小平，提升自身党史地位》。文中引述美国哈佛大学韦瑟黑德国际事务中心的学者朱利安•B•格维茨(Julian B. Gewirtz)的评论：“习近平肯定不满足于在邓小平的阴影之下运作，”；“习近平希望‘建立一个特殊的政治体系，由他自己居于中心’”。
格维茨诠释说：习近平的前任江泽民和胡锦涛的地位和政治合法性都来自邓小平。相比之下，习近平是在邓小平去世后才成为全国著名人物，并且是第一位并非由邓小平提拔为党内高层的中国领导人。况且，邓小平的遗产既是对习近平的挑战，又对他有潜在的限制——是衡量习近平的历史尺度，也是党内其他人可以用来限制习近平方针的传统源泉。
纽约时报中文网的如上文章还介绍说：“习近平一直在‘窃取邓小平时代的政策’， ”澳大利亚研究中国的学者白杰明(Geremie R. Barmé)在今年夏天写道。“与此同时，也在贬低这位数十年来被誉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人。不过，关键是他还推翻了某些邓小平的遗产，这可能会限制他的影响力和使命感。”
白杰明在接受采访时说，习近平急于把自己定位为“毛泽东之后更伟大的大一统者”，将邓小平及其之后的领导人置于一个经济转型的时代，之后是一个只有他才能达成的强大的新时代。引人注目的是，习近平的此次（南方）行程还包括视察了南部战区，在那里，他敦促军事指挥官要“强化使命担当”，集中精力“推进备战打仗工作”。
这位白杰明先生可以是目前仍在活跃状态的西方国家的“中国通”里资格最老，对中国和中共政权体验和了解最深入的一位。他在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前后曾是刘晓波先生的西方人中密友之一，笔者一九九一年获准离开中国大陆前夜，有一次和白杰明先生讨论过当时还被关押在秦城监狱里等待发落的刘晓波“未来的命运”。白杰明是他自己给自己取中文名字，按照中文习惯， “白”就应该是他的“姓”了，也还因为他本人是西方白种人，所以但我们谈话之间还会故意称他为“白老师”。
记得当时我们言谈之间，白杰明先生模仿刘晓波的东北辽宁口音非常到位，因为他在七十年代即已经在沈阳学生和工作。本人及侯德建先生等几位朋友因为当时的《人民日报》对刘晓波已经点名批判，所以悲观认为刘晓波会被中共政权“从重处理”，而白杰明先生则不以为然，认为“六四”镇压之前刘晓波提前结束在美国的访问回到北京而被中共当局硬是扣上了“受西方反华势力指使”的 “黑帽子”，但日后在刘晓波受审过程中对此肯定是“查无实据”，这是其一。其二，当时的中共政权对外宣传中一再、特别强调天安门广场的大学生们是“和平撤离”，那就没有办法回避晓波和你们在广场“和平撤离”过程中的作用，所以晓波很可能会被共产党当成“六四黑手”里“将功折罪”的典型， “从轻发落”。
白杰明先生曾著有一篇长文《忏悔、救赎与死亡：刘晓波与八九民运》。文章开头引述的就是刘晓波在一九八八年写下的一段话：“我的极端应有存在的理由，我并不要求别人和我一样。……我对整个人类都是悲观的，但我的悲观主义并不逃避，即使摆在我面前的是一个又一个悲剧，我也要挣扎，也要对抗，我不喜欢叔本华而喜欢尼采，原因便在于此。”
在白杰明先生文章的第四节里，白杰明先生引用了刘晓波一九八八年发表的另外一段名言：“我绝不认为中国的落伍是几个昏君造成的，而是每个人造成的，因为制度是人创造的。中国的所有悲剧，都是中国人自编自导自演和自我欣赏的。不要埋怨别人，反传统与革新要从每个人开始。所以，我非常不同意不能反传统，否则就会反到自己身上的说法。我说恰好相反，反传统就要从个人开始。中国打倒了“四人帮”之后，人人都成了受难者，或是反“四人帮”的英雄。他妈的，文革时你干什么去了？那些知识分子写大字报比谁都写得好，没有土壤，毛泽东一个人不会有那么大的力量。”
