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迫不得已的纪念，再无耻不过的谎言！》中已经介绍过了中共中央早有专门文件规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那座“党国神社”中为毛泽东伴尸的刘、周、朱、陈、邓五人的逢十瞑诞都是和毛泽东一样待遇，要由在位总书记亲自出面讲话纪念的，这五人中只有一个刘少奇是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所以纪念他刘少奇的公开讲话中无论怎么措词以回避和掩饰毛泽东的文革罪行，都会被党内党外、国内国外嗤之以鼻。
二十年前江泽民在纪念刘少奇百年瞑诞时对刘少奇之死的描述是：“‘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制造伪证，罗织罪名，残酷迫害刘少奇同志，他不幸蒙冤致死。”
不难看出，当年的江泽民不过是把致死刘少奇的主犯回避不提，只提从犯，给人的感觉是他只提林彪和“四人帮”的“助纣为虐”，但却不提这里的“纣”就是毛泽东。而如今随时都会把一句“庄稼汉”语言“听蝲蝲蛄叫还不种庄稼了？”挂在嘴边的习近平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把刘少奇的“蒙冤致死”直接说成是“林彪四人帮反常集团的残酷迫害”，不但是已经把谎言编得彻头彻尾，而且也已经悖逆了中共中央当年为刘少奇平反之决定的定性。
《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出台于 一九八○年二月二十九日。文中第一段内容是：“……文化大革命前夕和初期，由于当时对党内和国内形势作了违反实际的估计，认定党内存在一条与中央路线相对立的反 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存在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把刘少奇同志当作党内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总头目和全国最大的走资本 主义道路当权派；并且离开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采取错误的方针和方法，在全国范围内，对刘少奇同志进行了公开的、错 误的批判和斗争，撤销了刘少奇同志党中央副主席的职务和实际上撤销了他的国家主席的职务。 ”
请读者和听众注意，如上这串内容居然没有主语，是谁“当时对党内和国内形势做了违反实际的估计”？是谁“认定党内存在一条与中央路线相对立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是谁“把刘少奇同志当作党内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总头目和全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谁“采取错误的方针和方法，在全国范围内，对刘少奇同志进行公开的的、错误的批判和斗争”？
不过，即使是这种用没有主语的行文方式来防止平反刘少奇导致批判毛泽东，但当时的这份决议至少没有像如今的习近平纪念刘少奇讲话中那样，把令刘少奇“蒙冤致死”的罪责直接、全部安到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身上。
一九八零年的那份给刘少奇平反的中央决议中结束了如上一段没有主语的叙述之后紧接着的内容是：“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出于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目的，不但对关于 刘少奇同志的错误认识和错误处理的形成，起了极为恶劣的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且利用这个错误，凭借其所窃取的权力， 蓄意对刘少奇同志进行政治陷害和人身迫害，并把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诬陷为“刘少奇的代理人”，统统打倒。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成立了专案组，在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的直接控制和指挥下，一方面，采取弄虚作 假、断章取义、逼供信等恶劣手段，拼凑虚构的、牵强附会的材料，伪造证据，报送中央；另一方面，又扣压了解真相的 人的证词和被迫提供伪证的人多次更正的材料，于一九六八年九月，提出了一份所谓《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 的审查报告》。这份《报告》和附件《罪证》，是由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当时党中央工作和党内生活处于极不正常的状 况之下通过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还宣布了中央“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 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的决议。十一月下旬，上述公报、审查报告和附件，以中发〔68〕152号和〔68〕155号文 件发至全党，口头传达到群众。这就造成了全国最大的冤案。 刘少奇同志本人，早在一九六六年冬即被隔离和批斗。在整个隔离、批斗过程中，被完全剥夺了申辩的权利。一九六 九年十月，于重病中被强行从北京押送到开封“监护”，同年十一月十二日被迫害含冤逝世。 ”
如上这段内容虽然没有直接点出江青、康生等人的所做所为事实上都是秉持上意，但至少“对关于 刘少奇同志的错误认识和错误处理的形成，起了极为恶劣的推波助澜的作用”这句清楚地表达出无论是江青还是康生，再加谢富治“等人”，在迫害刘少奇这一事件中都不过是“助纣为虐”、“为虎作伥”，那“纣”和“虎”就是该平反决议中不得已而隐去的主语毛泽东。
另外，如上这段中“ 刘少奇同志本人，早在一九六六年冬即被隔离和批斗。在整个隔离、批斗过程中，被完全剥夺了申辩的权利。一九六 九年十月，于重病中被强行从北京押送到开封“监护”，同年十一月十二日被迫害含冤逝世”这两个被动句式中，两个“被”字后面的宾语都被故意“省略”了。但即使这种欲盖弥彰、瞒天过海，力图遮掩历史真相的手法，相比于如今的习近平干脆就篡改和编造历史，性质上还是有所不同。
为刘少奇平反的决议出台一年多后，一九八一年六月又出台的《关于建国以后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中明文写道：“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毛泽东同志所重用过的林彪、江青等人，他们组成两个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的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背着他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
“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八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这两次会议相继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对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和对所谓’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进行了错误的斗争，对党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错误的改组，成立了所谓’中央文革小组’并让它掌握了中央的很大部分权力。毛泽东同志的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被鼓吹到了狂热的程度。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主要利用所谓“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乘机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
