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 | 夜话中南海:朱国贤从习近平在浙江时的吹鼓手变成了中纪委打手

我们《夜话中南海》上次节目播发的《习近平安插在中纪委里的浙江嫡系》一文,介绍到了习近平二零一二年在中共党的十八大上接替胡锦涛党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同时,不但把此前一直被外界认为是国务院常委副总理人选的王歧山“意外”地委以中纪委书记重任,同时还把王歧山日后在中纪委的第一副手,交给了自己当年浙江省委书记的继任、在浙江省委书记任上一直是“按(习近平 )既定方针办” 并因此得到习近平高度政治信任的赵洪祝,令赵洪祝以十八届中央书记处书记身份官至副国级。

在王歧山和赵洪祝为习近平“打虎” 立威的那段时间里,曾有一篇明显是在借古讽今的介绍明朝“东厂”的文章被广为转载。文章的大致内容是:永乐十八年(一四二零年),经历“靖难之役”后即位的明成祖朱棣,由于一方面建文帝未死的流言不时出现,另一方面朝廷中很多大臣对新政权不太支持,而朱棣亦对朝廷大臣也多不信任,急于巩固自己新政权的他,感觉设在宫外的锦衣卫调用起来不是很方便,于是决定建立一个新的机构——东缉事厂(简称“东厂”)。因为在他起兵的过程中,一些宦官与僧人出过大力(如著名的郑和、道衍),所以在他心目中觉得宦官比较可靠,而且宦官身处皇宫,联系起来也比较方便。于是他一反太祖关于宦官不得干预政事的禁令,重用亲信的宦官担任东厂首领,只对皇帝负责。

中国大陆上流传的这篇文章中还介绍说:东厂建立起来之后 ,他们不经“司法机关”批准,就可以随意监督缉拿臣民。东厂的首领称为东厂掌印太监,也称厂公或督主,是宦官中仅次于司礼监掌印太监的第二号人物。其官衔全称为“钦差总督东厂官校办事太监”,简称“提督东厂”。 东厂的属官有掌刑千户、理刑百户各一员,称贴刑官。除此以外,设掌班、领班、司房四十多人,但具体负责侦缉工作的是役长和番役,役长相当于小队长,又叫“档头”,共有一百多人……。 东厂不仅在机构及人员配置上更加精干合理,而且在侦缉行动上制订了相当严密的制度。如每月初一,东厂都要集中布置当月的侦缉工作,厂役在东厂内抽签决定所负责的地盘。在文献记载中可以发现,东厂厂役的工作种类都有特殊的名称。例如监视朝中各部官员会审大狱及锦衣卫拷讯罪犯者名为“听记”,在各处地方官府访缉者名为“坐记”,还有某位官员有何举措或某城门捕得要犯,胥吏记录上报东厂者名为“打事件”。起初,东厂只负责侦缉、抓人,并没有审讯犯人的权利,抓住的嫌疑犯要交给锦衣卫北镇抚司审理;但到了明末,东厂也有了自己的监狱。 说实话,被衙门捉了还不一定可怕,但是被厂卫捉了你会发现死亡是最大的恩惠……。

笔者曾接触过一位在美国某校毕业后,因为疫情而有家难回的中共副部级贪官的后代,其父几年前被判处无期徒刑后即进入秦城监狱服刑至今。

前中纪委第一副书记赵洪祝。(Public Domain)
前中纪委第一副书记赵洪祝。(Public Domain)

该官二代告诉笔者,他父亲进入秦城监狱的第二个月开始享受了被家属按期探监的待遇,在此之前长达近三年的被中纪委专案组“双规”的时段里,是死是活家人都不知道。

这位副部级“贪官”对前往探视的家人说,被中纪委“双规”的日子真真就是生不如死。相比于暗无天日的中纪委“招待所”,秦城监狱简直就是“天堂”。在被“双规” 期间,能够支撑自己活下去的信念就是“熬到进监狱之后的日子就好过了”。

