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共军中巨贪徐才厚被三零一医院“特护组”邀集军内外各路专家“集体会诊”之后确定已经“回天乏术、来日无多”的报告报送中央军委和中纪委的消息在北京流传开来，一篇题目为《国贼徐才厚查抄内幕》的港媒文章以“出口转内销”的暴料方式传递出中共决策层对徐才厚案“必须抓紧完成司法程序”的紧迫感。
自薄熙来、王立军，以及刘志军等人被陆续“司法处理”之后，人们不难发现他们之间的一个重要共同点就是最终写进起诉书和判决书中的案情，特别是贪污和受贿的额度都要比民间事先揭露出来的少了太多太多。未来徐才厚的被起诉书中会被“落实”的犯罪金额会有多少也许还要造等待上级授意，但由中共自己的在港媒体主动报料的徐才厚的经济罪案的情节之严重、数额之吓人，则是远远超出了过去所有的民间传闻。用一位曾经自夸擅长编故事“恶心共产党”的海外媒体人的话说：中共政权这次利用其在港媒体主动对外公开的徐才厚犯罪情节和严重程度，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力。
而这篇《国贼徐才厚查抄内幕》出笼之后之所以能够“再次掀起了舆论狂潮”，就是因为其中有一段内容是故意给出一个已经是很小的范围，招惹外界去议论和猜测出身农家，素无背景的徐才厚，之所以能够在军中扶摇直上的“伯乐”到底是谁？
该文中总结徐才厚的早年从军简历分析说：自任吉林省军区干部处副团职干事以后，因年轻、高学历优势，已摆脱“被转业”境况的徐才厚，官运变得非常顺达。
其实，徐才厚虽然出身微寒但毕竟具备着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的学历背景，这一点是众所周知的。公正地讲，这也是日后的“老领导”们大力提携他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
正所谓无独有偶，如今正在病榻上等待审判的徐才厚最早被军队“老干部”举荐的经历和与他同样具备军事院校本科学历的，正在秦城监狱里度日如年的陈良宇最早被上海“老干部”举荐的过程十分相似。
一九四六年出生，比徐才厚年轻三岁的陈良宇“文革”前于一九六三年因为符合“又红又专”的录取和审查标准而穿上军装，成为 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建筑系结构专业的本科学员之一，时年十七岁。同年，大连瓦房痁地区贫雇农家庭出身的时年二十岁的徐才厚被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电子工程系录取。
一九六八年八月，此二人因为“时代的原因”同时被安排到不同的基层部队“当兵锻炼”……
再往后的不同经历是，陈良宇正式的军官没当一天就被迫“转业地方”，进了上海一家工厂，徐才厚则被部队留用……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提倡“干部四化”，“知识化”和“专业化”的干部需求令习近平、王歧山等身背“工农兵学员”学历的“提干”对象都供不应求，更何况以“真大学生”（即“文革”前凭高考进入大学者）为傲的陈良宇、徐才厚等。
更让此二人日后才感受到受益终生的是，他们在进入重要领导岗位之前，分别都被安排担任一段时间的老干部服务部门的负责人，陈良宇是从一九八五年初至一九八七年初担任过整两年时间的上海市委老干部局的副局长和局长，徐才厚则是在一九八二年至八三年担任过一年多时间的吉林省军区政治部离退休干部办公室主任。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共官场里混过的人都知道什么叫“扶上马，送一程”，说的是中共自上至下，从地方到军队都因为邓小平一声令下废除了“领导干部终身制”，实行了干部离、通休制度之后，所有因年龄和身体原因从各级领导岗位上退下去的老干部都自认为“本着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对新上岗的年轻干部负有指手画脚的义务，而负责照顾这批老干部的陈良宇也好，徐才厚也好，只要把老干部们伺候的得体又周到，不愁老干部们不在台前领导班子成员间为他们说好话。可见，最初令徐才厚摆脱“被转业”境况的“伯乐”应该是吉林省军区里的一个或者数个上世纪邓小平时代初期即已经离退休的“老干部”。