至此，当时的中共中央已经公开、正式对党内党外宣布了对“文化大革命”的完全、彻底的否定，并认定了毛泽东是第一责任人。
中共第一官媒人民网上刊登的《揭秘：刘少奇是如何从国家主席位置上跌落的？》一文清楚记载： “1967年3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把有关刘少奇‘历史问题’材料转交‘王光美专案组’调查，并指定康生分管。这样，‘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正式成立，开始制造中共历史上最大的一桩冤案。此时，刘少奇已经被剥夺了所有的权利，甚至给毛泽东的申诉信也给扣押，多次提出辞职无人理会。刘少奇问题的处理大权完全被林彪、江青、康生掌握。1968年2月26日，谢富治在专案组报告上批示说：‘大叛徒刘少奇一案，主要工作都是由江青同志亲自抓的。今后一切重要情况的报告和请示都要直接先报江青同志’。”
这份官方认可的党史回忆文章更是证明了即使对康生、江青和谢富治为刘少奇和王光美罗织“历史罪行”的指控是真，他们也不过是奉命行事。谁下的命令呢?当然是1967年3月1日召开的那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的主持人毛泽东，也还有当时受命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
中共官方党史刊物曾刊登《1969年北京高干大疏散：邓小平和刘少奇待遇迥异》一文。文中记载：1969年3月，苏联军队侵入中国黑龙江省的珍宝岛地区，打死打伤我国边防部队指战员，制造了严重流血事件。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还击。中国外交部3次向苏联政府提出强烈抗议。这一边境武装冲突事件，加重了党内存在的关于认为国际形势日益严重、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估计。3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上着重谈了准备打仗的问题。
10月17日，林彪作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要求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抓紧武器的生产，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等。10月18日，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黄永胜等以“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正式下达这个“紧急指示”，引起了各方面的极大震动。
为配合战备需要，中央决定把一些人员从北京疏散到外地。其中既包括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一些“文化大革命”中受批判、“靠边站”的原中央领导同志，也包括一些“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被扣上其他罪名的领导同志。在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中，朱德、董必武被疏散到广东，叶剑英被疏散到湖南，陈云、王震等被疏散到江西，聂荣臻、陈毅等被疏散到河北。被打成“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刘少奇重病在身，被人用担架抬上飞机，送到河南开封一个壁垒森严的天井院中监禁起来，并有一个排的武装部队看押。其实，刘少奇这时已不能说话、不能行动，就是不看押也跑不了了。被打成“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邓小平被送往江西南昌，被打成“党内第三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陶铸被送到安徽合肥。
据当时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回忆，在中央作出上述决定后，毛泽东曾对汪东兴指示：“要把陈云、王震他们放在交通沿线，来去方便。”毛泽东说：“万一打起仗来，要找的时候，我还离不了这些人呢。这些人还用得着，我还要他们呢！”在紧张的战备气氛中，要准备打仗，中央安排疏散，毛泽东也要到外地去。周恩来报告毛泽东，想让汪东兴留下，帮助做疏散工作。毛泽东批准汪东兴留下10天。这样，和邓小平等谈话的工作，就落到了汪东兴身上……。邓小平虽然对被疏散到江西感到突然，但汪东兴亲自来谈此事，减轻了他心中的不安。汪东兴承诺以后有事还可以找他，这一点非常重要。也就是说，即使去到千里之遥的外地，也能够保持和中央的联系。汪东兴在几天后又一次来看邓小平时还表示，你们要带什么都可以，带不走的可以留在这里，这个院子不会动的，以后你们回来还可以住这里。
汪东兴是工作在毛泽东身边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泽东曾交待邓小平有事找汪东兴，以后也一直让汪东兴直接主管邓小平的有关事情。这次汪东兴来见邓小平，不但态度很好，而且承诺以后回来还可以住在原处，这些都富有积极的意义。汪东兴的谈话，使邓小平明白，疏散离开北京，不单单是对邓小平的行动。
该文章还记述说：1969年10月，当中央决定把邓小平、陈云、王震等老同志疏散到江西以后，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于18日上午亲自给江西省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办公室打电话，找江西省的党政军主要负责人……。心细如发的周恩来，在电话中充满了对老同志的关切之情……。郑重地说：“邓小平夫妇二人也到你们那里去。……毛主席不是在九大说过吗？邓小平的问题和别人不同，他下去是到农村锻炼。”
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高文谦说“战备疏散是毛作出的决定。把刘少奇紧急从北京送到开封。送的是谁呢？就是汪东兴的人。毛泽东的夫人江青和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林彪难辞其咎。江青在(刘少奇和王光美罪证)材料的批语当中使用了‘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特务、大反革命’的字眼。9月19号，林彪批写：‘完全同意’，‘向出色地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周恩来当时是中共中央专案审查委员会主任。周恩来1968年9月25日在刘少奇审查报告上批写道：‘刘贼是大叛徒、大工贼、大内奸、大特务、大汉奸，真是五毒俱全、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
总之，当年无论是“文革大革命”的发动还是令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蒙冤致死”，毛泽东是罪魁祸首，周恩来是为虎做伥，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则是助纣为虐，所有刘少奇“蒙冤致死”的全部责任人中，首犯是毛泽东，主犯是周恩来，从犯是林彪、江青、康生、谢富治，这是近四十年前的中共两份中央全会决议中即直接或者婉转认定的历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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