从这位副部级“贪官”口中所形容的在中纪委“招待所”里被“双规”的日子与秦城监狱的服刑生活的对比,令笔者明白了为什么几乎所有的被对外公开宣布送监服刑的大小贪官们都是“心甘情愿”的“服从判决,不上诉”。因为被判刑就意味着被纪委“双规”的生不如死、求死无门的日子终于结束了。

关注过王歧山的人都应该知道,他是学历史出身 ,1971年在陕西被从知青中“招干” ,得以进入西安省城的第一份工作就是陕西省博物馆馆员;两年后即以工农兵学员身份被推荐进入位于陕西省西安市的西北大学历史系在职学习3年,结业后继续任职陕西省博物馆; 1979年回京后,又任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室当了三年实习研究员,而后从政。所以他肯定是早就熟知中国历史上大明王朝的“厂卫”制度,将此制度“古为今用”的主意兴许就是他王歧山出给习近平的。

中国历史上大明王朝的东厂监视政府官员、社会名流、学者等各种政治力量,并有权将监视结果直接向皇帝汇报。依据监视得到的情报,对那些地位较低的政治反对派,可以直接逮捕、审讯;而对高级官员或者有皇室贵族身份的反对派,东厂在得到皇帝的授权后也能够对其执行逮捕、审讯。

东厂的侦缉范围非常广,获得的情报可直接向皇帝报告,可以在没有证据的情况,单凭怀疑推理或皇帝喜好随时随地不论品级抓捕任何人。朝廷的各个衙门都有东厂人员坐班,监视官员们的一举一动;一些重要衙门的文件,如兵部的各种边报、塘报,东厂都要派人查看;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柴米油盐的价格,也在东厂的侦查范围之内等等。由此可见,东厂厂公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最有名的东厂掌印太监魏忠贤甚至有“九千岁”之称。这也是为什么,王歧山担任中纪委书记期间获得了王公公的雅号。

笔者早在八年多前中共十八大结束,习近平正式登基之后不久即在本专栏过去的介绍王歧山的文章中,向读者和听众们介绍了大明王朝宦官魏忠贤因为极其受万岁爷皇帝的宠信,所以被称为“九千九百岁”。王歧山之于魏忠贤,除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一点相像,更相像的还有王歧山的中纪委在中共党内早就被人类比为当年魏忠贤把持的东厂。因为史书上记载的魏忠贤排除异己、专断国政,以致人们“只知有忠贤,而不知有皇上”。当代的好事者们借古喻今,因此而推断出了王歧山“功高震主”令习近平不得不防。殊不知,习近平十六岁那年就已经和王歧山同睡一张土炕,合盖一条被子相拥取暖。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当年的习近平送王歧山离开自己的窑洞时,习近平不一定会背诵一句“桃花潭水深千尺, 不及汪伦送我情”,但此情此景很可能会令他联想起史书上记载的陈胜和吴广:苟富贵,毋相忘!

在王歧山执掌中纪委的五年时间里,手下的主要人马就相当于当年东厂的“掌班”、“领班”和“司房”,包括了我们上篇和前篇文章中陆续介绍过的习近平浙江省委书记继任赵洪祝和习近平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的“二秘”徐令义等人。

徐令义被习近平和赵洪祝安插进中纪委之后,所担任具体职务,除了我们上篇文章中介绍 过的驻中央办公厅的纪检组长和赴重庆“回头看”巡视组组长,也还担任过赴河南和江西等地的巡视组组长。

中纪委副书记徐令义。(Public Domain)
中纪委副书记徐令义。(Public Domain)

按照中共官媒当年的报道,徐令义在担任中纪委驻中央办公厅纪检组长期间,“顶住巨大压力”,不到一年时间就调查处理违纪违法问题103起,平均每三天查处一起。

说起来,徐令义在担任驻中办纪检组组长时还只是个副省部级干部,其正省部级待遇是在担任了派驻地方的巡视组组长之后,才被正式明确的(是所谓“明确为正省部级”)。但是他的威名,却足以让每个被他巡视过的省份内的省委书记和省长闻之颤抖。他前后巡视过的几个省份里,即使省委书记和省长最终被“审查”过关,但在位或者在当地难退位的副省部级官中,都有好几个被先“双规”再判刑的。