《国贼徐才厚查抄内幕》一文中总结道：从1982到1985年，三年之内由 普通副团职军官擢升为正师职的大军区二级部部长。五年后，晋升正军。1990年，徐才厚升任第十六集团军政委。两年后又升任总政治部主任助理兼解放军报社 社长。仅仅一年之后再次晋升总政治部副主任，时年五十出头便跻身大军区正职。短短十年的火箭式蹿升，可谓是顺风顺水，青云直上。
该文中还说：据悉，徐才厚在中共十五大时能阔步进入总部机关，并非海外传闻的得到时任某位军委领导人的青睐，彼时，该领导人并不认识徐才厚，徐依赖的还是一位山东籍的某军队政工系统高官的提携。农家子弟的徐才厚出生贫寒，素无背景，能在军中扶摇直上，与该高官的赏识、选拔和一再举荐不无关系。
这里先中纠正的是，徐才厚“阔步进入总部机关”的时间不是十五大，而是中共十四大闭幕之后没过几天的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初。
继而更要纠正的是，因为该文中为了撇清江泽民“用人不察”的责任，特别说明了徐才厚进入总部机关是因为得到了一位解放军政工系统的山东籍高官的提携，外界即把关注焦点放在了曾经担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和军纪委书记的山东籍高官张树田身上，完全与事实相悖。
有外界媒体以徐才厚以及郭伯雄是十六大选出的军委领导人，而具体负责十六大军委班子选拨的人是当时的是两个山东籍的总政副主任王瑞林和张树田为“依据”，认为“当时王瑞林一直在邓小平办公室工作，很少到总政大楼办公”，所以“当时的选拔大权就落到总政另一副部长（应为副主任）张树田手中”。殊不知早在中共十六大召开（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之前两年又两月的一九九九年九月，已经担任两年时间的总政副主任，完成是为了令其有大军区政工一把手工作经验和资历才被外放了济南两年时间的徐才厚已经奉调回京，出任中央军委委员、总政治部常务副主任和总政治部党委副书记，同时晋升为上将军衔。自此成为此前半年多才被从兰州军区副政委岗位上调升总政副主任和党委委员的张树田的顶头上司。
更要说明的是，张树田当年被从武警部队政委位置上贬至兰州军区副政委后，其中将警衔随转为中将军衔，而他被明确为正大军区级的时间比徐才厚出任被明确为正大军区级的总政副主任的时间晚了五年半，晋升上将军衔的时间也比徐才厚晋升上将军衔的时间晚了一年。所以，仅仅依据张树田曾经担任过总政副主任，而且又是山东籍，就断定他是当年“选拔”徐才厚的“军中伯乐”，就如同把王岐山说成“选拔”习近平的“伯乐”一样荒唐搞笑。
事实恰恰相反，不是张树田当年“选拔”了徐才厚，而是徐才厚提拔了张树田成为他自己的军纪委书记接班人。
徐才厚一九九九年九月成为中央军委委员、总政常务副主任和党委副书记之后没有几个月，又接替了比自己年长八岁，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与自己同时调升总政助理的周子玉的军纪委书记职务。同时被宣布退役的周子玉此后专任中央政法委副书记至中共十六召大开为止。
日后，在徐才厚已经被确定为十六大上的新一届总政主任的同时，正是因为徐才厚的力主，张树田才力压排名在自己之前，升任总政副主任比自己早了近三年时间的袁守芳，被内定为军纪委书记接班人，并因此而被安排为十六届中纪委委员、常委和副书记。而正式被宣布成为徐才厚军纪委书记接班人的时间实际上是在十六大召开之后两个多月的二零零三年一月。
至于当时的徐才厚的“军中伯乐”到底应该是谁，留待本专栏的下篇文章作详细的介绍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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