白杰明先生在他的文章中还写道：值得一提的是，6月4日后，在被捕前的两天，刘晓波反复提起在广场上感受到的哥们义气。他尤其感到与其他三位绝食者侯德健、高新和周舵同呼吸共命运。尽管“哥们”这样一个词有许多含义，但是对刘晓波来说，它表示一种“伙伴情谊”，自己和这几个同代人之间表现为平等与尊重的情感纽带。它源自一种共同的经历感；经过了6月2日的热情宣誓和6月3–4日的恐怖屠杀，刘晓波觉得自己和他们命运相通。他在过去基本上是一个孤家寡人，这种新的“纽带”感原本有可能对刘晓波的思想产生重大影响。但刘晓波现已身陷囹圄，这种假设也没有了下文。为了便于理解，不妨将伙伴情谊视为刘晓波个性的另一个维度：侠客情怀。这种桀骜不驯、放荡不羁的个人或浪子在中国历史上层出不穷。 这种类比可能会冒犯到刘晓波，但一位关注刘晓波在这场抗议中的言行的中国人也注意到了他的这一性格……
日后的刘晓波以他的实际行动践行了他所说的“即使摆在我面前的是一个又一个悲剧，我也要挣扎，也要对抗，”先后三次入狱，在监狱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后，悲剧地惨死在中共政权的残暴监禁中。而刘晓波的第一次被监禁，也就是笔者本人在一九八九年六月五日将他从白杰明的澳大利亚朋友处接出来商量好共赴东北长白山逃亡路线的当天晚上开始的那一次的结局，完全不出白杰明所料……。刘晓波因为“一意孤行”而二次、三次入狱都是一九九二年春笔者与他和周舵在美国哈佛大学相聚之后毅然再次回国之后的事情。当时与晓波和周舵在美国相聚时谈到白杰明，晓波也极推崇白杰明对中共政权的分析是“料事如神”。
从那以后，笔者就一直推崇白杰明先生是笔者离开中国以后先后直接和间接接触过的诸多西方世界里的“中国通”里最“通“的一个，分析和判断中国时政极为老道，极为深入，极为准确，堪称“一通到底”。
早在习近平在党内正式“称帝”的中共十九大召开的前两年，白杰明先生在被记者问及“中国（大陆）的民族主义是否已经失控”的问题时回答说：在某种程度上，中国的民族主义已经失控很多年了。1989年6月4日以后，中国在全国范围内深入开展了代价不菲的再教育活动，强调中国特殊的国情、强烈的“国家意识”和伟大的历史。中国的独特性由此在民众中扎下了根。但这种独特性受到了台湾和香港的威胁。台湾采取了大为不同的社会政治道路，而在香港，殖民主义遗留下的复杂影响，融入了当地的身份认同和政治意识。市场改革在中国内部带来的多元化，也对其构成为了威胁。
白杰明先生说：当然，中国追求强盛的夙愿正在达成，但在这个过程中，它形成了一个一党制的民族国家。除了不懈的警方行动外，这个国家还通过大肆宣传和在公开场合好勇斗狠来维持统一。但还有“另外一个中国”，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见多识广、对事物有所怀疑、博览群书，通常都有丰富的旅行经历，且是现代全球社会的一部分。这“另外一个中国”常常会被禁言、忽视或误解，但即便是在习近平任期结束之后，它也还是能蓬勃生长。
当时，也就是二零一五年在论及“未来五年中美关系会是什么样子”的问题是白杰明先生回答说：生活在一个与美国有盟友关系，且敬重美国的国家，我只能希望，如果美国和地区内的伙伴继续实行“威慑中国”的政策，最好能取得成功……。然而，作为一个20多岁时曾在信奉毛泽东思想的大学里接受过教育的人，我有时候会比较阴暗地想，一系列地区冲突很有可能是未来几年的现实。
现如今，白杰明先生所说的“冲突”正在进行中----首当其冲的就是中美关系，而白杰明先生口中的“另外一个中国”中的代表人物之一就是 国自由派民间智库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教授。盛洪先生十月十九日曾发表公开文章《中美关系是改革开放的国际环境基础》。文中说：也许有一天，中国能够超过美国，在世界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但这一定不是由于放弃了改革开放和与美国的战略合作所能取得的，而只能是在改革开放和与美国战略合作的互补结构下实现的。中国不应该也不可能以违反中国与世界大多数国家有着高度重叠的文明规则的形式称霸世界。在遵循有着人类共识的文明规则基础上，中国若再能克服现在美国的错误与偏差，才有可以成为有道德感召力和强大经济实力的文明中心。在今天，中国面临着偏离改革开放轨道的危险，这一危险又会导致失去与美国的战略合作关系，这将是一个满盘皆输的结果……。今天的中国社会总体上还是邓小平意义上的改革开放的结果，虽然出现了一股小小的逆流，但只要能够警醒，克服这一逆流，保持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的大方向并不困难。”