在地方各省巡视的过程中,徐令义的权力大到随时可以令省委书记招集省委扩大会议。这种会议场合,省委书记虽然是仍然坐在会议主持人位置上,但却要看着“列席”会议的徐令义的眼色行事。接下来的场景就是,突然有两个身着铁灰色无徽章制服的壮汉徒手冲进会场,接着徐令义就会高喊一声XXX(或者XX)站起来。然后,这个被徐令义点名的副省部级干部往往都是双眼紧闭,两腿瘫软,被两个灰衣人半架半拖地弄出已经弥漫起一股呛人的尿臊味的会场……。

而我们本文前面刚刚介绍的那位如今正在秦城监狱服刑的副部级“贪官”,当年就是在某个省份任职期间,到被我们上篇文章中介绍了中纪“回头看”巡视组长徐令义抓到了贪腐把柄。而笔者特意在本文里为他的“贪官”二字打上引号,是因为他的后代对外声称“完全是在替省委书记顶罪”。

我们本专栏上篇文章中介绍过了,习近平主政浙江期间,慎海雄和与他同时任职新华社浙江分社的朱国贤在陈敏尔和徐令义的授意下,不但为向全国宣传习近平的浙江政绩写习近平所想、投近平所好,而且还时不时在“内参”文章里极力美言习近平的“浙江新政”,一再向当时的江泽民、胡锦涛、曾庆红,以及所有中共在位和退位领导人的耳朵里灌风,才终于达到了令习近平在被与李克强等人“比选”的过程中顺利胜出的预设目标。这就是习近平上台之后,在提拔当时的浙江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陈敏尔的同时,也陆续对当年在浙江还只是正厅和副厅级的徐令义,以及慎海雄和朱国贤委以重任的原因。

而除了徐令义之外,习近平当年在浙江时期的吹鼓手中的朱国贤,日后也被安插进中纪委的“打虎”班子。如果说徐令义当时的主要任务是侦缉进而抓捕副省部级以上贪腐官员的话,那么王歧山和赵洪祝给朱国贤安排的任务就是让他们个个都得“认罪悔罪”。

浙江省委常委朱国贤。(Public Domain)
浙江省委常委朱国贤。(Public Domain)

中共十九大召开前的二零一七年一月,中共官媒曾广为转载了中纪委网站的《朱国贤:忏悔录是最好的开展党性教育的活教材》一文,说是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七次全会精神新闻发布会一月九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中央纪委宣传部部长朱国贤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纪委编辑了严重违纪违法中管干部的忏悔录,忏悔录是用他们的惨痛教训换来的,是最好的开展党性教育的活教材,具有很强的警示作用……。

当年习近平离开浙江后,这位朱国贤很快就由新华社浙江分社的副社长升任贵州分社社长,而后转任新疆分社社长,再往后就是又回任浙江分社一把手……。

二零一六年二月二十三日的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曾刊登消息说:中央第九轮巡视对32家单位党组织开展专项巡视,同时对辽宁、安徽、山东、湖南等4个省进行“回头看”。其中,朱国贤担任对辽宁、山东两省进行“回头看”的中央第三巡视组副组长。此时的朱国贤,还只是正厅局级干部。

当时朱国贤到辽宁巡视的次月,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就宣布了“第十二届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珉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当天,朱国贤就在沈阳率人搜查了王岷在当地的家,并将其妻子张静押送北京。

完成了在辽宁侦缉王岷“所犯罪行”的任务之后,朱国贤即被宣布为中纪委宣传部长,晋升副省部级。后续的内容,留待下篇文章再向读者和听众们介绍。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