谁成想，盛洪先生的“并不困难”话音刚落，他到美国开会讲学的自由便被习近平政权剥夺了。已经被外界媒体广为报道故事是：中国自由派民间智库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教授被禁出境参加天则所和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合办的中国改革开放40年研讨会。原定在研讨会发言的盛洪11月5日在推特上写道：“记得2008年我到芝加哥大学参加科斯发起的改革开放30年研讨会，觉得改革已大功告成；这次我到哈佛大学参加改革开放40年的研讨活动，却被告知我参加研讨会会‘危害国家安全’，不让出境。恍如隔世。 ”
盛洪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说 ：想一想，尽在不言之中，事实已经说明问题了，恍如隔世啊。当时绝对没有想到一个问题，我要去美国或者外国开一个学术会，会碰到这样的情况，这是想都想不到的。当年那个会（2008年中国改革开放30年研讨会）主要是总结改革开放成功的经验、中国奇迹的。当然现在看来，当年那个会有个缺陷，就是没有看到改革开放中可能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使我们改革开放的成果不能保持住。现在我为了开改革开放40年的会，竟然出不去，这是非常令人意外的一件事，也是更让人震惊的一件事情。怎么解释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是危害国家安全？这说明一个问题，做这样一个决定可以没有法律程序和一系列原则，就会作出一些让人震惊的事情。
有报道说盛洪先生这次出访被禁是国安人员奉命在机场阻截的。他口中的“谁也没有想到”应该是指“当年”讨论改革开放三十年之经验和成果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十年之后，也就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时候习近平已经把他口中的深化改革实践成了对邓小平继往改革政策和路线的否定性“改革”，把邓小平制定的“对外开放”的“韬光养晦”务实政策“改革”成了所谓的“不怕对抗”和“引领世界”……
正如本文开头所介绍的《纽约时报中文网》文章所说：习近平在很多方面都更倾向于脱离邓小平议程的政策。除了邓小平曾回避的自我夸大宣传之外，习近平还采取了一种更为自信的外交政策，公开挑战美国，限制西方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并试图保护中国公司免受外国竞争……。经历了同美国进行长期贸易战的威胁，“一带一路”倡议核心的基础设施投资亦遭到抵制……。人们对此有很多不满，而习近平重申了他在政治体制中的至高地位。
如上文章所介绍的人们不满习近平忤逆邓小平的具体内容还包括篡改宪法，否定邓小平对党内终身制政策的废除，以及前不久举行的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年度会议上，“颇有影响力的邓小平长子邓朴方讲话的 部分内容被视为对习近平的巨大野心的间接批评”，等等。
在本文的最后要再次提醒的是，受邓朴方“反习讲话”的政治牵连，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的官方网站无论是中文版还是英文版目前仍然继续处于休克状态。习近平在封杀邓朴方的同时如何也把与胡德平的“路线斗争”公开化，下篇文章中会着重介绍。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